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民族主义

**内拉祖里** · 07-01-25, 16:44

如何理解在中国的新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是否是西方和中国邻国的一个威胁？或者，它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吗？作者对中国历史上的三段“过去”进行了探究，认为“5000 年”“100”和“10 年”这三段历史对形成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在21 世纪初“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人和他们的热情在当今的中国民族主义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2003 年8 月，中国东北城市齐齐哈尔发生日军侵华战争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中国的报纸登出了受伤者和他们被化学武器灼伤后血淋淋的照片，广大民众对这条消息的反应是既迅速又愤怒，中国的网上聊天室里充斥着对日的谴责。一份在网上要求日本政府彻底解决这
起化学武器事件的请愿书，很快就有了百万人的签名。这份请愿书很快被送到了日本驻华大使馆。同时，中日两国的外交家们正在就齐齐哈尔事件中受害者的赔偿问题进行谈判。请愿活动的组织者是一位网上的民族主义者，他稍后说此举的目的是给日本政府施加一些压力。
中国民众对齐齐哈尔事件的反应并不意外。事实上，它只是中国2003 年夏秋出现的一系列对日抗议活动的其中之一。②同年6 月，互联网上的激进人士组织了中国内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钓鱼岛③之行。7 月，民族主义人士组织了一次网上请愿活动，抗议日本将获取一份北
京至上海高速铁路连线的合同。9 月，涉及数百名日本商人集体在珠海买春事件被揭露后，在互联网上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对日抗议声潮。10 月，在西安的西北大学，3 名日本留学生和一名日籍教师涉嫌淫秽小品的表演引发了一次强烈的校园抗议。12 月，香港《星岛日报》这样评论：“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痛恨情绪与日俱增，没有停歇。”

2003 年的这些事件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理解，那就是中国自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的日渐高涨的群众民族主义浪潮。1996 年，中国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广为畅销，后来众多仿效版本也纷纷出炉。1997 年，香港从英国“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人民非常迫切地希望“洗清民族的屈辱”。1999 年，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民众群情激愤，到美国驻华大使馆进行抗议。2001 年，一架美国EP-3 侦察机和一架中国的F-8 飞机相撞，从此后为期两周的美中“道歉外交”可以看出，民族主义是左右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因素。2003 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系列对日抗议浪潮让一些专家们宣称，2003 年是“网络民族主义”年。在21 世纪到来的时候，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
了。

**内拉祖里** · 07-01-25, 16:48

一民族和民族主义

我们如何理解在中国出现的新的民族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是否是西方和中国邻国的一个威胁？或者，它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吗？目前，西方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主导观点认为，它是一种“党派宣传”，是人为构建的。这种观点认为是精英故意挑起了民族主义情绪。但正如上述对关于齐齐哈尔事件的简短讨论所揭示的那样，它还远不够完整，因为仅仅关注“官方”的民族主义的这种传统观点，不能够解释中国普通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所发挥的独立的、越来越大的作用。一种真正的、从下至上的、广泛的民族主义开始在中国出现了。正如1999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3 年齐齐哈尔抗议事件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民族主义使执政党不得不去关注它。这种中国民族主义的“宣传”论也是一种理性主义，因此它无法解释目前在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中凸显的热情。中国民族主义并不只是追求中国国家利益的工具，它还涉及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理智与情感常常是互相冲突的。例如，在2003 年广泛的对日抗议声潮中，中日关系出现了倒退，从而影响了中日贸易保持稳定关系的利益。

简而言之，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是“党派宣传”的观点，如今已经不能反映出民众热情在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中所起的作用。那么，这些民众的热情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认为，要想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就必须研究中国人对他们同一性的认识，而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民族过去的有关叙事来形成的。历史学家F.W.莫特（Mote）说过：“对中国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无知绝对是认识当今中国的一个障碍。”我同意这一点，但是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仅仅认识中国的过去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人自己是如何叙述他们民族的过去。人格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叙述把同一、内涵和目标灌输到我们的认同中去。因此，我们不能够随意地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玛格丽特·萨默斯（Margaret Somers）主张叙述给同一性赋予了内涵。吉登斯认为，叙述为个人提供了“本体论的安全”，“自我的反身映像存在于保持连续性的，但却是经常修正的传记体的叙述之中”。萨默斯将“代表性的叙述”（有选择地描述事件）与更为基础的“本体论叙事书”做了对比，她认为叙述是“社会行为体用以弄懂——事实上，是影响——他们生活的叙述。（他们）定义了我们是谁。”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提到，“同一性是我们给自己在有关过去的叙事中被定位以及我们自己定位的不同方式的名称”。埃里·凯杜里（Elie Kedourie）指出，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己看待自己的问题，是一个人对自我和自己在世界中位置的估计”。据此，本文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民族主义。具体来说，本文采用了社会认同理论家的方法，将民族认同定义为个体自我概念的方面，这种概念是从他或她在一个民族群体中感知的成员资格中获得的。在这里，民族主义被理解为保护和增进民族认同感的责任和承诺。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对中国历史上的三段“过去”——“5000 年”、“100 年”和“10年”进行探究，它们对形成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三段历史结合起来，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21 世纪初“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笔者还将试图超越党派宣传的观点，来探究中国人和他们的热情在当今的中国民族主义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内拉祖里** · 07-01-25, 16:53

