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文物古董被破坏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诸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沈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84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84岁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静时拿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了。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轼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存书，通通被烧成灰。
湖南江永县“女书”为仅有妇女懂得的一种文字。虽流传近千年，因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皆因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后，便是钦定“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亦不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取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尼总统苏加诺。他花了数十年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当时亦被烧个一干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逾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毁。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于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四川省德阳市一座宏伟的古代钟鼓楼1971年被拆除。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
日本文化界发表“反对文化大革命”宣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数百位作家、艺术家联名发动抗议，盼望中国当局能保护中国历代文物免遭破坏；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
英属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左派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装暴动。
法国在1968年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
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
澳大利亚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
中华民国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说话，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连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台湾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文革中的科技，经济发展

文革期间，中国亦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红旗”高级轿车，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第一艘自行设计研制的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理论上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船于1920年下水由江南造船厂为美国制造的“官府号”，但是官府号所需部件都是美国进口，图纸和工程师也都是美国人，江南造船厂自身并没有技术力量制造，并且自此以后脱离外国技术支持直到解放再无能力生产出万吨轮。而自东风号开始标志着中国自行掌握造船业所有核心技术，为以后成为造船大国奠定基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三门峡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的建成，杂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 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 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47]
外交方面，从70年代初期起，由于中国与苏联疏远转而表现出与西方世界修好的态度，出现了日本、西德等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到1976年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111个，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并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
邓小平曾经说过，＂尽管“文革”是一场内乱，但我们党的组织还在，军队还在，我们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发展。＂胡绳曾主张："要把“文革”和“文革”的十年分开看，“文革”本身的错误和“文革”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情不能划等号，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评价

