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

**此帖已删** · 08-06-21, 08:04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十一）

芦笛

4）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兵民是胜利之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这些语录广为流传，造成了一个普遍错觉，亦即人民战争是伟大领袖开创的，其实大谬不然，它是中国悠久的传统。

如所周知，中国乃是世界上内战最多的国家，而大多数内战都是所谓“农民起义”。“起义军”多是无业游民裹挟良民化作的土匪，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荼毒百姓。民间士绅没法指望极度无能的官军保卫，便只有筹资募集乡勇，筑寨自保（也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土围子”），躲在那乱世桃源里，享受宏观乱世里的微观太平。

这种民间自我保护在冷兵器时代非常有效，常常胜过官军保护，以致民谚说：“小乱住城，大乱住乡。”那意思是说，若遇到的只是一般性的暴乱，则居住在官军保护下的城里就够了。如果天下大乱，则城池迟早要被声势浩大的土匪们攻破，真正安全的地方是乡下土围子。看过《水浒》的人应该记得，实行民间自我保护的祝家庄、曾头市比官军保卫的青州、沧州等城市要难攻打多了，让水泊梁山上的土匪吃足苦头，匪首晁盖甚至在曾头市中箭殒命，为该匪帮造反史上最惨重的损失。

因此，一部中国古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人民战争史，也就是人民打人民的历史。良民在乱世无法指望官府提供保护，只好自己组织起来抵抗暴民的侵害。在很多情况下，交战双方都是自发组织的民间武装力量，宛如文革期间两大派搏斗一般。在朝廷极度虚弱，无法“除暴安良”时，民军（亦即官方史学所称“地主武装”）甚至可以变成与“义军”交战的主力，元末就是这样。当时国家完全处于失控状况，官军几乎不存在，与红巾军作战的基本是民军。

这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我英勇的工农红军铁流转战两万五千里，对陕甘宁的许多土围子却奈何不得。1936年8月间，中共准备发动宁夏战役，打通与苏联的交通线。中共中央在给苏联主子的电报中就曾承认了这一点：

“这一地带的特殊地形条件是为黄河沙漠草地所束缚着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其中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军事部署大致可定为：（甲）以一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人攻宁夏，十二月开始渡河，现占领一部分主要的城寨，多数城寨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乙）以四方面军十二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之若干地区作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逐步向甘凉肃三州前进，于夏季达到肃州附近，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洛甫、恩来、博古、泽东关于红军行动方针给王明同志电》，1936年8月21日，《毛泽东年谱》（上）573页）

这是说，在陕北与外蒙之间“满布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所谓“围寨”就是祝家庄、曾头市那样由民军守卫的土围子。电报反复指出，红军没有本事打下它们来，只能“待接取飞机大炮后再夺取之” 甚至还需要苏联主子派来 “技术兵种配合攻取之”。

土围子给伟大领袖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晚年他似乎都不曾忘记，以致张春桥在1975年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还写道：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讲话中说道，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

正因为此，当朝廷因极度虚弱无法保护良民时，便常常号召百姓自己保护自己，这就是曾文正公办团练剿灭发匪，以及蒋公中正办民团根除赤祸害的由来。

这种怪事也只会在中国出现。天下再没比中国统治者轻松的活儿了，权力毫无约束却毫无责任，平时对百姓为所欲为，敲骨吸髓无所不为，等到有难时却把保护人民的最起码的政府责任干脆推到百姓头上去。

根据同一思维定式，遇到外患时，朝廷当然要习惯性地把责任推给老百姓，让他们去为自己顶刀挡灾，由此形成了环球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中式民族主义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不是国家保护人民，却反过来要求人民保护国家。政府不愿从事根本国政改革，富国强兵，加强国防，保境安民，又无道德勇气顶住“爱国清议”的毁灭性压力，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更没本事折冲樽俎，通过谈判化解冲突，尽量减少国家利益损失，却为沽名钓誉轻举妄动，甚至擅启外衅，等到鬼子受不了前来“教训”之际，却把灾难无耻地转嫁到万能的人民头上去，大呼：上啊，给我顶住！鬼子没什么了不起！不是腿不能打弯，就是睡在睡袋里全身瘫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为朕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这就是蒋延黼先生早就观察到的现象：