二 “5000 年”:“文明”的重担

对于中国悠久的“五千年”“文明”的自豪感是理解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关键。事实上，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我们在中国看到了儒家思想的复兴。与此对照的是，仅仅在21年前的1974 年，中国共产党还曾经发起过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如今却变成了儒学研究
的积极推动者。从民族主义的通俗文字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出对中国“文明”的自豪。例如，1997 年《北京青年周刊》的一期封面上，张扬的几个大字：“中国人击败了卡斯帕罗夫！”，因为在为“深
蓝”编程的6 位IBM 研究小组的成员中，有两位是美籍华人。一篇文章声称，“正是这两位天才的中国人让‘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先生”。这篇文章以“我们有最优秀的人脑”为题，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为祖先留给我们的5000 年的文明遗产感到自豪”。血脉和文化常常融合在关于中国“文明”的话语中。

然而，这个“5000 年”却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突出中国对一个“充满威胁”的美国（而不是对俄罗斯）的优势。例如，在1996 年出版的一本《超越美国》的书中，作者列举了“几个戏剧性的甚至是喜剧性的类比”。他们的开场白是：中国是世界上精神文明最富有的国家，美国有着最发达的物质文明；中国是集体主义的首都，美国是个人主义的天堂。接下来，这两位作者开始变得有些调侃了：美国只有200 年的历史，而中国的同仁堂药厂就有388 年的历史；美国的“独立宣言”只是一个4 000 字的手写文件，而中国的“四大名著”由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术印刷，包含了超过30 亿字。很明显，这本书的作者想要以美国为代价来确立中国的优势。

正如很多西方人使用“东方”这个概念来佐助和界定他们自己，东方人也运用“西方”这个概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1996 年，中国的一本省级杂志出版了一期特刊，名为“中美较量”，这期杂志的封底上以“中国拥有5000 年的文明历史而美国却只有200 年的历史”这样的对比开头，并用戏谑性的文字称，“面对一个古老的东方巨人，美国至多算是一个小孩”。社会学家坎迪斯·克拉克（Candace Clark）提示我们：“情感暗示可以用来操纵、提示和反提示彼此之间的正确判断。”通过让美国“反过来扮演”孩子的角色，中国可以当“超级大哥”。仿效爱德华·塞德对“东方概念”的研究，中国人对西方的这类应用被标注为“西方概念”，这是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把西方暗指为比较对象的实践，用来定义任何人
们相信的、区别于其他的‘中国的’东西”。

另外，“5000 年”对于“富国强兵”之梦也尤为重要，而这个梦想自晚清的改革者提出后，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一直激励着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作家金辉写道：“在一百多年当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梦想着，虽然我们现在落后，但因为我们曾经强大，我们一定能够变得
再次强大。”这种“对过去辉煌的无限推崇”是和“在将来，我们一定会成为天下第一”的过分自信紧密相连的。这位作家警告说，这种“幻觉”比精神鸦片更糟糕。金辉论述说，这些文明的重担会导致自欺，也会导致种族主义。“儒家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矛盾修辞，当野蛮人不接受中国的价值观时，儒家学说使文化边界得以加固。“普天之下”可以并且常常变成一个封闭的政治共同体。历史学家雷颐曾用过一个“‘华夏中心’文化民族主义”的提法来描述这些观点。儒家世界不是“天下一家”，而是极端的华夏中心，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对其他文化的排斥并且还有文化优越感。”在中国，文化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的民族主义经常交织在一起。

**内拉祖里** · 07-01-25, 16:58

三 “100 年” ：一个“屈辱的世纪”