[编辑]负面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受此文件影响，多数中国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经济文化停滞甚至倒退，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同程度的承受了这场不幸。由于文革是由毛泽东策划、发起和基本控制的，毛泽东应为这场灾难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还有一些人认为，文革本质上是毛泽东等人依靠支持群众夺回丧失的权力而发起的政治运动，毛泽东正是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中坚的后台人物，他在文革爆发初期不断对当时的党中央施加压力，引致文化大革命一发不可收拾。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节，广东省澄海市塔山风景区上、民间组织的文革纪念馆正式开放，但直至4月17日，经《汕头都市报》报道后才引起注意。
此外文化大革命后军队长期战力受到严重损毁，造成军队“红而不专”和训练不足与沟通不良的结果，使后期的中越战争所造成严重的死伤就是一例。
在台湾，国民党执政时期对文革的评价一直非常负面。虽然台湾在这二三十年来有着非常惊人的变化，国民党推行的许多价值观已经被颠覆，但是对文革的负面评价完全没有被挑战；多数台湾人（不论蓝绿统独）对于文化大革命抱着极为负面的观感。文革、红卫兵在台湾是带有负面意思的用语，因为文革被台湾蓝绿双方视为中国共产党最恶毒的统治罪行，而且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最大灾难之一。
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破坏是灾难性的。毛泽东曾经的战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经私下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48]。而所谓成就，有的是按低起点吹嘘的高增长[来源请求]，有的本来就是将文革前17年完成的工程算在文革成绩下。例如1958年11月至1960年9月完成的三门峡水库，[49]1952～1957年建成的宝成铁路、1959年发现并在1963年之前建成的大庆油田等。
而在外交方面，中国政府因文革的进行与外国关系陷于紧张（如火烧英国代办处），中国驻外人员在外国宣扬文革并输出革命，还有与苏联的诸多紧张冲突，让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问题最多和最不受欢迎的国家，与很多国家的外交关系更降到冰点。
一些中华文化传统的仪式和习俗信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彻底在中国消失，变成只有受中华文化影响甚深的日本和韩国或是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以及受外国殖民时期的香港澳门有完整的保留下来。
[编辑]正面评价
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意义是：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一个政党或者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下的自我否定，自我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政权“周期律”的尝试，而且不可思议的是它是由一个年过70的老人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打到的很多人都是当权派，本身享有很多特权，脱离群众，目前列举出来的很多冤假错案，也只是很少一部分，缺乏统计性结论，因此不能说大部分都是冤假错案。特别是媒体上用的最多的就是文革中一些老干部或文化名人遭到迫害，难道他们只代表老干部和文化名人的利益么，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兵学商等群众就不重要么。文化大革命能得到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工农兵的支持，绝对不是某个领袖的一个错误就可以导致的。当前主流媒体的那些“笔杆子”大部分都是文革中直接或者间接的所谓“受害者”，因此，大部分对于文革的评价都是负面的，只是一面之词。被批判的那些“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整人方式虽然残酷，但起码还是光明正大的，比起当前的一些背后举报和暗杀要好得多。因此，把当前人与人之间解决矛盾的不当做法归结与文革遗毒，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文化大革命虽然破坏了一些文物，但是进一步破除了迷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带来的这种精神价值远远超过那些破烂。这种精神作用的一个直接体现，就是重大科技攻关和工程项目的突破；另一个体现就是中苏珍宝岛冲突中表现出来得敢打必胜的决心。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权问题，其中的整人，破坏文物，工农业停滞是具体实施者“红卫兵”、“造反派”等觉悟低、水平的、缺乏革命意识造成的，而不是相应毛泽东的号召造成的；因此，文革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国民素质低，缺乏相应的教育。[来源请求]但也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后改革开放措施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性质变质，而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有很多人，特别是不少中国农民，怀念毛泽东时代平均主义和有免费的赤脚医生医疗的生活；他们不满现在的医院收费过高、房价暴涨、教育市场化的现实，甚至称“看病难、住房难、上学难”为所谓的“新三座大山”。很多人痛恨现在的党员官员大规模腐败，认为文革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是真正动真格的反腐败。有人认为，毛主席时代倡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和“下级批判上级、群众批判权威”等是真正的民主体现，相对于西方民主而称文革为“大民主”。还有一些人认为，那时中国人全民族拥有信仰，充满斗志，不像现在这样迷茫困惑无助。在世界上的毛主义者，比如尼泊尔毛主义党，更认为“文革只有小过，无大错”，1978年以后的某些人则是背叛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修正主义者”。[原创研究？]文革时期，教育也没有受到实质的破坏，根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文革末期1976年的96%（1961年印度小学入学率仅为40%，直至1978年也才上升为58%）。文革在增加基础教育的同时，还取消职业中学，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学的学额，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都为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唯一减少的高校招生人数按计划仅仅减少10万人而已。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随着民办教师的推广，才使得文革时期基础教育获得飞跃发展。[来源请求]很多人在文革时期的学生生活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学习对象有《毛泽东语录》、最新指示、《毛选》）和停课闹革命、街头运动（这种运动很适合精力过剩的年轻人）等内容，然后上山下乡运动，回城；他们从文革初期“社会宠儿”到中后期“弃儿”的经历中，以及在上山下乡的艰苦劳动和后来想尽办法回城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人群，以“老三届”最有代表性。当时很多地方的学费只是象征式收取2元/学期，文化教育被轻视、不用考试是当时教育的特点。[来源请求]由于高强度的政治学习和经常要写学习体会、表决心、大字报，这一辈人的文字语言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和思辨能力普遍较好。其中“不安分、不老实”的出了很多商人、作家和官员；大部分人觉得浪费了太多时间后来通过刻苦学习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有一些“玩社会”的，扰乱社会治安的成为历次“严打”的打击对象。[原创研究？]文革期间的经济增长与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生产企业转移的需要国家大量投资于基建及重工业，拉动了钢铁、水泥、重型机械的需求；也由于产业转移使原先集中在大城市的先进生产要素带动了边远地区的社会、科研和教育的发展；在此期间大批农村青年通过招工进入国营企业成为国家职工，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转变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保证“三线建设”的实施国家开始对矿产资源实行掠夺性开采，其中原煤、原油等主要矿产的需求量猛增除了三线建设的需要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要出口换取外汇；由于农产品也是出口创汇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营农场（是知识青年响应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去处）为主的现代农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原创研究？] 有人认为，与之后相比，“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分不多，几乎都是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并奠定了日后经济腾飞的基础。

文革结束之后审判四人帮，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在我国，一旦被判死缓，这就意味你一定不会死了，可以减刑。
——从某个意义上讲，死缓是有后台的高级官员们的福利。
所以江青一直活到了1991年，后在狱中自杀。

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1998年出狱，2005年病死。

王洪文被判无期。
1992年狱中病死。

姚文元被判无期。
1996年释放，2005年病死。

纵使天下人皆欲诛此四贼而后快
他们也比绝大多数人想像的要活得长，要过得好。

唉，这种单方面宣传的东西还有人发啊

本人就爱看OUTUO发的帖子

毛爷爷杀的人比德国纳粹杀的还多。。。。
不明白了，一老农民竟然能这么折腾。。。

这什么啊 知识普及贴么 土共就是土共 到现在德行也没好多少 我在这里随便喊喊不会被跨国追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