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族和民族主义

我们如何理解在中国出现的新的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是否是西方和中国邻国的一个威胁？或者，它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吗？目前，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导观点认为，它是一种“党派宣传”，是人为构建的。这种观点认为是精英故意挑起了民族主义情绪。但正如上述对关于齐齐哈尔事件的简短讨论所揭示的那样，它还远不够完整，因为仅仅关注“官方”的民族主义的这种传统观点，不能够解释中国普通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所发挥的独立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一种真正的、从下至上的、广泛的民族主义开始在中国出现了。正如1999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3 年齐齐哈尔抗议事件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民族主义使执政党不得不去关注它。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的“宣传”论也是一种理性主义，因此它无法解释目前在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中凸显的热情。中国民族主义并不只是追求中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它还涉及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理智与情感常常是互相冲突的。例如，在2003 年广泛的对日抗议声潮中，中日关系出现了倒退，从而影响了中日贸易保持稳定关系的利益。

简而言之，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是“党派宣传”的观点，如今已经不能反映出民众热情在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那么，这些民众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认为，要想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必须研究中国人对他们同一性的认识，而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民族过去的有关叙事来形成的。历史学家F.W.莫特（Mote）说过：“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无知绝对是认识当今中国的一个障碍。”我同意这一点，但是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仅仅认识中国的过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叙述他们民族的过去。人格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叙述把同一、内涵和目标灌输到我们的认同中去。因此，我们不能够随意地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Somers）主张叙述给同一性赋予了内涵。吉登斯认为，叙述为个人提供了“本体论的安全”，“自我的反身映像存在于保持连续性的，但却是经常修正的传记体的叙述之中”。萨默斯将“代表性的叙述”（有选择地描述事件）与更为基础的“本体论叙事书”做了对比，她认为叙述是“社会行为体用以弄懂——事实上，是影响——他们生活的叙述。（他们）定义了我们是谁。”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提到，“同一性是我们给自己在有关过去的叙事中被定位以及我们自己定位的不同方式的名称”。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指出，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是一个人对自我和自己在世界中位置的估计”。据此，本文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民族主义。具体来说，本文采用了社会认同理论家的方法，将民族认同定义为个体自我概念的方面，这种概念是从他或她在一个民族群体中感知的成员资格中获得的。在这里，民族主义被理解为保护和增进民族认同感的责任和承诺。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对中国历史上的三段“过去”——“5000 年”、“100 年”和“10年”进行探究，它们对形成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三段历史结合起来，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21 世纪初“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笔者还将试图超越党派宣传的观点，来探究中国人和他们的热情在当今的中国民族主义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