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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恐龙判决假「自由心证」之名而行?

【记者林信秀台北报导】法官自由心证，是否可以恣意为之？当自由心证范围被法官错误的理解或滥用，是否会造成人民对司法失去信任？法税改革联盟、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及国父纪念馆联合主办的「法税真改革良心救台湾」系列论坛，今年(2017)5月10日以「论自由心证之界限」主题，司法机关执法人员黄靖珣指出现代媒体、群众弥漫对判决普遍不信任氛围的社会，法官、检察官及行政机关人员，不应假「自由心证」之名恣意判决，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侵害，而应知法、守法，并基于符合证据法则、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的信赖与支持。

　　黄靖珣以「浅论证据法则在行政程序运用与自由心证范围」为题，谈到法治国原则下，任何权力不应毫无限制，「自由心证原则」是指法官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依论理及经验法则，依其自主独立判断。关于事实的认定，法官是否可以说所有证据全部是我的自由心证范围而自行评断呢？黄靖珣说到：「如果是这样的话，自由心证就可能变成法官不说理的屏障，也可能是恣意判断的温床。」

　　黄靖珣以「台中高等行政法院104年度诉字第228综所税案」太极门实际案例提到，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林秋华、庄金昌、刘锡贤三位法官的判决，有诸多滥用「自由心证」原则：(一) 滥用自由心证原则范围：黄靖珣指出，近年税捐稽征法及纳税者权利保护法皆要求「证据取得须具合法性」，以确保税捐调查程序之合法正当，然而判决书中指出，稽征机关所提出的证据，无种类和合法性限制而均有证据能力，这样的论述将导致稽征机关恣意认定，亟伤人民权益；同时基于司法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之法治国要求，自应于诉讼过程中运用证据法则，审查认定课税或处罚，而不应以自由心证原则统包认定，大开证据方便之门，不符法治国原则。(二) 违反证据法则：依直接审理原则，法院透过证人到庭直接审理讯问，原则上应该要比审判外证人的陈述更有证据的价值，然本件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传唤7名证人，判决却未采纳其证述，仅以到庭证人所陈述与刑案调查局证人笔录不相符，而认定不可采；况且，刑案之证人在刑案审理过程即表示在调查局时遭疲劳讯问，且笔录未核实记载等问题，亦违反《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第1项：「被告之自白，非出于强暴、胁迫、利诱、诈欺、疲劳讯问、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法院未对该项证据可信性进行调查，而直接认定调查局笔录为证据，黄靖珣说到：「这完全违反证据调查原则」。(三) 违反论理法则及经验法则：黄靖珣谈到，根据行政院2011年12月9日跨部会议决议，刑事起诉数据已经不能再使用，国税局就敬师礼性质进行两个月公告调查，调查结果，7,401份申明表均称敬师礼为赠与，无任何人称是学费，被告国税局竟认定一半为赠与、一半为学费。而法院竟采纳这样的论述，黄靖珣表示，应该已经违反统计学上经验法则。

　　黄靖珣指出，太极门案例凸显出行政程序中，稽征机关为迎合媒体和侦查机关，未待刑事判决确定，径为行政处分，嗣后发现没有确切证据，但仍不愿认错，推由司法机关评断，而司法机关撤销发回原处分，导致案件重复救济、迟延未解决，司法机关无足够专业能力去推翻、直接认定行政机关疏失、忽视程序正义、忽视证据法则的弊病丛生，这些问题都已不只是太极门个案而已，而是人民在税务案件都会遇到的，集很多问题于大成的「通案」。

　　黄靖珣表示，司法史上有很多个案而有通盘性的改变，像王迎先命案开启律师在场权、洪仲丘案导致后续废除军事法院，如果我们国家行政法院只是不断盲从行政机关见解，毫无独立审查机关违法的能力，这样的法院跟军人间相互审理、相互包庇或忽视程序正义的军事法院有何不同，这样行政法院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黄靖珣相信，目前还是有很多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司法人存在，也期待透过这样案例分享，可以点出目前行政救济上的困境，可以真正解决问题，保障人民权利。

图说：司法机关执法人员黄靖珣以「浅论证据法则在行政程序运用与自由心证范围」，呼吁法官、检察官及行政机关人员，不应假「自由心证」之名恣意判决，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