“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他没有指出的是，这种无耻战略，竟然在后世被吹成了什么光辉思想，天才发明。中国人的耻荣观，咋就愣是与众不同？中国百姓怎么就会这么蠢？被人卖了也没关系，只要骗子们拍着肩膀赞曰：壮哉吾民！伟哉黎庶！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斩断旧乾坤，了不起啊了不起！便乐呵呵地跑前跑后，屁颠颠地忙着帮人家数钱！

令我一生难忘的影视镜头有两个，一是70年代初放映的一部新闻片，名曰《苏修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上的挑衅》。乌苏里江还是黑龙江中，有个中国人世代居住的黑瞎子岛，苏修认为是他们的，派坦克装甲车上岛巡逻。对此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我党的应对高招是发给每个青壮年一根大木棒，待人家的坦克装甲车开上岛来便一拥而上，以木棒猛击钢甲。那龟孙子兵法的用意再明显不过：我这边全是手无寸铁的平民（civilians），你是武装到牙齿的正规军，只等你被平民的主动挑衅激怒，开枪杀人，立即就是轰动全球的战争罪行。

我当下看了只觉寒气一阵阵地从心底透上来。不料几十年后又在电视上见到柴玲辈号召人民“保卫天安门”，最后是赤手空拳的人民在南池子那儿迎着弹雨一次次地走上去，栽倒在血泊中。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个时代，无论是政治上的哪极，无论是国家元首，大吏巨绅，还是民间领袖，全都无师自通地精通这龟孙子兵法，并不需要伟大领袖去专门发明出来。

如蒋先生指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庚子拳乱，都是这种无耻的人民战争史。但他没有详细介绍林则徐的“民本主义”思想，也忘了指出道光皇帝也同样是人民战争之父。老芦无学，还未查出人民战争之祖乃至曾祖高祖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战国末年，荀子便认识到人民是统治者可以利用的雄厚的政治资源，曾生动地将人民比为为统治者拉车的马，载舟之水。人民战争的思路，不过是把平时为自己拉“御女如意车”的马改为战马，把载隋炀帝的龙舟的水改为淹没外敌的祸水罢了。

（附带作点题外说明：以上典出《唐宋传奇集•隋炀帝海山记》，其中说，当时有个发明家为隋炀帝发明了“如意车”，用来御处女时，处女“纤毫不能动”，乖乖听任摆布。隋炀帝大乐，重赏了那位发明家。此事也被编入明人白话小说，评点者夹批道：“‘纤毫不能动’，有何乐趣？”令我喷饭。

过去刻卖旧小说之前，先找个文学评论家来评点，然后再刻版，把夹批和正文一道刻进去，倒很像今日之中文论坛。记得《红楼梦》上平儿摔开贾琏的手，夺门而出，站在门外和贾琏讲话。贾琏急得弯着腰骂道：小蹄子，一定要浪上人的火来，你又跑开了！我开头看的是没有评点的铅印本，多次看到这段都没觉得什么。后来见到某评点版本，夹评竟然点破贾琏为何要弯腰，这才恍然大悟，觉得不但曹雪芹刻画真实，那评点者看书也特别细心，而且专门注意这种细节。）

在这点上，林公著名的语录“民心可用”说得非常精到。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一切所谓人民领袖，都是操纵利用人民去实现个人目的的高手，林公不过是其中之一。

《剑桥中国史》指出，就连林公在广州推行的禁烟运动，从一开头也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

“从他来到广州直到任职结束，他一直毫不踌躇地利用广州绅士设法禁绝吸食鸦片。这种做法有危险，因为准许各村知名人士成立拥有逮捕权的禁烟会，这就意味着把大量权力交给了不易控制之人。所以出现了许多错捕案件和麻烦事故；如邻居之间公报私仇互相告密；有些家族为了报复族间血仇的宿怨或者争夺财产权而中伤与自己相敌对的家族。所有这些，林则徐在其著名的7月奏折中已有预见，但他在当时解释说，为了治愈一种危险得多的社会病症，这是不可避免而必须忍受的流弊。可是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这种流弊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县官和村镇名流在广东农村中的权力平衡，因为后者现在开始自己执行治安权。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绅士私人盗用司法权和军权的现象还不明显，但到那时，要使他们放弃非分之权则为时已晚了。但是，尽管采取了拘留、逮捕和查封等狂热的行动，林钦差铲除鸦片恶习的计划并未成功。”

