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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气家族《公民觉醒保障人权》

记者王安之/台北报导

　　国家的存在、律法的制定原本是为了建立公平的社会制度，让所有人权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一个国家如何落实保障人权，更是立足国际的重要因素。台湾也在五年前将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法典两公约国内法化，迄今现况如何？

　　文化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连福隆谈到，国家的存在应是为了保护人权，但他发现在亚洲看到欺压人民与人权的，其实都是政府的公权力，所谓的三权分立，是三权互相监督、补足与辩证，是保障法治、人权与民主的唯一方式，终归还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但是有些政府三权都要一把抓，就会走向独裁，更不能保障人权，因为国家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政府，像在德国宪法里就规定「权力是来自人民授权」，也规定了每一个德国人在受到公权力压迫的时候，都可以申请释宪，就连最穷的德国人受到欺负时，都必须有机制能够为他申诉。

　　台湾社会出现许多法治的危机，行政机关恣意解释法律，加上在租税的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最多只有6~8%有机会胜诉，法院无法为民伸张正义。一个进步的社会，有赖人民的力量与觉醒，因为需要每个人去伸张自己的权利，才能对抗政府结构性的犯罪。

　　真理大学法律系主任吴景钦副教授则是举江国庆与太极门案件为例，说明「证据法则、无罪推定、侦查不公开与追诉权时效」的问题。首先他谈到两案检察官完全没有按照证据法则起诉，据以起诉的根据，都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与被告相关。另外检警办案时也常提供高额检举奖金，利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心理，试图找出解答，问题是当奖金越高时，「检举」的可信度是增加还是降低？因为就是有些人会为了要拿奖金，先报了再说。

　　吴景钦说在台湾「无罪推定」的观念几乎是走不出校门的，所有学生出了课堂后，当了检察官、律师、法官以后，还是「都先认定你有罪，然后你要提出什么，你要自己证明自己的清白」，另外在谈到所谓的「侦查不公开」原则，其实最不遵守侦查不公开的就是检警人员。以这两案为例，检警因为手边有部分案件资料，在还没收集完全就向媒体散布消息。而两件案子都面临了诉追滥权执法人员追诉权时效过期问题，台湾的审判期通常非常冗长没有时限，但是换角度要针对滥权执法人员行政究责追诉，惩戒时效竟只有十年，这两案审判时间几乎都超过十年才确定，这时要追究滥权执法人员，惩戒时效就已经过了。

　　冤狱平反协会常务理事高涌诚律师指出，冤狱平反协会在成立的这两年内就平反了一件冤案，那可以想象台湾的冤案到底有多少？就像江国庆被判死刑，会让人觉得很荒谬，只是因为法院不能排除是他犯案？就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事实上应该是一定要确信就是被告致人于死，才能够判死刑，而法院没办法证明被告没有，只有回过头来要求被告自我举证说明没有参与犯罪。由此可见法院漠视无罪推定原则，这其实就是台湾的司法应该再改进的地方。

　　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李念祖律师也以太极门冤案谈起，虽然法院最终给了无罪的判决，但是为何税捐机关仍然可以主张继续诉追的权利？此外，我们的行政机关发展出一套规避时效的作法跟理论，造就「万年税单」的问题。人民向政府主张权利时，政府会以超过时效而不受理；但政府的课税处分却没有时效限制，严重侵害人权。人民的生命有限，而国家租税机关长存，行政法院负有责任监督行政机关行使公权力而不超过界线，希望他们能够彻底的改变这种万年税单的错误。

　　前司法院大法官兼副院长城仲模语重心长的表示，在台湾地区，假如能够独当一面真正独立审判的法官，在训练考试的过程出来之后，他们可以到处去探听人民心声的话，相信今天的法官、检察官不会是这样子的保守，要让台湾一步一步的成为一个尊重宪法文化，法治社会的国度，其实指日可待。如同欧洲整个人权的保障、司法制度，国王跟人民、贵族跟人民、统治者跟人民之间的关系等等，通通来自八百年前大宪章开始，经过整整八百年以上，慢慢地自我训练，自我期许，到今天才有我们看到的这些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