关于“百年屈辱”的叙述，确定了今天中国人和西方打交道的框架。这个时期始于1842年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英国得到香港。这个时期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与西方列强以及日本之间的主要战争，分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起义以1931/1937年至1945 年的“抗日战争”。今天许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痛切地知道清政府于1842 年在南京与英国以及于1895 年在马关与日本签订的众多不平等条约。在这些条约当中，中国被迫单方面做出让步，比如赔款、割让领土以及外国人在条约港口定居等，这些让步至今仍被看成是丧权辱国的表现，这个时期的其他象征还在使今天的民族主义者产生共鸣。1860年被欧洲人劫掠和焚毁的圆明园的废墟，是中国曾被“蹂躏”的提醒物。林则徐，一位在禁烟和对抗英国侵略过程中的著名中国斗士，至今依然是中国人勇气和美德的象征。

“百年屈辱”既不是一段潜移默化影响现在的客观过去，也不纯粹是现今民族主义鼓吹者的发明。正相反，这个“世纪”是一段不断被修正的关于民族过去的叙事，而这段民族过去对于理解今天饱受争议又不断变化的“中国人”的含义是至关重要的。况且，这个“世纪”
还是一段饱经创伤、非常重要的过去，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在中国人的眼里，早期的侵略者已经成为中国人，而疆界之外的“蛮族”也对“文明”做出了他们的贡献。这两个结果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华文明是普世的、优越的。在早期和“大鼻
子”的接触中，从马可·波罗到19 世纪前期欧洲和美洲的商人或使团，没有人挑战这种观点。一位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写道：“我们古代的邻居，对接近中华文明感到荣耀。”而19 世纪和西方的激烈碰撞就完全不同了，这个“中央帝国”不仅在军事上被打败了，而且它还遭遇了另外一种声称能够普救众生的文明的挑战。杜维明写道：“西方的冲击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彻底赶出了儒学的象牙塔产生一种）软弱感、挫折感和屈辱感。”“西洋鬼子”有他们自己的文明，这种文明挑战了儒家文明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中国人在东西方的对抗中受到了
伤害，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于世界以及自己在其中所处位置的看法。 “创伤带来了记忆的停止和破碎，切断了与过去的连续性”，历史学家多米尼克· 拉卡帕拉（Dominick LaCapra）在一个关于大屠杀的论述中写道，“它动摇了孤芳自赏的投入和期待的自我形象。”

正像大屠杀的创伤使西方的许多人在二战后反思他们的传统，这个“世纪”威胁到了中国人的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是基于认为中华文明是普适的和优越的这样一种观点。“以色列人对大屠杀的看法塑造了他们对自己的认知”，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写道，“就如同他们对自己认知的变化改变了他们对于大屠杀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意义的理解一样。”因为关于过去的故事既限制又定义了我们现在的民族认同，中国人和“屈辱的世纪”之间也是如此：中国人对“世纪”的看法决定了他们对自己的认识，而中国人自身认知的变化，又改变了他们对于“世纪”的理解。

今天，中国人试图就这段痛苦而难忘的时期达成一致的看法，这种努力在对这个“世纪”一种新的叙述中体现。在毛泽东时期，中国“解放”前的苦难被归咎于清朝的封建主义和西方的帝国主义，反封建、反帝的群众运动被说成是抛开身上的锁链和驱逐外国侵略者。这种
“英雄”或者“胜利者”式的叙述，适应了20 世纪30、40 年代动员广泛群众支持的需要，随后又服务于20 世纪50 年代、60 年代及70 年代的中国国家建设。例如，20 世纪50 年代的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电影，片名由《鸦片战争》改为《林则徐》，以彰显中国的英雄主义，因为新中国需要英雄。

到了20 世纪90 年代，除了毛泽东式的“胜利论”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广为流传的“受害论”。这种叙述指责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应对中国的苦难负责。这些“新”的故事情节实际上是翻新了毛泽东时代之前、民国时期的关于“世纪”的描写，侧重对受害的描述。

确实，中国作为被蹂躏的形象，在民国时期很普遍，在毛泽东时期并不流行的叙述，如今又重新兴起了。“中国之蹂躏”主题的回归，在诸如华裔美国人张纯如的畅销书《南京暴行》中可以见到。

