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跟中国的印刷术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国学者仍坚持说欧洲的印刷术受到了中国印刷术的影响，并说雕版印刷术是从中 国传到西方去的。然而中国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代的《金刚经》，而差不多同时，在埃及也有发掘出来的印在纸草纸，羊皮纸上的雕版印刷品，时间是公元 900年左右。而且，虽然欧洲人用雕版印刷书籍现在看来晚于中国，但是也早就在用雕版在纺织品上印图案。 即便是雕版印刷术，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在蒙古人西征之前，中国跟欧洲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交流。所谓的“丝绸之路”，最远只到达了现在的伊朗。三国时来到吴国朝见的 据称是大秦国（罗马）的商人，据考证，只是冒称罗马使节名义的中东商人，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所谓流落到新疆的古罗马军团，只是媒体无中生有的炒 作。
而说蒙古人西征把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带到了西方去的说法也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当时蒙古人尚未达到高度的文明，甚至连文字都没有，那里需要什么印刷术，而且，蒙古军是急行远赴的骑兵机动作战，根本不会在军中还带着一个印刷厂。
而且蒙古人对欧洲的进攻都是突然袭击的性质，没有与当地人民进行什么文化交流，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来了。欧洲人描述蒙古人就是突然来了又突然消失了。后来蒙古军退回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就再也没有深入欧洲。
那以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也没有提到过书籍印刷的事情。
位于远东和欧洲之间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拒绝使用印刷术，坚持用手抄写书籍，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更不可能成为什么“传播印刷术的桥梁”之类的。
说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是故意误导人民。实际上，国际上普遍公认古登堡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没有谁把中国发明印刷术这种说法当真。
而中国一直到近代，才开始引进并使用古登堡于1455年发明的铅活字版印刷技术，这种技术的复杂和完善的程度跟中国古代传统雕版印刷术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真正的印刷术恰恰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而且，中国后来所使用的从西方引进的还不仅仅只是铅活字版印刷一种技术，还有平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技术，孔版印刷技术，等等，这些技术与传统的雕版印刷完全不是一回事，技术细节上也复杂多了，至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印刷技术，跟近代的印刷技术又更不是一回事了。
1812年，德国的柯尼希发明了蒸气动力印刷机；1847年，美国的霍伊发明了转轮印刷机；1863年美国人布洛克发明了滚筒印刷机。1900年， 制成六色轮转印刷机；1904年，美国的鲁贝尔发明胶版印刷机。这些由机械操作的印刷机，使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报纸得以大量印刷，从而真正地拉开了大众传 播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欧洲的印刷技术并不是仅仅发明了铅活字版印刷术那么简单，后面更多的技术革新和发明更是与那种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印刷术毫无干系了，这是“中国发明了印刷术”的鼓吹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提起的。
凸版印刷技术，是用图文部分高于空白部分的凸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泥活字印刷术就属于这一类型。凸版印刷技术不仅包括铅活 字版印刷，还有以铅活字版为母版的泥版翻铸铅版印刷、纸型翻铸铅版印刷和照相铜锌版印刷。照相铜锌版是凸版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是照相术应用于印刷制版而 出现的的发明和应用。
凸版印刷机械，主要包括凸版制版机械和凸版印刷机械两部分。其中，凸版制版机械主要是用于活字制作的铸字机械和用于翻制复制版的压型机，以及照相术用于凸版制版后出现的制版照相设备；凸版印刷机械则主要是各种凸版印刷机。
平版印刷技术。平版印刷机印版表面的图文部分与空白部分几乎处在同一平面上。它利用水、油相斥的原理，使图文部分抗水亲油，空白部分抗油亲水而不沾油墨，在压力作用下使着墨部分的油墨转移到印刷物表面，从而完成印刷过程。
凹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的主要特点是印版上的图文部分凹下，空白部分凸起，与凸版印刷机的版面结构恰好相反。机器在印单色时，先把印版浸在油墨槽中 滚动，整个印版表面遂涂满油墨层。然后，将印版表面属于空白部分的油墨层刮掉，凸起部分形成空白，而凹进部分则填满油墨，凹进越深的地方油墨层也越厚。机 器通过压力作用把凹进部分的油墨转移到印刷物上，从而获得印刷品。
丝网印刷技术。丝网印刷机属于孔版印刷机中较有代表性的印刷设备，它的印版是一张由真丝等材料编织而成的纵横交错、经纬分明的丝网。已经生产的有平 面、曲面、成形、印染、印刷电路和新型轮转等多种丝网印刷机。其中，新型轮转丝网印刷机的速度和生产率比较高。它的特点是将丝网安装在滚筒上，油墨浇在滚 筒内。机器工作时滚筒旋转，橡皮刮墨刀把图案快速印到印刷物上。
不仅欧洲，而且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在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以后才开始了信息传播的革命性改变。中国也是在近 代引进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才抛弃了那种原始落后的手工雕版印刷术并产生了印刷业的根本改变的。这是一个历史常识。中国的那些“历史学家”敢否认这一点 吗？不是印刷术从中国传到了西方去，而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真正使用的印刷技术倒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第三部分。指南针
