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人民的情感和民族的命运

在过去的1/4 世纪里，席卷了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建构主义者和理性选择革命推动了民族主义的研究。民族主义精英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教给我们，要建构民族和他们的传统。
通过研究民族主义历史的作品，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成功地战胜了早先学术上的“过去主义”。“过去主义”认为，过去根深蒂固的仇恨会决定今天的民族主义冲突，但对“过去主义”问题的矫枉过正，又引发出一个新问题，即“现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建构主义，它给读者的感觉是，过去是一块空白的写字板，可以任由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来书写，在“现在主义”的学术体系中，过去的影响已经不存在了。

在本文里，笔者已经论述了“5000 年”、“100 年”和“10 年”都不能预先决定现今的民族主义政治，并且他们也不是民族主义史学家手中能够随意使用的工具。正相反，因为关于这些民族过去的叙述给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注入了同一性、内涵和目标，当他们能够并且确实
在改变的时候，他们只能在一种争论的过程中慢慢地改变。最终，这些叙事既制约也受制于现在的民族主义实践。过去和现在是相互依赖的，没有哪一个能够完全主宰另一个。

因而，今天的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民族主义理论将注意力从过去转向现在，从对民众及其情感的关注转移至精英和为他们所用的政治。早期西方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侧重于它的群众基础。在19 世纪末，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流离失所和“道德
缺失”的个人从民族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团体感。20 世纪中叶，主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继承了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提出民族主义填补了现代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非自然”宗教空白，但今天的焦点是精英对民族主义的利用。自然，民族主义的“低级研究”方法，已经把第
三世界历史的研究对象从殖民者转向被殖民者，尽管如此，殖民地时期后的学术研究重点仍然保留了大量的精英主义内容，比如印度的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不同于英国观点的“印度”概念。G.C.斯毕伐克（Spivak）的“低级的没有话语权”的感叹，就是对后现代普遍强调
精英制造话语而群众消费话语的反思。

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我们必须要把目光从党派宣传转向体现中国人生活以及他们的现实情感。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人民革命，所以党和国家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但在随后的时期，当下的大众民族主义者更多提到的是 “祖国”和“中华民族”。

因为这种人民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国家民族主义相同的，西方的分析人士因此常常把时下的民族主义者看做是被利用的工具，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今天的中国，民众的网络正在向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垄断发起挑战，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正发挥
着更大的作用。从“党派宣传”的观点来解读中国民族主义不仅排除了中国人民，而且忽略了民众的感情。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在中国人民的动机中同样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较量。尽管在神经病学方面有着令人信服、完全相反的证据，西方还是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认为情感与理智之间是一种被锁定的零和关系，一方所得乃另一方之所失。换句话说，情感越强烈就意味着更加缺乏理性，反之亦然。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也不例外，把理智与情感对立了起来。乐观的专家们倾向于低估情感在中国民族主义中的作用。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所起的作用，但断言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追求将最终获胜。与之相反，悲观的专家们却在哀叹，理智在情感面前是毫无用处的。因此，关于中国民族主义性质和未来方向的争论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西方学者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他们遵循的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自由传统——而不是他们对中国研究做了些什么。

人的动机是很复杂的，包含了理性和情感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我认为近来刚刚兴起的子学科——情感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民族主义实践的东西。例如，愤怒是一种（很明显的）对于民族主义实践非常重要的情感，但在民族主义的文献中却很少
有研究。在地位被不公平地剥夺之后，愤怒试图恢复其原有的状态。在《非正义：顺从和反叛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论述到：“报复意味着以牙还牙。在受到伤害或损害之后，它还意味着对人类尊严或价值的一种再坚持。它们都是道义愤怒和非正义感背后基本的情绪。”摩尔强调了情感的因素，J.M.巴巴莱特（J. M. Barbalet）则突出了工具性的一面：“报复心是一种权力关系的情感。它的作用是纠正失衡的或者脱节的权力关系。报复心意在使社会行为体再度回到它在关系中所处的正确位置。”因此，通过报复所表达的愤怒可以同时包含情感和工具性两个层面。

事实上，在1999 年5 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之后，一些中国人对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抗议是出于一种民族的愤怒，试图去报复。他们是真的愤怒了，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通常宣称的那样，他们是宣传者手中操纵的“工具”。中国的抗议者们是在寻求因果报应：重
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合理地位。

总之，民众的情感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中是一个至关重要却又被忽视的因素。约翰·基弗（John Keefe）在2001 年4 月侦察机撞机事件发生时,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约瑟夫·普理赫的特别助理，他后来提到，在北京的谈判中，美国外交家们看到了“一个对中国民意异常
敏感的政府。”这样的敏感性只可能会继续增加。西方的决策者们如果忽略了这个新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那么他们自身就会很危险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郎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