所以，伟大领袖“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教导其源有自。据时人记载，这矫枉过正的人民战争也同样造成了红色恐怖：

“黔赤万家愁大索，仓皇半夜走讹言”；“但见累累被日拘，未闻研鞠脱冤诬”；“时获食烟之人，贯耳游行”；“食烟之人被获，即其不食烟戚友同到官收监，亦无一得昭雪”。（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这意思是说，百姓不堪搜查烟土之苦，谣言四起，一夕数惊；只见一批批人给抓进去，没听说谁给平反放了出来；常见被抓到的瘾君子们被用箭刺穿耳朵，就那么挂在耳上游街示众；抽大烟的人一旦被抓到，他的不抽烟的亲戚朋友们也要被抓进官府去坐牢，没谁得到平反昭雪。

把任意拘留、逮捕、查抄百姓的权力下放给士绅，与后世把这些权力下放给农村游民的区别，只在于授权对象不同，但效果完全一样，都为无赖敲诈良民提供了绝佳机会，使得公民本来就毫无保障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罄尽，当然要制造出普遍的恐怖气氛来。即使是纯善良民，在获得生杀予夺的大权之后，迟早也要被权力腐败而为所欲为。在这些人尝到权力的甜头后，想把权力收回去，恢复原状，就再无可能了。这权力天平被打破之后，被欺压者忍无可忍，势必要起来反抗，造成社会动荡。晚清两广会党频频暴乱，不能不说与林公急功近利，矫枉过正的措施有关。

1839年8月31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为林维喜凶杀案与义律闹僵后，林则徐发出布告：“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许开枪阻止”，打响了人民战争的第一枪。1840年3月7日（道光二十年二月四日）林则徐更提出“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方针，主张雇募渔民、疍户为水勇，火攻英船。1840年6月27日（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广州地方官发出布告，列出悬赏缉拿敌人等级（以上据《鸦片战争大事记》，网上“鸦片战争纪念馆”，共青团中央暨社科院主办）。

最能完整体现他的游击战思想的文献，还是他在定海失陷后给道光的密奏：

“臣等窃思粤省民人患其与夷相习，而此时浙省之民转欲其习于夷而后便于行事。若如夷信所言，火食无多，又恐风色将转，是正有可乘之机。与其交镝于海洋，未必即有把握，莫若诱擒于陆地，逆夷更无能为。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行见异种无遗。惟机缄不可泄露。” （《密陈定海夷情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一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470页）

请注意，他这儿提出的“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的游击战思想，与后世伟大领袖的实践一般无二，由此可见他才是实至名归的人民战争之父。

在他的指挥下，广东人民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也确实给英国人带来了若干麻烦。如前文所述，九龙海战就是因为义律等人无法获得食物和淡水，被迫驶至九龙索取，并要求中方不要再向水井投毒而触发的。

但除此之外，这轰轰烈烈的人民战争究竟还取得了什么辉煌战果，芦某阅读极度有限，能查到的似乎就只有一件：在澳门教书的叱■吨（Vincent Staunton）去海边游泳，被我大智大勇的人民果断擒获，献给林则徐以图赏资。尽管英国人多次请求林则徐释放他，但林则徐就是不答应，直到卖国贼琦善上任后才把那村学究放了，由此构成了琦善又一项卖国大罪（蒋延黼：《琦善与鸦片战争》）。

必须指出，把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并不是林则徐一个人的主张，自道光皇帝以下莫不相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剑桥中国史》指出：

“林则徐特别强调在广东招募乡勇，因为他深信，这些乡勇单凭其一股‘热情’几乎可以打败一切敌人。为了节约军费开支，道光帝在1840年把招募乡勇的任务扩大到其他沿海省份；但许多非正规军是原先的匪徒、盐贩或者利用自己的军衔鱼肉本地农村的强盗。另一个办法是采用道家法术和中国寺院的拳术，以改善军队在西方炮舰和大炮面前软弱无力的状态。例如，武术教师们宣称自己在水下不用呼吸可以呆上十个小时，因而便雇用他们藏在河底去英国船底下凿洞。”

