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除历史经验主义，看看哪些公理只不过是伪事实-----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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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拉祖里]

‘中国特殊’是以往中国城市研究中的主要观点。中国城市发展的确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在过去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为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把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作为‘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对立物。（用赵刚的话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一个正常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赵刚《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然而这种‘正常过程’，实际上仅仅是少数欧美国家近代城市发展的过程。把西方经验当成世界历史的‘正常’发展过程，而把非西方地区的经验作为这种‘正常过程’的对立面，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做法。

其次，城市化的过程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因是因地而异，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忽视各地的差别，假设有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统一模式，然后由此出发来与那种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标准的‘正常过程’进行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再次，从具体的事例来看，中国一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与基于西方经验的‘世界城市化的正常过程’之间也不乏相似之处，并非都是截然相反的。（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十章）

因此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中国特殊’论，表面上是强调中国的特型，实际上依然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而要破除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就必须从更多的视角来看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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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更具体了解中国城市发展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内拉祖里]

Mark Elvin 于1973年提出了‘14世纪转折点的理论’认为在14世界的磨歌时候，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长期运作的因果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中古经济活力的消失。

Elvin的这个著名观点并不是其个人见解，而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见解。例如日本学者赙仪零诗认14世纪前，中国的省查历史走在世界前头的，而到了15，16世纪，却变成了落后国家；在例如漆侠认为宋代中国经济居于世界最前列，但在外族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逆转，因此14世纪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逐渐的缓慢的逆向发展。

总结一下国际上主流的观点：

第一，在南宋末年与明朝初年之间，中国社会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二，这个变化的结果，使得此后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此前的时期相比，出现了重大差
异，因此形成‘转折’。

第三，这个转折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方式由以前的‘唐宋变革’转变为‘明清停
滞’。

以上转折论近年来受到了若干挑战。首先，韩儒林，师道纲等元史学者提出：元代并不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相反，在元代，中国的经济在唐宋发展基础上继续上升，‘有长足进步’（见元朝史）。

其次，林金树，杨国桢，陈志平等明清史学者也反对将明初划入这个‘转折’时期。他们认为明代初期的几十年，是一个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阶段。（见林金树《明初吴中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初探》，杨国桢和陈志平《明史新编》）

再次，郭文涛等农史学者认为元代与宋代一同构建了中国‘南方农业突飞猛进’的阶段，而明清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纵深发展’，从而‘达到顶峰’的阶段，因此元代以及其前后几十年并不存在‘转折’。（郭文涛《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

最后，从最新的一些关于唐宋和明清的研究成果来看，至少就江南地区而言，以往盛行的若干重要理论，如‘唐宋变革’和‘明清停滞’，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既然没有唐宋变革和明清停滞，那么以其为根基的14世纪转折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尽管至今为止尚未见有专门的著作对此‘转折’问题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但是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上对‘转折论’提出了有力挑战。从此意义上讲，‘转折’论尽管在今天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宋末至明初中国主要经济发展地区，江南地区的农业的发展，与唐代宋代，以至明代清代，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因此是性质相同的发展。只不过是在发展的速度上稍有放缓。但是这可以用发展的周期性来解释，而不应该视为重大转折。

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显然只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而已。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江南农业中，13，14世纪的确出现了如肝重要的变化，但是并不是出现了可以称之为‘转折’的那种重大变化。因此13，14世纪转折的说法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的。

[mir]

明朝的停是农民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