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明史在本质上是人的历史
汤因比从文明，谈到宗教，而宗教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

汤因比认为，人性是构成文明的基础，这既表现在人的创造力使文明生长；也表现在由人性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就是社会制度。他提出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的自然属性问题，认为，这两个问题与文明的形态和生长有关。关于人的自然属性，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一个对于“善”和对于“恶”的相同的能力，这是随着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而与生俱来的，这一点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改变。无论是文明的更迭，还是高级宗教的出现，都不会改变人类的这种天然属性。而社会是各个人相互联系的场所，联系的方式，是由人性所决定的。他说：只要人类的原罪存在，恺撒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向恺撒进贡、相应的社会制度就会存在。这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愿，而是出于习惯，出于自然力的驱使。这是社会的自然属性。[10]

而人性，他认为是不会改变的，在任何社会都一样。他说：“无论人类灵魂的本性将被证明是什么，我们都已经能够或多或少的确定，在像我们这样的现代人类中，在像新几内亚土人和中非洲小黑人那样的彻底的原始人中，人类的本性大体上是一样的。”“所有现存人类的超自然的天性，在全部现存的社会形态中，所表现的大体上是一致的。”[11]人性不变，社会习俗也不会改变。

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人性是“恶”，人是贪婪的、懒惰和堕落的，有原罪，否则，就不需要宗教，上帝也不必显示出他崇高的献身精神。但是，人也有向“善”、同情弱者和和正义的能动一面，正是由于人具有能动性，而且，这种能动性在不同地区表现出的程度不同，所以才有对不同自然环境采取不同回应而形成的不同文明。

那么，人性与文明或者说社会的关系如何呢？汤因比把人类区分为具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和没有创造力的多数人。他认为，文明的成长主要依赖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这就需要这些精英不仅必须有能力成功的应对他们所在社会遇到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包括来自自然方面的挑战；也包括来自其他文明的挑战），而且必须具有将无创造力的大多数人凝聚到自己身边的能力。他认为，文明的成长依赖于少数人，文明的解体也是由他们的失误，特别是心理和道德的失衡所造成的。于是，他研究了历史上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的人性弱点所导致的他们在历史进程中角色的转换。[12]他发现，从古希腊起，思想家们就开始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杰出人物垮台。与汤因比一样，古人也是从人性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推翻伟人的力量是神，是“神的嫉妒”。由于少数人的成功，招致大多数人的嫉妒，而嫉妒就可以使成功的人毁灭。所以，希罗多德说：“神喜欢把高出同类的东西削平”，“除了他自己之外，神是不允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这是外部因素。还有内因，他认为，真正的原因不是外因，而是内因，他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成功往往使人骄傲，而骄傲就使这些少数人的创造力削弱，或者是完全失去了创造力。所以，“骄傲过后是毁灭，神气活现的背后是沦落”。他举以色列先知的话说：“必有上帝降罚的一日，临到每个骄傲狂妄的、被抬举了的人的头上；他将被贬为卑下------高傲者将背躬曲膝，在那一日，惟独上帝受到尊崇。”然而，由于历史上这些少数人的特殊地位，他们的失败不仅是他们本人的失败，也是某一社会的失败，他们的角色转换最终也导致了文明发展态势的转变，导致了社会危机和文明的解体。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英雄人物在成功之后向坏的方向转变和导致文明的解体呢？他认为，在社会面临挑战时，它对人的创造力有一个量的需求，而社会所能够提供的创造力的量又有一个限度，因此，是否能够避免危机取决于二者数量的对比。于是，他分析了一个社会在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后怎样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恢复最初的创造力。总的结论是，由于成功之后的社会往往会削减扮演创造者人数的数量；也由于成功者本人往往难以抑制个人角色向坏的方面转换，所以，外界的挑战对创造力的需求一般要大于社会实际上可能提供的创造力的数量，这就是历史上为什么从来没有一种文明能够自始至终都兴旺发达的基本原因。

汤因比认为，为了避免文明的解体，使社会在取得成功之后还能继续提供充足的创造力，使之与外界的挑战达到平衡，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改善成功人士的心理和道德，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重生。对于怎样实现这一点，汤因比似乎认为单纯从人性去考察无法说清问题。于是，他又把讨论转向文明的兴衰，探讨文明衰落时的人性会是怎样。通过对罗马帝国灭亡的经验进行研究，他认为其原因在于内部统治者的道德失衡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贫富差异，从而引起被压迫阶级的仇恨，才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他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失去了和谐是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在衰败以后再加上外部蛮族的入侵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有鉴于此，汤因比认为保持社会的和谐是使文明免于毁灭的基本条件。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呢？汤因比使用了大量篇幅，通过各种宗教哲理来说明成功的人应该怎样像上帝那样爱别人，怎样克制自己的欲望，怎样追求道德和精神的完美。总之，所有的追求也就是各种宗教对人性的谆谆教导。这样，通过对人性以及人性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把文明的兴衰问题，归结为道德的改善和精神修养的问题，同时，也把对历史的研究，转向了对人性和伦理的研究。

汤因比举出伟大宗教中的许多说教来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正是提升人类的道德。他认为，自我牺牲是仁慈至爱的最高表现，这一点隐含在高级宗教中，高级宗教可以引导人们超脱于世俗世界的烦恼而达到一种终极的真实和享受精神欢娱的极乐。为此，他提供了一张有关15世纪一则寓言的图画，这张图画刻画了具有灵感和创造力的少数人在社会即将解体时的痛苦感受和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图片说明，聪明人中的最聪明者将背对命运，他们泰然的站立在车轮上和没有桅杆的船上，试图驾驭任性的风力，这一举动象征着他们为了拯救人类的苦难而宁愿自己承受危险。在聪明人的上方画的是美德女神，哲学家克拉特和苏格拉底站在女神的两侧，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抛洒他在世间积累的财富；另一个从美德女神的手中接过智慧的棕榈叶。这张图似乎在教导人们，要克服社会和个人的危机，只有抑制贪婪、散发自己的财物给别人才是唯一的拯救办法，这也是最大的智慧。[13]这样的一张图画代表了汤因比的人生观，他认为，生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下一带的繁衍，更不是在有生之年聚敛尽可能多的财富，而是要建立现世最好的人类社会。为此，人生就要不断的追求灵魂的精神进步。他说：“较伟大的心灵超然物外，更伟大的心灵则试图将人生变成某种比我们所经历的尘世生活要高级的东西，并把新的精神进步的种子播撒在大地上。”[14]。他还说：“当个人是孤立的时候，完美------是不可能的。个人在向完美的行进中必须带领其他人同他一道前进，竭尽全力，不断扩充和增大这股涌向完美的、声势浩大的人流”，他警告说：“如果他不服从这个原则，他就要在个人发展中遭受挫折和衰弱之苦。”[15]总之，他认为，实现灵魂的超越和使无创造力的多数人凝聚到自己身边，这既是获得成功的少数人的神圣使命，也是避免文明解体的根本途径。

汤因比相信人类追求完美人格的努力可以是无限的，由此而实现的人类人格的进步也是无限的。所以，他把宗教以及由宗教所提升了的人格的进步与文明成长的关系比喻为一辆四轮马车[16]，车轮是循环往复的，这好比是文明的发展；车身却是循序渐进的，这好比是宗教和宗教对人格的提升，勇往直前。我们发现，在文明与宗教的发展中，人都是最基本的力量，所不同的是人在文明的发展中是动力；在宗教中，却成了改造的对象。

这就是汤因比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