不难看出，以义和神拳去扶清灭洋的思想，早在那时便已萌生了。

直到英军打到南京城下，耆英、伊里布等人被迫与英军谈判时，人民战争仍然是中国的战略威慑武器，据《剑桥中国史》：

“据张喜日记所记，小马礼逊（芦注：英方谈判代表）威吓说，如有必要，英军将长驱直入，溯江而上；张喜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有必要，清帝将武装民众并号召农村起来反对他们，使之感到‘草木皆兵’。当然，哪一方对这些行动也都没打算认真去做。”

张喜籍籍无名，并非正式的谈判大员，不过是伊里布的侍从，他敢这么说当然不是毫无根据，此前道光已给两江总督牛鉴下谕，令他倡议江苏当地士绅办团练，保国卫家。可见爱国领袖道光确实考虑过将侵略者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不难看出蒋百里先生的持久抗战战略思想来源于何处。这其实是明摆着的事，自不必待智者而后知之：历届政府渎职，国政腐败不堪，尚不思改革，因循守旧，使得中国积弱之至，毫无国防能力。等到强敌入境，军队不能履行保境安民的最起码的职责，当然只好依靠“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去为朝廷排忧解难了。

**此帖已删** · 08-06-21, 08:05

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十二）

芦笛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后世 “反美统一战线”策略，其实也早在那阵就有原型了。在镇江失陷后壮烈殉国的两江总督裕谦，就曾向道光皇帝提出建立世界反英统一战线的光辉设想：

“探闻海外各国，因英逆滋事……无不同深怨恨。如欧罗巴、米利坚、佛郎机诸国，其势力亦与各逆相等。在天朝自不值明降谕旨令其帮助，而悬赏告示内，不妨声叙，无论兵民水勇汉奸及各国夷人，一体准其杀戮请赏字样。再出示晓谕各国，在皇帝君临天下，中外一视同仁，顺者抚之，逆者剿之。英吉利肆逆犯顺，现已调兵征剿，与尔等各国无干，尔等均准照常贸易。倘英逆胆敢恃强阻拦，致碍尔等生计，准尔等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或另用兵船，捣袭其国。”

他是说，英国已成了众矢之的，为“欧罗巴国” 、美国和法国诸国共同痛恨。这些国家与英国的实力差不多，但请求别国帮忙有伤天朝体面，不值得这么干，只需朝廷在悬赏告示中批准中外所有人都可因杀死英逆获赏。此外再出告示，给各国下令，声明天朝剿逆与各国无关，允许他们照样贸易。如果英国胆敢阻挡，影响他们的生计，则天朝批准各国在外洋开炮轰击英舰，或是用军舰直接袭击该国也行。

请注意，这提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1970年5月20日发布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非常相似，两者都是以世界领袖的身份和口气发布命令（“晓谕”）。毛上台后倒是还请过苏联帮忙保卫自己的政权，但斯大林死后，他把自己提升为世界领袖，就再也不屑于与他国结盟共同对抗苏联或美帝了，完全按裕谦在此建议的那样，直接以世界人民领袖身份号召各国人民起来打败美帝（后来又改为苏修）。

这人民战争思想并没有因南京条约签订而告终。道光二十七年（西历1847年），英国人提出要行使南京条约赋予他们的权利，进入广州城，但中国不同意，于是英国军舰便进攻虎门炮台。三十六小时内就打哑了清朝八百二十七门大炮。接着英军进入广州，占领了十三行，两广总督耆英只好使出缓兵之计来，与英国人签订协议，同意两年后向他们开放广州（《剑桥中国史》）。耆英这一“妥协投降”行为激起了清流们的强烈抗议，道光也很不满意，便调回耆英，将广东巡抚徐广缙升为总督，并下谕告诉他，以后再有民夷冲突时不要随便妥协，否则会失去民心：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方为不负委任。”（转引自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林则徐与爱国领袖道光爷不谋而合。在给湖北巡抚的信中，他强调了“安民”是“却敌”的前提：

“窃以众志可以成城，未有不先安民而能却敌者。”（《复湖北抚台赵炳言书》）

他更写信给徐广缙打气，指出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唯一法宝：

“承示粤民可用，弟谓今之所恃，惟此一端。今经执事为之作新，更可供指臂之使。并闻新来头目，颇以前此之恣纵为非，想可就我范围，消其反侧。从此福星坐镇，海波不扬，当可延颈以俟矣。”（《复两广制台徐广缙书》）

