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初恋

[空空然]

达尔文的初恋
　　·方舟子·
　　“范妮，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是什罗普郡以及伯明翰最漂亮、最丰满和迷人 的人物……”1828年12月24日，19岁的达尔文在给表哥福克斯的信中，如此介绍他的初恋对象。范妮是达尔文姐姐们的闺蜜，伍德豪斯乡绅欧文的二女儿。大女儿萨拉同样吸引人，“伍德豪斯的欧文们，我爱慕的偶像”，在给福克斯的另一封信中，达尔文写道。但萨拉大了达尔文5岁，而范妮只大达尔文1岁，而且热情奔放，两人 无疑更能找到共同语言。
　　达尔文是在1827年的秋天认识欧文姐妹的。当时他从爱丁堡医学院退学，预备第二年年初去剑桥大学上学，中间有几个月的空闲，正好以他钟爱的狩猎活动来打发。欧文拥有一大片充满猎物的林地，吸引着达尔文频繁拜访。范妮也是达尔文的猎物，或者达尔文反过来才是范妮的猎物，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是谁在猎捕谁。两人 经常一起骑马到森林中打猎，由达尔文手把手教范妮开枪。在简·奥斯汀的时代，如此开放的年轻女子难得一见，激发出了达尔文一生中最大的激情。
　　在达尔文离家上学时，两人也互寄情书。达尔文写给范妮的信已一封不存，很可能在范妮嫁人时销毁的。范妮给达尔文的信还有16封存世，其中有几封要求达尔文阅后烧毁，但达尔文却一直把它们珍藏着。在信中，达尔文被称为“御夫”，范妮则自称“女仆”。在1828年和1829年的暑假，达尔文又多次拜访欧文家。在剑桥，受表哥的影响，达尔文迷上了采集甲虫标本。达尔文和范妮的林中幽会便多了一项活动：两人并排趴在地上，寻找甲虫。
　　但是到1829年秋季，激情开始消失。好几个月的时间，达尔文都没有收到范妮的来信。那年的圣诞节，达尔文留在剑桥采集甲虫，没有去拜访范妮。1830年1月，范妮终于来了一封长信，抱怨达尔文对甲虫的兴趣超过了一切，只有等她抓到奇异的甲虫才会吸引达尔文的到访，并暗示有其他更合适的人在向她求婚。达尔文对此的反应是全身心地投入了甲虫采集——那是他的科学初恋，比男女之情更为牢靠。
　　1830年秋天，达尔文回家时，收到范妮一封短信，她的父亲希望能和他谈谈。达尔文忐忑不安地去了，原来欧文乡绅是要当面通知他，范妮即将与一名牧师订婚。就在达尔文待在剑桥抓甲虫的时候，这名牧师开始追求范妮。
　　这个婚约并没有持续多久，1831年9月牧师解除了婚约。此时达尔文已经从剑桥毕业，正准备随贝格尔号环球考察。范妮重新燃起了激情，送给达尔文一个荷包做为“黑森林女仆的纪念”，接连给达尔文写了4封信。“我亲爱的查尔斯，我无法想像我们将长达3年无法见面……”她写道，“从我们做为‘女仆’和‘御夫’在一起的时候起，我们共度了许多快乐时光，它们不会被遗忘——它们也不会结束！！”
　　带着希望，达尔文在1831年12月27日乘贝格尔号扬帆起航。第二年4月5日，贝格尔号抵达里约热内卢，收到了第一批英国来信。达尔文姐姐在信中告诉达尔文，范妮在年初与一名富裕的政客毕度尔普订婚，并在3月份结婚。达尔文的心碎了，哭喊着“我最亲爱的范妮”，“如果范妮此时不是毕度尔普太太，”达尔文在给姐姐的回信中说，“我会说着可怜的亲爱的范妮直到睡着。”达尔文的姐姐后来写信告诉他，范妮的婚姻生活非常悲惨，她的丈夫是一个极其自私的怪人，范妮曾经轻佻地向她们打听达尔文的情况，并说“我根本忘不了我们过去御夫和女仆的日子”。
　　但是一切已经太迟。此后达尔文的激情只属于科学研究。1836年10月2日达尔文回到英国时，已功成名就。1838年春天，年近而立的达尔文开始认真地考虑是否结婚。他在一张纸上列出了结婚的好处和坏处，好处是有孩子，有人一直作伴，“胜过一条狗”，有人管家；坏处是失去了旅行的自由，浪费时间，被逼迫访问亲戚，等等。最终他决定结婚的好处胜于坏处。他想要的是一个不爱社交、不会干扰他的工作并有嫁妆的温柔妻子。在他的社交圈中，只有一个人符合这些条件而且还是单身——他从小熟悉的表姐爱玛。
　　11月11日，达尔文前往韦奇伍德家向爱玛求婚。这完全出乎爱玛意料，她本以为 他们会一直保持已持续多年的友谊关系。爱玛接受达尔文的求婚却是意料中的。韦奇伍德家族和达尔文家族都对这个联姻极其高兴，很快达成协议：爱玛将有5000英镑的嫁妆，岳父另外每年给400英镑的零花钱，而达尔文父亲则给他们1万英镑用于投资。如果他们收到的15000英镑能合理地投资，每年能有10％的回报，那么他们每年就能有大约2000英镑的收入。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收入，当时一名医生或律师的年收入不过大约1500英镑。达尔文从此不必上班，可以整天待在家中安心做研究。爱玛则证明了她的确是达尔文设想的贤妻良母。
　　1839年1月29日，达尔文和爱玛举行婚礼。这个婚姻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非常功利，毫无浪漫、激情可言。但是它却是一个持续一生的美满婚姻，而没有这样的婚姻，达尔文不太可能做出那么丰硕的学术成果。我们得庆幸达尔文的初恋没有结果。如果换了性格与爱玛截然相反的范妮做达尔文的妻子，世界也许就大不一样了。
2009.11.14.
（《中国青年报》2009.11.18）

