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就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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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昌海 2010-10-02 1537
“维稳”，是个只有在中国的的字典里才能找到的新兴词汇，出现还不到10年，却已成为党政官员们天天要念叨的二字经。近些年来，中国的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 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冲突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
从几个数据，就可以观察到中国所谓“维稳”的现状。根据中国公安部门的统计，从1993年开始，中国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一年只有8,700起，到了 2005年上升到8万7千起，2006年超过了9万起，到了2008年，超过12万起，现在己高达一年23万起。同时，中国为了“稳定压倒一切”，不惜成 本和人力，投入到武警、城市防暴警察、公安、城管、网上警察，以及网上五毛的费用在急剧增加。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名义费用是4千亿人民 币，2010年举办上海世博会的名义费用是5千亿人民币，而另外的治安稳定费用是天文数字。数据表明，中国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中国大陆为什么要“维稳”，它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是维护政权的稳定。中国高层曾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 这也是大陆一贯宣称的“党和国家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在国家之上，所谓“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党的利益，绝不容忍挑战。“维稳”第二个目的是 维护官权剥夺民权的特权，榨取百姓，以暴利以供养官权。“维稳”的第三个目的是制度上保护贪官污吏的特权，特权不受司法管辖和舆论的监督。由此可见，“维 稳”是维护统治阶层包括贪官污吏的特权和利益，而不是保护中国民众的利益，也不是真正保护国家利益和中华民族利益。所谓的“维稳”，就是将民众的利益与社 会稳定对立起来。特别是最近几年，特权者穷凶极恶的侵害和掠夺百姓财产，引起百姓的全力反抗，陷入全民反抗的包围之中，中国的维权抗暴遍布大江南北、方兴 未艾，中国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
如今，不稳定因素不仅仅只存在民间，而且也不断地在体制内出现。比如“维稳”的主力军的警察和法官内部，也不断爆出“上访”甚至群体事件。最近网络报 道，2010年9月29日，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检察院门口聚集了很多人，场面相当之混乱，胜利路交通被堵塞，5名身穿制服的警察被市检察院的人围攻并打倒在 地，昏迷的警察随后被拖进检察院大楼，路人拍下一些照片。警察作为维稳工具，在大庭广众之下竟会被打得如此的狼狈！
据新华网报道，近期，不少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透露，虽然他们已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投入逐年增多，但地方上的维稳压力却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 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造成了“越维越不稳”的现象。近日，人民论坛杂志对官员们“维稳”却“越维越不稳”的怪现象 进行了调查。媒体和各界人士也对“维稳”展开了一系列的评论。就“越维越不稳”的乱象，网民们于回帖中直接点出了始做俑者。70%的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 异化，官员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78%的受调查者认为最容易引起群体性冲突的是由于一些部门和官员的公器私用、特权腐败、以及不作为和乱作为，“一 切都要给维稳让路”。
“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已成为地方政府的行政实况。就此现象，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零非访”和“一票否决”的巨大压力， 地方政府不得不扩大编制增设“维稳办”、“综治办”等机构，只要进入“敏感时期”或者遇到“敏感事件”，就大规模动员，各个部门齐上阵“力保辖区平安”。 因此，毒奶粉、致癌茶油、紫金矿业污染、蜱虫咬死人等等攸关民众生活健康的事情在“维稳”的政绩要求下被瞒报，公民发帖批评县委书记时，除被公诉犯有“诽 谤罪”之外，发帖公民还被指称是“破坏全县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的祸首。同时，当上层把有无上访作为地方和单位是否稳定的考核指标时，那些房屋被强拆或因 其它冤情而走上上访之路的访民就被视为不稳定因素，而成为地方政府极力打压的对象。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认为，这种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 达，虽达到上级政府“维稳”的要求，但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并激化官民矛盾。
就此，网民表达了精辟的看法：“维稳本身就是个伪命题，维稳的本质就是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折手段！”
自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政改”讲话后，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政改波浪，并催生出至少数百篇追随文字；8月27日温家宝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 议”上所发表的讲话，特别提到如果反腐不力，“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因此为保政权不改变颜色必须反腐。紧接着，温家宝在9月13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年 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明确表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的前途；在9月23日的联合国大会中温家宝也指出，只有推进和搞好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建设才 能不断发展。