有了爱国领袖道光和爱国英雄林则徐的鼓舞，等到道光二十九年协议到期时，英国人又来要求中方履行协议，徐广缙与巡抚叶名琛便避而不见，并在城乡组织发动民团，准备武力抵抗。英国人没有准备好动武，于是在声明保留条约权利之后也就暂时算了。徐、叶立即向朝廷报捷，说这是他们开展人民战争的结果：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计，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执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道光大喜，立即给徐、叶两人都封了爵，还特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以上转引自蒋延黼：《中国近代史》）

这消息对林则徐触动很大，同样是办夷务，徐、叶取得了“成功”，受了皇上封爵重赏，而他却因惹出大麻烦来一度谪戍新疆，当然要感慨万千：

“岛夷欲强占粤东河南民地，犬羊之性反复无时。幸彼间民人义愤同心，意以《公启》止之，始不致卧榻前任人鼾睡。黑白当从局外观，令人但有慨然耳！”（《复江南江宁府徐青照书》）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羡慕与遗憾，才使得他忘记了自己作的结论：“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再度以为人民战争可以吓得鬼子不敢动手，这才在福州发起“反入城斗争”吧？

问题在于，人民吓不住鬼子，在西洋武器面前不过是一堆肉。决心用民众血肉为自己筑起长城的政客，其丧心病狂更甚于驱羊群入虎口。更要紧的是，如果没有个列宁党来组织操控暴民，则发动人民战争无异于造出个匪类的培养基来，端的是后患无穷。

这道理非常简单：人民并非均一的（homogeneous）的圣贤菩萨，是个有良有莠的大杂烩。良民一般只想安居乐业过小日子，对革命、造反、武装抗敌等等毫无兴趣也缺乏胆量，而莠民多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游民，亦即所谓“流氓无产阶级”。乱世就是他们的天堂。你要发动人民战争，组建民兵队伍，踊跃报名者只会是这些“无恒产无恒心”的烂崽，纯善百姓是不会参加的。民谚早就说在那里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根深蒂固的观念可不是道光一道褒奖上谕可以改变的。何况就算当时就有基层党组织传达中央红头文件，大老粗也听不懂他那文绉绉的废话。

这结果，便是设置了一种社会负筛选机构，专把人民中的烂仔特地挑选出来，再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发给武器，提供他们互相结识并交流作恶经验的机会。那些人可不是为了爱国才来参加民团的——“忠君报国”乃是读书人才会有的后天注入的观念。人家为的乃是“当兵吃粮”并获得抢劫平民的权力与机会。要他们打仗得先掏钱才行。琦善就曾向道光报告，林则徐在广东招募的水勇五六千人，不是晕船就是必须得些彩头钱才去打仗（据《剑桥中国史》）。这些人糟害百姓倒是一把好手，要指望他们去对付鬼子的正规军就是笑话了。

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民战士们”并非任凭张天师呼来唤去的黄巾力士，多数是有奶便是娘的机会主义者，忠诚毫无保障。今天可以帮朝廷打鬼子，明天就可以帮鬼子打朝廷，全看哪边占了上风或是出手更大方。等到天下粗安，没得仗打了，麻烦就更大了：朝廷哪来闲钱养这些民兵？正规军都还养不过来呢！但若想 “铸剑为犁”，让人家放弃吃香喝辣还不用干活的神仙日子，回家乖乖种田去，世上哪会有这种便宜事？最后便是迫使他们啸聚山林，过打家劫舍的快活日子去，于是朝廷发动的人民战争便成了批量制造、哺育、训练土匪的工厂，完全是烧香引鬼，饮鸩止渴，特意跟自己过不去。

