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汤因比的世界历史观
汤因比属于文化形态学派，他用以分析世界历史的基本单位是文明。他把所有文明看成是平行的，同时代的。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他向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从外层空间拍摄的地球的照片。站在这种宏观的时空角度来观察地球，任何人的历史视野都会随之改变。在这样一个视角之下，他把人类文明开始的时间与人类出现的时间进行了对比。他发现，较高级的宗教中最年长的距今只有2500年的历史，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也只有5000年的历史。而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从人类的祖先最早出现，至今已经有了50万年，或者是200万年的历史。拿2500年或5000年与50万年这两个数字相比，前者是微不足道的。既然如此，人类社会先后出现的各种文明在时间上的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他认为，这一视野“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所有文明进行‘通盘的’考察开辟了道路”。[5]

他不但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时代的，而且文明是多元的；文明的发展是平行的、反复的和循环的，他反对一元单线的历史发展观，也反对文明的发展最终有个尽头的说法。他把所有文明的发展看成是在最近才开始的竞相向前发展的一场实验。从本质上说，它们既没有先后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分。[6]

汤因比不同意文明的差异由种族决定的说法。他说，虽然目前有一半数量的世界文明是由白种人创立的，但是，种族本身并不直接与代表文明的基本特征——心理素质和精神素质发生直接联系。他发现，在西北非洲的山地、阿尔巴尼亚及高加索的山地，都有一些金发碧眼的白种人，他们非但没有创造文明，而且长期以来刻意避开与文明的交往。在印度支那半岛，他也发现存在着一些野蛮的黄种人，他们几乎不与在东亚占统治地位的中华文明发生联系。汤因比也不同意文明由环境所决定的说法，他发现，在世界上一些自然环境相同的地区，却没有产生出相同文明。他认为，文明的起源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取决于多种原因，是多种事物相互关联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此，他提出了“挑战说”。他认为，文明的类型是由外界对人产生刺激，也就是外界对人的挑战和人的应战所做出反映的结果。他引用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人的本质：“简单说，这个‘恶’字便是我的本质。”“人要每日每夜去争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和生活的享受。”[7]所以，他发现，世界历史上的许多优秀文明，并不是发生在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而是恶劣的地区。当然，自然环境也不能太恶劣，以至于使人类无法生存和繁衍。在这些艰苦的地区，正是由于那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和卓越的创造精神，才使那里出现了优秀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对于文明的产生虽然有影响，但是文明一旦出现，主要是人的能动性决定着文明的成长。

这样，文明就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是航行，而不是停泊。文明的发展没有尽头，没有人知道文明是否已经达到了文明的目的地。关于运动的状态，他认为有两种，一种是静止；另一种是活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从静止向活动状态转变的开始。他把各种文明的共同发展看成是许多人在一起攀爬山岩的比赛。在攀爬的路上，呈现出一处平坦、一处峭壁状的水平面和垂直面相互交替的形状，他认为，由此构成了人类向上攀援的活动和静止的生命节奏。关于这种节奏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认为在历史上出自不同文明的思想家已经有许多相关的描述。黑格尔则把人类历史看成是螺旋式的向前发展，是一系列从统一到分裂，再到更高程度的统一的运动。中国道家用阴与阳的符号来表现运动节奏。他认为这种表述很不错。[8]这样，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他认为，总的来说，大自然中周期性的，可预测的现象依然统治着人类的生活，“历史在产生一系列或多或少是同一时代人类相同成就的典型的意义上在重演着。”[9]他举例：英国的工业革命在隔了两代人之后，在美国和德国出现了；以美国南北战争为代表的危机与德国1864—1871年俾斯麦的战争具有相同性质；现代西方是古希腊的再版，因为，从17世纪开始的世俗化与古希腊的世俗化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欧洲在20世纪所成就的共同体从规模上讲虽然是空前的，但是，古已有之，古希腊和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与它们那个世界的关系与现代欧洲各国与整个欧洲的关系也有相似之处；在中国，国家的形态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同样的现象一再发生；从整个世界的形式来看，由于工业主义增大了它的活动范围，远远的超出了国家的疆域而日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这种状况也似乎把人类带回到欧洲的中世纪。总之，他认为，在不同的范围和层次上，文明运动的形态总是在重复着历史上的某些状况，历史的潮流表现为某种方式的回落。

他还认为，历史的循环论中暗含着决定论。正是由于人类历史的循环，或者说人们从自然规律的观察中，包括季节的永恒交替、白昼与黑夜的永恒交替以及生物的世代交替等现象中，感觉出一种发展的必然性，由此而表现为循环论和“线性”的发展观，这两种观念其实都潜在的包含着因果律的因素。他不同意单纯的“线性”的进步发展观，反问道：如果相信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那么，这种进程是否有一个终极目标？

汤因比认为，文明的成长从来不是单一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单一文明都没能长久。所以，文明的成长有待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融合，这才是文明的生命力之所在。他认为，从本质上说，文明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在特定时期内，文明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这与赛场上的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一样。在文明接触和碰撞发生的时候，文明总是从高级文明向低级文明流动。他把成长中的文明的边界描绘为一扇永远开放着的友好之门，认为开放和向其他文明学习有助于文明的生长。他把衰亡中的文明的军事边界描绘为一个不再开放的水闸，认为堵住流水的堤坝最终只有被冲垮。所以，归根结底，文明的交往和融合是挡不住的，不是和平的交流，就是武力的交流，而武力往往会招致一种文明的毁灭。

第三节 在文明融合以后，其后果是什么？汤因比认为，有的时候，是某一种文明取得优势，另一种文明解体；有的时候，是两种文明都解体，形成新的文明。他举例说公元前2世纪，当希腊文明与叙利亚文明发生碰撞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结合得非常紧凑的新文化——叙利亚在政治上屈服于希腊世界；希腊文化却接受了产生于叙利亚的宗教，最后，希腊文明也解体了，产生了基督教的新文化。在基督教文化中，汤因比看到了其中所蕴涵的希腊文化的痕迹：它使用希腊的视觉艺术，使用希腊哲学来表述自己的理论，此外，基督教有关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说法是对希腊宗教中凡人崇拜和多神论观念所做的让步。从基督教的产生，汤因比又发现，大多数高级宗教都是在若干文明混合的地区兴起的。从公元前8世纪起，乌浒河—药杀河流域就是各种文明碰撞的舞台，在这里，伊朗文明、欧亚游牧文明、叙利亚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和俄罗斯文明先后在这里接触。这好比是一个“交通环岛区”，在它周围密集分布着各种文明：东北方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西南方是埃及文明，东面有阿拉伯文化，西面是地中海文化。在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一千年时间里，叙利亚文明在以上各文明遗产的基础上破土而出。汤因比认为，尽管叙利亚文明在政治上独立的时间很短，但是，它与希腊文明的碎片混合而成的杂居区被证明是极其多产的：东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几种世界上主要的文明都是在这片土壤中萌芽。而作为“交通环岛区”的政治代价是从公元前8世纪起，叙利亚被一系列帝国所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