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outuo]

文化大革命又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一场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重大政治运动，现在被广泛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常常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部分左翼人士，尤其毛派则认为，文革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是反官僚化和等级化的产物，是平民的“黄金十年”。[1]
文革的指导思想来源于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存在”理论，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革自1966年开始，结束时间则存在争议。官方认为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后被宣布“胜利结束”（1978年宪法《序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国外研究者则普遍认为[谁？]，1969年的中共九大早已宣布了文革的胜利结束。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政治成果均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应负上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outuo]

引发文革的前因
大跃进
主条目：大跃进
1957年，中国仿照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口号提出后，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但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而且炼出的都是废铁，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各地争相虚报粮食产量，导致农民的口粮都被作为增产上缴，最终导致全国性的饥荒。
四清运动和毛、刘歧见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尽力避免针对毛，而把矛头指向当时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等实力人物，并要求后者承担责任。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公开信在拥戴毛刘主流地位的与会者中引起强烈反弹。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公开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见认为有两千万至五千万人死于饥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2]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
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提出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刘少奇没有出面主动承担“一线工作”领导责任，却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指出：“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会后全国范围内逐渐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包括在城市开展的三反五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3]等等的增产节约运动和农村开展的“清帐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着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公开化。
在周恩来的协调下，刘少奇作了检讨。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接受了毛泽东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强调运动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特别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治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outuo]

发展过程
文革舆论准备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像章，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授意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乾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编辑]文革爆发
1966年5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4]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所谓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搞个人崇拜。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康生改组了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被打倒。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5]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来源请求]。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在此之前已经长期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6]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进行土改等运动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7]。
学者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刘少奇。[8]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9]
[编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8日，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10]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outuo]

[编辑]红卫兵与大串联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11]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12]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迹，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和尚、修女、神父、传教士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红卫兵抄家，把家具全都搬走，翻遍地土，破开墙壁，到处搜掠，查看有否私藏物品，房屋被抢夺一空，迹同强盗[来源请求]。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5500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334万元美金、价值330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240万民国银元，以及370,000,000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13]
针对出现的打死人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14]。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15]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
[编辑]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而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16]月中，原本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被红卫兵夺权。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17]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18]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英国统治的香港，这种风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参阅六七暴动）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已经升级，其中尤其以陕西、广西、四川等地的情况最为严重[来源请求]。这种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上山下乡与清理队伍（1968年）


文化大革命时期“批斗”刘少奇的海报（1968年10月）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中共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19]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20]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21]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来源请求]。
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22]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outuo]

林彪问题与九一三事件（1969年—1971年）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国防部长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23]。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为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24]。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5]。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26]。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常委委员，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政治局（参阅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27]。
1969年，因刘少奇逝世，国家主席职务空缺。而此时面临召开四届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28]。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29]。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30]。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30]。
由于按照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在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31]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32]。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32]林彪仅表示附和[32]。
有学者认为[29]，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29]。中共的史料对此也指责反对者，即林彪凯觎国家主席职务而引起毛泽东怀疑[33]，“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34]。
有学者认为[29]，据中共承认[35]，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36]，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29] 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37]。该学者认为，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中共官方说法是林彪凯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24]，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38]）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借口[24]。
高文谦等学者则明确指出[24]，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39]，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40]。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道，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据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取消。这和1976年也是十年文革中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国庆庆典的两年。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在蒙古坠毁[41]。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42]。

[outuo]

四人帮的兴衰（1971年—1976年）
林彪的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真正忠于毛泽东的势力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同时“批林批孔”后面本来还有“批周公”三字，指向当年10月病重入院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好像没有什么兴趣了。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邓小平获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到了1975年9月，毛泽东也病重。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邓小平致悼词。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唯一剩下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任命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担任总理，而是看中了名不见经传的华国锋，由他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上。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帮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个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在四人帮与毛远新等人的影响下下，病重的毛泽东把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并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幕后黑手，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但留下一句“以观后效”的伏笔。同时并决定代总理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中国政治最高领导权归属不明，四人帮的行动慢慢与华国锋作对。10月6日，华国锋先发制人，在中共和军队元老叶剑英、毛泽东的侍卫长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次事件被称之为“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而文革的正式结束则是在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43]。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outuo]