聪明如林则徐自然不会看不出这点来，但这并没有让他放弃人民战争的主张。他也承认他的“水勇”其实是土匪，但仍得招募他们，理由是必须与鬼子争夺土匪，以免“匪为鬼用”：

“当防夷吃紧之时，恐其辈被他们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

裕谦也有类似想法，他承认水勇们都是匪类，但用来剿夷倒是以毒攻毒，“即间有伤亡，也不足惜。既不致有损天威，并可为地方除害”，堪称一箭双雕。

这些想法其实和半世纪后山东巡抚毓贤收编义和拳的思路一样，他觉得拳匪太多，剿不胜剿，干脆把他们封为民团，让他们去打洋人，以毒攻毒算了。他们都没想到，朝廷不是我党，不懂列宁发明的严格操控群众的组织宣传功夫，玩火只会自焚。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1858年1月，被徐广缙与叶名琛一度胜利地堵在广州城外的英夷大举重来，和法夷一道不费吹灰之力便攻破了广州，此时叶名琛已升任两广总督，英军便把他抓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去，把广东巡抚柏贵推出来作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此时道光已死，皇帝变成了咸丰。咸丰爷可不像鬼子一样，作兴营救人质或战俘，却立即下诏发动人民战争，号召广州人民使用武力把英夷赶出去，不要因为叶总督在人家手里就投鼠忌器：

“著即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勿因叶名琛在彼，致存投鼠忌器之心。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筹办夷务始末》第三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39页〕

请注意：叶名琛贵为总督，一旦成了战俘，在咸丰眼里立即就成了“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这其实也是咱们的民族主义的一条内容，一直流传到现代。叶总督后来在印度自号“海上苏武”，效法伯夷叔齐，耻食英粟，绝食而死，当真是俏媚眼做给瞎子看。比起他来，那些受尽迫害歧视的归国志愿军战俘可以心平气和了。

广州人民立即响应了国家元首的爱国号召，在广州开展轰轰烈烈的拥军活动，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国轮船（《蒋延黼：《中国近代史》》。其实早在咸丰爷下诏前，英法联军进攻广州之时，就有众多小贩摇船前往联军军舰出售水果；两年后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时，还从香港和广东征召数千苦力充当运输队。（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卷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85页）

到后来，投敌资敌的不再只是匪类或苦力们，就连良民也发现其实英夷比中国政府更负责，起码境内治安可以保证，比自家建造的“土围子”可靠得多，不必再受层出不穷的暴乱会党和土匪们的荼毒。广州人民不但心满意足地在柏贵伪政府下当了三年半的幸福的亡国奴，远在台湾和东北之前就夺了头筹，而且绅士们还在1859年主动张贴告示晓谕广州市民：“我们只有依靠和信托于现在占领着广州的联军，以指望匪徒不敢找我们的麻烦。”（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大批良民还纷纷叛国投敌，从无穷无尽的匪祸兵患中逃到香港澳门那世外桃源去。使得香港那不毛之地在1860年人口已就猛增到94,917人。（《近代香港人口试析》，转引自邓开颂：《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芦按，以上三段引文除蒋延黼著外，均来自何新华：《幽暗之门：中国的首批外交大臣们》，谨此鸣谢）

由此可见，如果一个政府连起码的保境安民、除暴安良的责任都尽不到，还指望万能的人民来为自己救命，解决自己没本事解决的难题，那结局就只能是对自己的无情嘲弄。

指望人民战争为朝廷保平安的另一个恶果，《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已经指出了，那就是培养出了百姓的虚骄心理，让百姓真的以为自己的本事比朝廷大，造出了“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该书作者指出，所谓“三元里人民反英斗争”实际上就起到了这种致幻作用。三元里神话“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替罪羊。……后来，这类事件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即地方官员个人已不再受到斥责，而累及朝廷来遭受非难了。居民中有些人有反满潜意识，这就很容易使人想到：满清‘异族’王室为了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以保全他们自己，正在向外夷让步，姑息养奸。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元里事件是一长串群众骚乱事件中的第一件，这种骚乱最终形成了共和革命运动中的反满民族主义。”

人民战争与“逆夷=造反的下等人”的“华尊夷卑”教义结合在一起，就是鼓励了暴民造反。前文已经剖析过，中式民族主义把夷人看成是种族、文明以及权势三个等级的下等，把入侵洋人等同于造反的贱民，于是当官军被“外国造反贱民”痛打之时，国内被压迫被敲诈被欺凌的贱民便会发现朝廷的天威并不是不可挑战的，由此获得鼓励，起来造反，“放胆诛妖”，《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1841年）5月份（英军）对广州的进攻，对英国人来说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意义，但对中国人来说就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随着这次袭击（其中有掠夺和混乱），平日无赖的本地盗匪和三角洲的海盗变得比以前更加胆大妄为了。两广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两省之间的丘陵边境——几乎迅速被匪帮占据。所以从1841年至1850年社会秩序日益混乱，这实际上触发了太平军叛乱。”