[此帖已删]

轮流，轮流

[空空然]

科学上要创新，多半是吃饱了撑的不操心生活的结果。

[ifewig]

科学上要创新，多半是吃饱了撑的不操心生活的结果。

不光是科学，很多领域都是没事闲的。

[黄帝内经]

可是事实上，大部分有大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都有一个痛苦的生活。。。。

[空空然]

可是事实上，大部分有大成就的科学家，艺术家都有一个痛苦的生活。。。。

你是指精神上的痛苦吧？ 在物质上他们是丰衣足食的，否则他们就没时间“痛苦的”想科学艺术哲学人生了。总之，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时候才有创造力，才能创新

[空空然]

达尔文的姻缘
　　·方舟子·
　　“天啊，想到一个人的一生就像一只中性的蜜蜂不停地工作、工作却一无所获，就令人无法容忍。不，不，不该这样。设想一辈子就孤独地生活在伦敦烟熏肮脏的房子里。只要想像你自己有一个美好温柔的妻子，坐在温暖的火炉旁的沙发上，有书，也许还有音乐……结婚——结婚——结婚。证毕。”
　　1838年，29岁的达尔文像解一道数学题一样，比较了结婚的好处和坏处之后，决定结婚。但是找谁结婚呢？他的初恋情人范妮·欧文已在6年前嫁人。他的姐妹们曾经想撮合他和另一个范妮，大他3岁的表姐。范妮·韦奇伍德性格温和、有洁癖、勤劳刻苦，适于当乡村牧师（达尔文的原定职业）的妻子。我们不知道达尔文对这个安排有何意见，他从未在信中提到这个表姐。但是不管达尔文本人是否看得上这位身材矮小、相貌平平的表姐，此时已无关紧要——范妮·韦奇伍德已在6年前病死。
　　合适的人选只剩下韦奇伍德家的小女儿、大达尔文9个月的爱玛。爱玛与她的姐姐大不一样，她漂亮、优雅、聪明、开朗、善解人意、多才多艺，喜欢射箭、骑马、跳舞、溜冰，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懂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有音乐天赋，曾经到巴黎向肖邦学钢琴。这样的女子自然有众多的追求者，但她拒绝了多次求婚，把自己变成了大龄女青年，原因是要照顾中风卧床的母亲和有残疾的大姐伊丽莎白。如果达尔文不来求婚，她很可能一直保持单身。女儿为照顾父母错过姻缘终身不嫁在当时并非罕见，达尔文的二姐苏姗、达尔文的四女儿伊丽莎白都是如此。
　　“他是我见过的最开放透明的人，他说的每个单词都表达了他的真实想法。他充满深情，对他的父亲和姐妹都非常好，十分和蔼，并拥有一些能让人倍感愉快的小优点，例如对人不挑剔和善待动物。”爱玛在给姨<-*和谐*-><-*和谐*->信中如此描述她从小熟悉的表弟。达尔文的求婚让她感到意外，立即接受。两个多月后，1839年1月，两人 闪电结婚，开始了持续40多年的幸福和谐的姻缘。
　　在达尔文列出的结婚好处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孩子”。婚后的16年间，爱玛不间断地处于怀孕、生产、哺乳、断奶、怀孕……的循环中，生下了10个孩子。达尔文想要的不是一个事业助手，而是生活伴侣，能照看家庭，聊天，分享音乐，“教会我有比沉默孤独地构建理论和积累事实更大的快乐”。在这方面爱玛非常称职，全身心地照顾丈夫和子女。达尔文并不觉得有让爱玛参与或深入了解其科学研究的必要，爱玛也不觉得达尔文的研究有多大的意思，但是必要时她帮他做实验和校对。她看重达尔文的科学研究，不是因为认为其有趣或能带来名望，而是因为她知道这对达尔文来说有多么的重要。