文革之后



武汉大学老斋舍在文革时期的标语“无限信仰毛主席”至今依然可见。
华国锋当权后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毛泽东晚年的卫士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还有传闻说[来源请求]，在政治局会议上，常委之一（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华叶二人）的国防部长叶剑英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否则他也辞职。叶是华国锋逮捕四人帮时的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再加上他在军队中的权威，令华不得不屈服。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胡耀邦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11月，由江华担任庭长的特别法庭开始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编辑]影响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44]。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迹则更是难以统计。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亿人民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关于是否真正存在“三年自然灾害”，大多数人持质疑态度，认为是政府故意推卸责任的托辞），非正常死亡在5755万人以上（其中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经济损失14200亿元。近30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亿元，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总的损失，是中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

[outuo]

人员死亡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大陆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国外科学家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45]。
[编辑]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政界人物
自杀身亡：
万晓塘（1966年9月19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周小舟（1966年12月25日，湖南省委书记）
阎红彦（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书记）
卫恒（1967年1月29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中国工人运动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受迫害身亡：
贺龙（1969年6月9日，中国十大元帅）
刘少奇（1969年11月12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陶铸 （1969年11月30日，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中国十大元帅，前国防部长）
[编辑]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知名人物
文革对中国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某某某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无名无姓的，不计其数。
下面列出的人物只是文革牺牲者中极不完整的一部分：（括号内为去世时间，曾担任职务，按照去世时间排列）
自杀身亡：
邓拓（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服毒致死）
李平心（1966年6月20日，历史学家）
叶以群（1966年8月2日，文艺理论家）
老舍（1966年8月24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陈笑雨（1966年8月24日，文艺评论家）
黄绍竑（1966年8月31日，政务院政务委员，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傅雷夫妇（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服毒自杀，妻子朱梅馥随之上吊自杀
叶企孙（1977年1月13日，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近代奠基人之一，“文革”中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的冤案，身陷囹圄，遭到迫害，1977年1月13日悲惨死去。）
陈梦家（1966年9月3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
言慧珠（1966年9月21日，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请参看章诒和条目）
刘盼遂（1966年，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
李翠贞（1966年，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开煤气自杀）
刘永济（1966年底，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
罗广斌（1967年2月10日，共青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长，《红岩》作者）
陈琏（1967年11月19日，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
胡慧深（1967年12月4日，表演艺术家）
严凤英（1968年4月7日，著名黄梅戏演员）服安眠药死于医院，死后被解剖，造反派试图在她的遗体体内找所谓的发报机。
傅其芳（1968年4月16日，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
姜永宁（1968年5月16日，乒乓球国手，在拘留室上吊自杀）
熊十力（1968年5月24日，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 绝食身亡
容国团（1968年6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在北京龙潭湖畔上吊自杀）
杨朔（1968年8月3日，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周瘦鹃（1968年8月11日，作家）
戴麟经（1968年10月，前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
赵九章（1968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气象学家）
李广田（1968年11月2日，云南大学副校长，作家）
上官云珠（1968年11月22日，著名女电影演员）病中跳楼身亡
翦伯赞（1968年12月18日，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自杀）
焦启源（1968年，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范乐成（1968年，武汉医学院副院长）
沈知白（1968年，音乐理论家）
顾圣婴（1969年1月31日，著名女钢琴家，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刘绶松夫妇（1969年3月16日，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
吴晗（1969年10月11日，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海瑞罢官》的作者，于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顾而己（1970年6月18日，电影艺术家）
范长江（197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著名记者）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闻捷（1971年1月13日，作家、诗人）
受迫害身亡：
李达（1966年8月24日，武汉大学校长）
杨端六（1966年9月，武汉大学教授）
向达（1966年11月24，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
马连良（1966年12月16日，京剧表演大师）
彭康（1968年3月28日，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被造反派枪杀）
林昭（1968年4月29日，惨遭枪决，北京大学学生）
蔡楚生（1968年7月15日，著名电影导演）
田汉（1968年12月10日，《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
钱海岳（1968年，挟持至南京明孝陵活活摔死，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处决，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
赵树理（1970年9月23日，中国曲艺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名作家）
潘天寿（1971年，著名画家）
盖叫天（1971年1月15日，病逝，著名京剧演员）
张东荪（1973年，著名哲学家）
顾准（1974年12月3日，病逝，经济学家，思想家）
张志新（1975年4月4日，遭割喉并枪决，“五七干校”宣传干事）
史云峰（1976年12月19日，惨遭枪决，工人）
失踪：
储安平（原光明日报主编、著名记者，1966年9月在被红卫兵关押中失踪，也被认为已经跳海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
其他在文革中受牵连的人物
任毅（中国知识青年，《知青之歌》作者，1970年被监禁九年，1979年平反出狱。）