其实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早就看出这点来了，在其著名的《劝降石达开书》中一语道破了发匪造反的心理原因：

“尔等窃发之由，或因前次英夷背叛时，中国有给还洋银之事，遂疑官军不振，相率作逆。”

因此，我大清之垮，基本可以归咎于朝野齐齐奉行的“民族主义”。不难想见，如果大清像日本人那样，在被鬼子痛打后，立即就抛弃中式民族主义的两个道义原则与四条战略策略，迅速开始全面西化，而不是靠煽动民众的仇外心理来解决民族危机，那么也就不会有中式民族主义的backfire，最终使得朝廷李代桃僵，变成百姓心目中的怯懦无用的卖国贼，使自己煽起来的仇恨悉数落到自己头上。

如今就“器物”层面而言，中华天朝当然不再是大清那副落后样，但“制度”与“文化”层面非但没有多少进步，反而倒退了许多。令人无奈的是，我党竟然效法大清打“仇外”牌，把中式民族主义当成了施政资源，全然意识不到这是在玩火，更不明白一个内部危机重重的国家不遇到外患则已，一旦需要对外用武，则最好别指望人民与自己同舟共济，党鉴不远，就在爱新觉罗之世。

七、结语

本文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可能还原晚清社会与林则徐的本来面目。这并不是想对古人进行道德批判，而是想让现代人知道，历史上的林则徐并不是大众心目中的那个神话人物，也不是那个涵义模糊不明的“民族英雄”。当然，如果把“民族主义”界定为我在上文总结出来的那些道义原则以及战略策略，那他当然是当之无愧的中式民族英雄。如果国人在洞悉了中式民族主义内容以及林文忠公对它们的身体力行之后，还要坚持这一美称，那我当然也不便反对。

我深知，出于深重的自卑情结，敝民族特别需要英雄并善于在幻想中制造英雄。对此我深表理解和同情。但我毕竟认为，无论是把林则徐捧为英雄还是贬为罪人，似乎都没有太大意思——人都死了快一个半世纪了，无论说好道歹，他也听不见不是？重要的还是深刻认识前人犯的错误，从背时传统中拔出来，避免再在将来重演悲剧，这才是以史为鉴、鉴古知今的明智态度。

其实我个人对林则徐也如同对大多数中国伟人一般，经历了崇拜——幻灭——震惊——痛恨——平淡的心路历程。崇拜当然是我党洗脑的结果，而幻灭则发生于看到蒋延黼先生披露的他那封私函之时，接之而来的就是震惊，继之以愤怒和痛恨，但这些情绪毕竟还是逐渐沉淀下来了。随着老去，我逐渐获得了一种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与同情。即使是对林则徐昧着良知，不顾可能引来的民族灾难，在福州发起“反入城斗争”的祸国之举，我也能寻求出宽容借口来：作为全国众望所归的清流领袖，作为大众心目中文武全才、百战百胜的“夷人克星”，他不得不苦心孤诣地维持那个神话形象，lived up to others’ great expectations，再不可能摘去大众不由分说戴在他脸上的那个超人面具，从坚定的抵抗派的立场上退下来了，不信请诸位看看咸丰即位不久后，某位御史曹履泰上的奏疏：

“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侯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因此，古有“死诸葛惊走生仲达”，今有“病少穆吓退英逆夷”。一个人被捧到了这高度，还能退得下来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曾国藩那样，在立了平定发匪的不世奇功后，还能对朝廷的无端苛责心平气和，更不怕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毁了一世英名，在背上汉奸骂名后还不作自我辩解，却公开承认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历史上也只出过一个曾国藩，指望林少穆能像他一样真正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未免太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林文忠公的罪过必须由捧他的那些清流们分担。他是被那些人捧杀的，说到底他也是整个背时文化传统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受害人，光责备他一个人并不公平。

不过，在一个半世纪之后平视这位普通人，我毕竟为这位传统文明能出产的最优秀的宁馨儿感到深深惋惜：以他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本可沿着魏源开创的那条路走下去，成为郭嵩焘那样的先知先觉。就算未必真能振聋发聩、唤醒沉迷于千年蜃景中的士大夫们，也毕竟能真正留给后人一点感念的东西。可惜他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于是除了后世政权为了政治需要捏造出来的虚名之外，便什么也没给后人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