其实，类似政治体制改革、人权、法治、民主这类词汇，从邓小平直到胡锦涛都没少说，但中国政治改革的无力感已经让人几乎绝望。因为，中国体制中的官僚们， 从不管其实质内容如何，只管按照自己机会主义的需要剪裁内容，并据此拼接一幅政改图画来自欺欺人，号召大家依靠“比傻”游戏来增强改革信心。目前，与掌握 政治、经济、组织等一切资源的执政党相比，民间力量弱小得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得继续涵育各种基础力量，仅靠对体制内个别领导人寄予希望，并无 限夸大非暴力的作用，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发展为“非暴力合作”乃至“跪求民主”，那么民主政治还是与中国人无缘。
任何改革都是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中国政府投入巨大的维稳成本，实质上就是要维持社会利益格局的稳定，其中保持现有权力格局的稳定是“维稳”不言而喻 之内涵。从2009年投入5140亿元天价维稳，可见当局现在并无任何政体改革的打算。再加上政治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方式移居海外（全国共有118万家属已 经成功移民海外的“裸官”），无须承担政权倾覆的后果，对政治利益集团来说，最好的方式是维持现有格局继续捞取利益，即维持这种半行政半市场的政治经济体 制，行政权力攫取到的资源放到市场里面变现，而非政治体制改革。面对欲振乏力的中国经济与日益频繁的生态灾难，中国人已经明显地感到前途晦暗，害怕动乱、 亟盼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带来一片光明。但愿望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放眼古今中外，所谓改革从来就是因势、因人成事。势与人，二者缺一不可。目前中国的局势 是：既缺乏真正有心致力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层力量，也缺乏促成政治体制改革之势。目前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赞扬者追随者、批评者双方都忽视了 一点：在大陆政治这盘棋中，人只是制度的奴隶，无论是谁，都难有扭转乾坤之力。
目前“维稳”的实质，就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广泛揭露其实质，才能造就政治体制改革之势，推动中国的文明进步和现代化进程。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陆近60年中，中国社会最为稳定的时期。那时候改革刚起步，执政集团与国家利益及人民利益在基本方向上一致：发展经济，让民众脱 贫致富。邓小平的“先富带后富”，那时还被理解成无论阶层，只要敢于下海吃螃蟹就可以成为先富者。当时虽然有高干子弟利用价格双轨制的便利致富，但官僚集 团利用权力致富远未像今天这样普遍化且公然抢掠。在80年代，知识份子无论是建言还是献策，不至于要面对政府利益与人民利益（包括国家长远利益）分离甚至 对立这种非常困难的局面。但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举凡“改革”，莫不是以损害民众利益为前提，而国家利益本应以民众利益为基础，这时却被政治利益集 团挟持。比如政府要卸包袱（即放弃政府在教育及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进行了国企改革、医疗保险体制改革、教育收费体制改革等。每次“改革”都成功 地让政府节约了大笔公共开支，最后让民众背上了住房、医疗与教育这新的“三座大山”。在政府财政收入攀升的同时，民众的钱包却迅速瘪下去，国（官）富民穷 终成难以逆转之局。到此时，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及真正的国家利益发生严重对立，知识份子建言献策必须要有所选择：是为政府及利益集团说话还是为国家长远利 益考虑为民众说话？而中国政府的奖惩机制使做了不同选择的知识份子的命运判若云泥，为政府与利益集团说话、努力论证各种政策合理性的知识份子在得到物质奖 赏的同时也提升了地位；对政府及利益集团持批评态度的知识份子则均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异议人士予以打击，并开创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的先河，即以 言论得罪政府者一概诬之以其它罪名投入监狱。
政治精英集团已经堕落成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利益集团，其利益的满足完全建立在对民众利益的掠夺之上并损害国家利益。这种局面造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烈， 而且为了“维稳”，当权者对言论管制也日趋严厉，互联网控制臻于成熟。
有一副官场对联，在网上流行：上联是“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级级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层蒙上层，一层蒙一层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和谐社 会”。这副对联，形象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维稳的状态，正如网民所指出的：责任出在中央，中央、省对基层每当敏感重要时期，层层下文要求不惜一切维稳；责任出 在地方，地方保乌纱，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基层百姓赴京进省上访。
“谁给了他们权力去封杀国民天生的权力？谁立法、谁执法、‘执’成怎么样？”网民们质问。
“现在社会一系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权力无监督和无制约造成的。社会的稳定如果像现在这样为稳定而去维稳，不是为稳定而去消除不稳定的根源，那么执政当局最 终一定会被喷发的火山淹没！”网民们断言。
有关专家指出，社会冲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中国 只要日益开放和民主化，社会稳定也必将过渡到动态平衡型。此见解，也为如何“维稳”做了诠释。
中国改革开放己32年，表面经济快速发展，但人心反而更不稳定，社会危机越来越深重。中国“维稳”的3个目的，是制造中国社会不稳定，人心不平和的根本原 因。只有建立习近平所说的“权为民所赋”的民主政府，还权于民、还政于民、还财于民、还地于民，当民众享有言论、思想、舆论、出版和信仰自由之日，中国社 会就会稳定，国家就能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