　　唯一的问题是宗教信仰。和当时普通女子一样，爱玛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达尔文自从环球航行归来，就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怀疑。达尔文的父亲也不信教，但是他忠告达尔文，要像他一样向妻子隐瞒自己对宗教的看法，否则会影响家庭幸福。但是“透明人”达尔文在结婚前就向爱玛坦白了自己不信教，并透露了自己在秘密研究进化论。这成了爱玛一生的烦恼，她担忧的是他们死后不能一起上天堂永远在一起。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像达尔文这种不信基督教的人只能下地狱，除非能在死前皈依基督教。
　　在婚后不久，爱玛发现自己怀孕后，促使她更现实地思考死亡的问题：在当时，这并非多虑，达尔文的表哥福克斯的妻子和达尔文儿子弗朗西斯的第一任妻子都是因为生小孩死的。爱玛给达尔文写了一封信，虽然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她显然觉得这个问题重大到需要用文字来表述。她表示尊重达尔文对基督教的怀疑，但是也相信达尔文的看法还未定型。她希望达尔文在科学研究中养成的除非已被证明否则就不相信的习惯，不要影响到他对无法用相似的方法证明、超出人们的理解能力的其他事情的判断。这对她来说很重要，“任何关系到你的事情同样关系到我，如果我想到我们不能永远相互拥有，对我来说将会是最不幸的事。”
　　达尔文此时对基督教的看法的确还未定型，他只是无法相信基督教《圣经》叙述的是真实的历史，无法接受《圣经》中那位暴虐、凶残的上帝，无法相信基督的神迹会是真实的……他是直到大女儿安妮夭折才彻底地否定了基督教。“怀疑以一种很慢的速率在我的心中滋长着，但最后还是完成了。”达尔文晚年在自传中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时写道，“速率是那样的慢，以至我没有感到有什么苦恼，而且此后我连一秒钟也没有怀疑过我的结论是正确的。真的，我很难明白人们怎么能够希望基督教是真实的，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其经文以明明白白的语言表示了，凡是不信仰基督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乎一切我的最好的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惩罚。这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
　　20多年后，当达尔文病重时，爱玛又给他写了一封类似的信。但是一切已晚。在科学理性和亲人感情之间，达尔文选择了前者。他知道这样的选择对爱玛来说意味着什么。基督教“可咒诅的教义”在他们之间划下了一片“痛苦的空间”（爱玛语），达尔文只能默默承受。他珍藏着这两封他没有答复的“美丽的信”，和他的手稿放在一起。晚年的某一天，达尔文翻出了第一封信，想到了爱玛无法摆脱的苦恼，想到了她永远不变的爱，在信的下方加了一句：“当我死时，你要知道，有许多次，我亲吻它并为之哭泣。”
2009.11.23.
（《中国青年报》2009.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