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新京报》就北京打捞费问题推出了报道，此前，就这一问题媒体上有不少讨论。

不过从报道和讨论来看，大家基本把关注点集中在打捞费本身，认为目前的“打捞困局”是因为打捞市场价偏高或政府甩包袱。我认为，这些讨论始终徘徊在低层次上。

就溺水救援而言，最好的结果是把人救活，而非打捞尸体。所以与其单纯讨论打捞问题，不如把打捞问题纳入溺水事故救援这一大框架内。

在国外，许多城市都有政府专门设立的溺水事故救援队伍，所以它们不像北京，一碰上溺水事故是警方到达现场，而是由专业的救生员和潜水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在欧洲，急救医生甚至是和救援人员同时到达现场的。此外，这些城市还活跃着许多民间水上救援团体，这些团体成员大多居住在河流、湖泊沿岸，政府向他们提供资助和救生设备，并且还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和定期的应急演练。

国外的做法使得打捞费问题不会出现了，因为有快速的救援，溺水者会很快被捞上来，他可能活着也可能死去，这种情况下，打捞尸体只成为溺水事故救援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而已，而溺水事故救援是政府城市水域应急管理体系的一部分，不可能存在谁来买单的争议。

北京有180公里河道，20多个湖泊，每年都会发生许多溺亡事故，但是目前北京的城市水域应急管理显然有些滞后，打捞费问题就是一个明证。打捞是溺水救援工作的一部分，但却被割裂开来，以至于出现了溺水者得不到快速救援而死亡、或者溺亡后由于付不起高额打捞费而沉于水下几十个小时的事件。有人说，“国家没有明确打捞溺水者的尸体究竟由谁负责”，问题在于，不及时把溺水者打捞上来让医生检查，我们怎么知道他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成了“尸体”呢？

所以，要想从根本上破解打捞费问题，保障公民生命，减少溺亡事故，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城市水域事故救援体系，像重视陆上生命急救一样重视水上生命急救。溺水事故救援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往往是几分钟定生死，所以应该有专业的队伍负责此事。为了快速反应，政府应该河道湖泊区域设置多个水上救生站，招募经验丰富的救生人员，配备完善的水下救援器材和高速水陆交通工具。此外，在易发生危险的河道湖泊边，应该增设立警示牌隔离网等设施，阻挡人们盲目下水，在溺水事故多发地区，有必要专人日常巡逻。当然，政府还可以从河道湖泊附近的居民中招募志愿者，培训一支民间的溺水救援队伍，弥补政府救援的不足。

不过，有人会担心，政府建立水上生命急救体系，将耗费庞大的公共资金，而北京一年的溺水死亡者可能不过几十上百人，如此代价是否太大了。的确，平均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投入去挽回一条生命的代价堪称“昂贵”，但问题在于，解决这样的问题不应单纯从“投入产出”的市场原则方面考虑，对于政府而言，没有比公民的生命更大的事情了，任何时候，为了公民生命的安全，不惜代价地加以保护或挽救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纳税人的期望所在。

更何况，建立水上生命急救体系还应着眼长远，虽然前期投入大，但公众可以长久受益。

记得媒体曾报道，国外某市有一条河每年有5人丧生，为了降低丧生的概率，这个城市对救护基地增加了500万美元拨款，购置直升机等先进装备，增加救助人力，一年后，该河流的丧生概率从5人降低到2人。而该地方政府却向市民报告：增加的投资是值得的。

千方百计去挽救一个生命，这正是政府对“生命崇高”人道理念的宣示，是城市人文精神的真正体现。所以，借着打捞费问题的暴露，希望北京从城市应急的高度，早日将城市水域生命急救体系的建设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