指南针，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因为指南针（磁罗盘）也分两种，水罗盘和旱罗盘，中国古代发明并使用的是水罗盘（现在也还有这种漂浮式罗盘），而欧洲人发明的是旱罗盘，而我国是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时才从西方引进旱罗盘的。
水罗盘是通过将磁化的铁片或铁针飘浮在容器的水面上来指示方向，这种水罗盘使用很不方便，因为本来容器里的水就晃晃悠悠，到了颠簸的海上，就晃动得 更厉害，根本无法准确指示方向，最多只能看个大概，或者在陆地上用来看风水时使用，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南宋《萍洲可谈》里的记载也说明了人们是在阴雨天 无法看天象辨识方向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使用水罗盘，恰恰说明了那时的技术不过关。中国长期使用水罗盘却没有得到改进。
欧洲人的磁罗盘却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自己发明的。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 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使用方便得多，是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磁罗盘。这个有出土的实物为证。而且在这之前，西方人已经在使用水罗盘了。
即使是水罗盘，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中国的学者为了证明水罗盘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解释说，西方人在学会制造使用罗盘之前从来没有认识到和记录过磁现象，突然就知道了制造罗盘，很显然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学来的。而中国对磁现象一直都有记录，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而这完全是谎言。
实际上，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人就已经发现并记载了磁石吸铁的现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现象的，比中国早得多。泰勒斯和苏格拉底都曾提到磁石吸 铁和磁化现象，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卢克莱修也记载了磁铁石的排斥作用并做了铁屑实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能够认识到磁石指南的现象。
而李约瑟在找不出水罗盘从海路传到阿拉伯和西方的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因为阿拉伯在航海中使用水罗盘比中国早），于是强词夺理地说水罗盘是从陆路经由 中亚传到西方的。这完全是荒唐的，实际上在陆路上根本就没有使用罗盘的需要，即使是穿越沙漠，也只需要看看太阳星星的方向就可以了。而我们在生活中也基本 上看不到有人在陆地上使用罗盘。
而被认为是最早的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 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然后复制出来的模型而已，根据的就是东汉王允《论衡》中记叙的几句话：“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考古学家甚至都 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也不知道它的确切用途，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磁石指南的原理。（只有下面那个底盘有出土的古物，但是光有这个底盘根本说明不了任 何问题，因为中国“考古学者”是先入为主地把它想象解释成是司南的底盘然后再凭空制造一个磁勺放在上面，以此虚设前提循环论证的手段来证明这个东西确实存 在）
仅仅只是从这个推想出来的“司南”模型来看，也很难让人相信，人们到野外去活动时，会带着这么不方便的东西用来指示方向，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形状构造呢？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通过严谨的考证，对比了大量使用“杓”字的文献后，指出《论衡》中“司南之杓”这个“杓”字应该同“酌”字，与司南的形状无 关，而且司南在古代早期使用中，有很大的累计误差，不具备实用价值，仅仅是个玩具或象征工具。古文献中对它使用功能的记载，只是一种愿望和设想。 （2005年4月15日，全国中青年技术史研讨会）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所有用天然磁性材料制作的勺形的指南针，没有一个能正常运转。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访问苏联，要将勺形司南的模型作为礼物 赠送。但由于模型的勺形底部的摩擦力太大，不能正常运转，最后用了现代电磁技术，才使这个勺形装置具有了定向功能。”（摘自《科学时报》）
所以这种司南假使存在，也只不过是对磁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唯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也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发明”而且是“伟大发明”，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创造的，是要具有一定的智力含量的， 并且能够具有一定使用功能，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在闲逛玩耍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奇无用的玩物，然后就原样收藏的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谓“发 明”。我们中国人常常吹嘘的很多“发明”都是属于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