再找人禁我啊，爷的贴不是盖的，号太多，我登陆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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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找人禁我啊，爷的贴不是盖的，号太多，我登陆不过来。
对，本文的重点不是要讨论建筑材料的问题，但是作者却把建筑材料作为文明的一个标志，尤其是是否形成城邦的标志。显而易见，作者根据夏朝的城墙是土夯就认为其只是一个部落。可见，不是我要讨论建筑材料的问题，而是作者把建筑材料作为了一个论据。显然你也同意建筑材料并不是文明与否的一个标志，所以，作者关于建筑材料的部分我们可以忽略掉。引用:
作者: 此帖已删
关于文明与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你可以认为作者的定义是正确的，但我所认识的考古学家给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文明是文化活动的成果。当然，我认识的考古学家都是中国人。可见，文明在更大程度上，其范畴是小于文化的。所以，说文化并不代表其没有文明。
关于你说的文明的标准，我把我看过的部分的证据列一列吧：文字，甲骨文，约4000多年前，河南登封，夏遗址；青铜器，青铜刀，约4500-4800年前，甘肃东乡自治县，马家窑文化；城邦，作者文中已经提到，而仅仅因为它是土夯而不是石材，被作者毙掉啦，而你似乎也赞成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吧。
关于传承问题，中华文明不是”换血“而是融合，或者说加入新鲜血液，真正换血的不是中华文明。
关于不严谨的问题，如果一篇文章有10个错误，而我看到第5个错误的时候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然后我提出了2个错误，我是否有资格说"后面还有很多不严谨的地方“呢？
关于有色眼镜的问题，作者可以看看，我通篇回复，有没有说希腊或其他文明不是文明，有没有说中华文明或者夏文明就比其他文明先出现或者高级？
另外，我也想请楼主想想，西方文明是工商业文化，而中华文明是农耕文化，其起源方式不同，必然导致形式的不同，完全照搬西方的标准来套用中华文明，我认为不妥。这就象说这个猩猩会用石头砸坚果吃，他就完成了从动物到人的转变，而另一个猩猩只会用木棒打树上的果子，他就还是一个猩猩一样。
你也承认文明的外延小于文化，那怎么可以把文化也算作文明的一个阶段？马家窑文化是文化，不是文明，不能算作文明国家的起点。建筑材料只是很多标准中的一个。但是，别的文明可不会留下一些夯土城墙。引用:
作者: 叨叨鸟
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现在你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农村地区都还能看 到没有能力盖砖瓦房子的贫困农民用这种方式搭建窝棚。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 很清楚了吗？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如，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遗址（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 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而世界上已发掘出来的最早的城 市遗址在现在以色列境内，时间是一万年前。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文字，青铜器，以及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 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宏伟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可见夏文化怎么也称不上文明。
你的逻辑错误就好比你对别人说，猩猩是哺乳动物，人也是哺乳动物，所以猩猩也是人。
所以说，你所谓的夏文明充其量只是文化。你非要说它是文明，就要拿出证据证明它同其他民族的早期文明有可比性。
农耕文化和工商业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吗？这也太相对主义了吧！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 ＋2000＝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 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 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你懂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
标准的西方喉舌，丢中国人的脸。
最近，夏商周断代工程己经取得突破性成就。专家己公布了《夏商周年表》，确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黄帝事夏一千年左右。这样算来，从黄带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
一般讲文明史，是以城、青铜和文字为标志的。考古工作者已在河南淮阳发现了一座属于黄帝时代的古城遗址-平粮台古城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标志文明的青铜和文字。就文字而言，通常把甲骨文看做是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估计距今三千年左右。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发现了黄帝时代的骨刻文字，专家认为这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
科学家还发现山东大波口文化中晚期陶文与商朝的甲骨文有一脉相承的迹象，估计 "陶文"距今约五千年。1993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山东的一座古城遗址中又发现了一种与甲骨文差别较大的"陶文"。"陶文"是刻在陶片上的，有11个宇，分五行排列。第一行3宇，其余各行皆2字，文字大小均匀，笔划纤细。陶文距今也接近五千年。专家们还发现了河图和洛书。河图刻有一到十个自然数排列图形，洛书刻有一到九个自然数排列图形。这些图形是刻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龟甲上，人称 "河洛文化"。有人称这是中华文化的源泉。
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发现了距今六千多年的古城和祭坛。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的文明程度也有力地证实中国的文明史在五千年以上。
问题：为什么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而美国只有200多年?是从何时算起?
如果我国也按建国之日算呢,那不是才57年的历史,中华民国也才96年啊.