[outuo]

社会影响
[编辑]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 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 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 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工农兵学员招收持续到1976年，虽然也有个别人日后做出成绩，但总体上这是中国各大院校历史上学生地位最高而学生素质最低的奇特阶段。
有人认为当今中国人普遍难以建立信任关系问题，以及道德沦丧问题，甚至腐败成风问题都是文革时期人整人，人斗人，互相出卖，互相揭发，互相批斗的结果。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使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很大程度上被抹去，而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却在文革以后逐渐浮现。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实际上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来源请求]
[编辑]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
但是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受的教育不多，变成了知识青年务农，对中国教育资源，人才资源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对农村的建设作用也不大。
[编辑]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迹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科学工作者、艺术家、文学家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outuo]

名胜古迹被破坏
[编辑]被严重毁坏的古迹


曲阜孔庙


灵隐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
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2]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圣尼古拉大教堂（又称喇嘛庙，建设时未用一颗钉子）一夜之间被毁。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曲阜孔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孔子遗物与骨骇示众后焚毁，“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庙碑被毁，孔庙的泥胎塑像被毁。[4]最早进行的破坏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的200余名师生组织，被摧毁的之前登记在册的文物就有6618件，其中画929幅，书籍2700余本，石碑1000余块，墓葬2000余。[46]
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5]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6]
新任太原市委书记下令砸毁庙宇。随即全市190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被保留外悉数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7]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遭焚。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参看包拯条目）。
河南荡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江南最古老经典千年建筑物杭州西湖灵隐寺，周恩来总理派遣一连队士兵堆垒包、架机枪驻守防范红卫兵破坏，仍不免有部份寺内石雕遭红卫兵翻墙入寺敲毁。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
明神宗万历皇帝及后妃遗骸自北京定陵里掘出，著龙袍骷髅吊挂于树上曝尸，然后和皇后骨骸一同焚毁。
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的景山槐树被锯断；现存为后再植新株。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坟被夷成平地。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墓被挖。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者来此凭吊此故居和墓地。文革时《西游记》成“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被毁为一片废墟”。
红卫兵掘开《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墓里除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
建于1959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张之洞坟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吃掉。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终。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年或968年－1028年）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牺牲。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有为墓，将其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街后康氏的头颅被贴上了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氏旧居，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幵，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政策，使中共能于大后方扩展势力，有大功于中共，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贪焚的中国商人盗割卖予西方俄、英、德等商人，卖到海外。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后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华山，死后弟子易其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襃禪山記》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宋代大文豪欧阳脩的《醉翁庭記》经另一宋代大家苏轼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今滁州市）琅琊山脚当初欧阳脩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贵州省镇远县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龙洞内所有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现仅余空房。[8]
广西桂林西山唐代石刻、叠彩山等处摩崖石刻佛像头部均被砸毁。
珠海陈芳梅溪牌坊群，原有三座，现仅存二座，右边一座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用耕牛和拖拉机拉倒，已无法考证受赐人，据说红卫兵要拉倒另外两座牌坊时，梅溪村民都坐在牌坊下，红卫兵才罢手。
藏传佛教象征的寺院等建筑如拉萨的大昭寺等成为破坏的对象，大昭寺屋顶的象征金色的祥麟法轮也曾被拆除并丢在地上。大昭寺里面泥塑的佛像更是一个不留全部打掉，仅余被藏人视为全藏最神圣的佛像觉仁波切，其头上用纯金打造的头冠被酥油灯熏的乌漆抹黑没被看出来，而得以保留至今。当时红卫兵们还把大昭寺的一楼拿来养猪。
达赖喇嘛的夏居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也受到了破坏，一段时间还被红卫兵们换上“人民公园”的牌子。
[编辑]少数逃过一劫的名胜古迹


少数逃过一劫的名胜古迹——布达拉宫


少数逃过一劫的名胜古迹——紫禁城
如西藏的布达拉宫和位于北京的紫禁城(现在为故宫博物院) (布达拉宫的居委会本来是要去破四旧的，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以这是国家财产的名义命令军队看守，布达拉宫这才逃过一劫，而紫禁城则在文革期间受总理周恩来的默许下紧闭大门让红卫兵无法进入而逃过此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