1774年以前，美国也应该有自已的古代历史吧?美国人难道就没有远古祖先吗？那为什么不能从远古算起呢？
历史教师们总喜欢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美国才两百多年，美国对中国来说只是个摇篮中的婴儿。”
历史教师这样的说法对吗？好像没有可比性啊？
回答：
美国是从1774年的独立战争建国后记起的。在这之前他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跟加拿大一样都是英国子民。但是因为在加拿大东部魁北克省的百姓是法国后人，所以常有反叛之心。英国为了能保住这些人的不满，所以就对他们特别好，美国那边的人就嫉妒了，发兵攻打魁北克。但是他们受不了北方的寒冷，四个月后就全军覆没了。美国人回到纽约后，就向英国发出了战争令。英美两家就打了几年的仗，英军败走，美国就在1774年7月4日独立了。他们的历史也是在那里记起的。
中国的历史则很难说出定论来。我们在加拿大这里说是4500年，而在中国那边说是5000年。加拿大这里是由夏朝计算起，而中国则是由三皇五帝的时候开始，所以相差了500年。你老师的那说法也不对，对美国不公平，如果真正要说是历史方面的看法，中国就是该由秦朝开始。因为在这之前中国不叫中国，叫中原。(证据：周武王破商朝时，就制造了九个大鼎，代表天下九州，上面刻着问鼎中原四个大字。) 中国是秦始皇起的名字，所以他自称始皇，就是第一个皇帝的意思。(证据：秦始皇制造了玉玺，开始了中国最早的管治制导，他统一了海内外，真正的问鼎天下了。) 其实中国一词最早出现的年代是在汉武帝刘彻时代，之前很少见到这个词。 (证据：汉武帝元狩五年的漠北会战时，五星连珠，汉武帝曾叫人制造万批锦帛用来封赏有功战士，上面就绣上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字。) 总而言之，我觉得秦始皇才是真正的立国者，所以应该由那时开始算起。那就是说，中国大约就只有3500年左右的历史。至于毛泽东建立的是新中国，所以不算是建国日，因为中国二字没变。
楼主似乎缺少自己去查证的勇气，只是一味的搬出ZT的东西来进行辩驳。我已经很明确地给出了文字、青铜器和城墙的证据，不知道为什么还抱着城墙是夯土说事。对，夏的城墙是夯土，但同时有文字和青铜器出土提供另两个证据，这些都是非常清晰的证据，不知道楼主还需要我拿出什么证据证明“它同其他民族的早期文明有可比性”。因此，就算按照西方的标准，也可以说是文明了吧。就不知道楼主为什么对这些证据视而不见？？引用:
作者: 此帖已删
关于我逻辑错误问题，请楼主详细指出所在，而不是扣上一顶帽子或应用在我反驳之前的言论了事，我会非常感谢楼主的指正。
关于文化有没有高低之分的问题，我没有研究，更没有发言权。但是，我通篇反驳，只是提出，文化形式不同，起源不同，因此导致的文明结果也可能不同。如果有提到文化没有高低之分的地方，请楼主明确指出。
另外再请楼主注意，我并没有讨论中华文明到底是5000年还是7000年还是4000年的问题，我们讨论的问题更象是夏到底算不算文明的开始，或者说华夏文明到底算不算四大文明的问题。
另外我也希望楼主能拿出一些新东西来反驳我，而不是再一次的用我已经读过的东西来敷衍我，因为这对我的知识更新没有任何帮助。
“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作者：陈宁
前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轰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下简称为“工程”）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 “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二ＯＯＯ年十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 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 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David 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 “帝国主义”。二ＯＯ三年四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关“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 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缘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 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 年“有史可查”。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 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 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 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 学科，分九个课题，四十四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二百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后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 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 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二Ｏ七Ｏ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一六ＯＯ年，商周分界具 体为公元前一Ｏ四六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八四一年向前推移到前一二五Ｏ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后期的王，在他以后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 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 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二ＯＯＯ年十一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 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 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 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 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 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 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 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 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2003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 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 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 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 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 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 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 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 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 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 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 “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 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于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会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 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于“天再旦”的问题，李学勤解 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 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 “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 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 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 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后者的置信范围比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 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 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 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 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 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就是将各个 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 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 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 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 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 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后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 “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 据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 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 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后，《中国文物报》于8月 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后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实，“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 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 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 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 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 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认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 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 事又怎能说清？”
思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 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 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 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 此，在2003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 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 “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 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 立的。 “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 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 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言“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汉学界研究 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于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 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 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 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 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 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 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 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 自豪感的提高。
关于四大文明的问题，文中也说明得很详细。世上比中国早的文明有许多，延续下来的也有许多，所以华夏文明不能算四大。引用:
作者: 叨叨鸟
我所理解的你的逻辑是，你说文化包括文明，所以如果有文化也可以说有文明。这个逻辑行不通，因为文化是文明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不过可能我理解错你的意思了，如果是这样，向你表示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