在描写1840~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两部中国电影中，可以清晰地捕捉住民族“胜利”论和民族“受害”论之间的反差。上面提到的1959 年的《林则徐》，是一个关于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英勇斗争的故事。用《林则徐》来命名这部电影是为了突出反抗，但片中并没有单纯地聚焦林则徐本人，而是在他和一对农民夫妇的亲密关系上着墨很多。这对农民夫妇要向邪恶的英国商人颠地复仇，因为他杀死了农妇的父亲。林则徐和那些中国人体现了当时流行的抗争和向上的精神。相比之下，1997 年的《鸦片战争》就是一部关于这段历史的、令人无法舒缓的、黑暗和压抑的悲剧。②只有在影片的结尾，当石狮形象和“1997 年7 月1 日，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的主权”的字幕配合出现时，当今的中国才得到了体现。导演对于过去的叙事场面是通过一个吸鸦片上瘾的人和他的屈辱经历来表达的，而导演对现在和将来的视角是那些醒来复仇的雄狮，其中蕴含着中国将永远不会再成为受害者，虽然过去曾经遭受过灾难。

1997 年似乎是“受害式”叙述在中国再度兴起的一个关键时期。在那年春夏，香港“回归祖国”的倒计时激发出一种要“洗刷民族耻辱”的强烈愿望。到了1997 年秋天，南京大屠杀60 周年的纪念活动以及张纯如关于大屠杀的书，将中国人的注意力前所未有地引向了过去的苦难。与希望结束“屈辱”的历史相矛盾的是，许多中国人重新揭开了多年前的伤疤。对于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次对历史创伤的痛苦回顾，是用“受害式”的语言来表述的。

尽管出现了对“受害论”新的关注，关于“百年屈辱”的英雄式叙事也并没有消失。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中，“胜利者中国”和“受害者中国”的叙事都同时存在着。因此，这个“世纪”既可以是一个被心理学家瓦米克·沃尔坎（Vamik Volkan）称做“选定的荣耀”，也可以称做是一个“选定的苦难”。典型的例子是，在一套名为《不要忘记民族屈辱的历史》的系列丛书里，出版者前言把这个“世纪”描述为：它既是一段“不屈的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史”，同时也是一段“苦难、挫折和异常屈辱的悲剧史”。许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似乎非常迫切地要利用他们这段过去苦难的道义权威，但是这种新的“受害式叙事”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必须要面对软弱可欺的事实。对于英雄主义和“胜利者叙事”的经久不衰的需求，似乎是为了要抚平那些还没有准备好直面“百年”人们的创伤。

**内拉祖里** · 07-01-25, 17:01

四 “10 年”：怀念毛泽东时代，向往红卫兵“风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十年动乱”，从1966 年起席卷中国，直到1976 年。年轻的红卫兵们被发动起来，他们不仅公开谴责而且猛烈冲击了他们的老师、父母、党的地方官员，甚至他们自己也相互攻击。今天30 多岁年轻的“第四代”中国民族主义者是在“文革”之后、改革之中的相对繁荣的中国长大的。但是“十年动乱”仍然给他们留下了难以消失的烙印。“第四代”似乎发现这种描述西方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苦难的“受害式叙事”很有吸引力，因为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第一代革命者经受了20 世纪30、40 年代内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第二代也经历了20 世纪50 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磨难；第三代经历了知青下乡和“文革”；相比之下，第四代共和国的年轻人，是在中国改革后物质相对繁荣的80年代和90 年代长大的。在1997 年出版的精神自传体小说《第四代人的精神》中和《中国可以说不》中表现出对第三代的向往：他们“为他们经历的苦难感到自豪”，他们可以在北京的文革餐厅，怀旧地吃着烤玉米饼，追忆往日的峥嵘岁月。接下来作者们就提出这样的疑问：

“我们难道是无足轻重的一代吗？”在名为《我们还要沉寂多久》的一章中，他们哀叹道：
“三十而立的我们依然无影无声⋯⋯似乎我们将要在沉寂中消亡。”这一代当中的许多人似乎都有强烈留下自己印记的愿望，他们就选择了通过民族主义来实现这个愿望。

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今天许多“第四代”的民族主义者自觉地把他们和“自由的80 年代人”区分开来。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很早以前就曾经说过，有助于年轻人成长的事件是一代人的标志。今天的民族主义者常常把20 世纪80 年代说成是一个“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时期，而他们则把自己描绘成“现实的”、“务实的”稳定和秩序的捍卫者。

尽管他们批判“十年动乱”，很多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既怀念毛泽东时代，同时也向往红卫兵的风格。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兴起的“毛泽东热”，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对毛泽东强硬和无所畏惧形象的深切怀念。有些年轻民族主义者非常向往毛泽东时代的强硬讲话以及在朝
鲜和越南与美国进行激烈的对抗。

**内拉祖里** · 07-01-25, 17:05

五人民的情感和民族的命运

在过去的1/4 世纪里，席卷了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建构主义者和理性选择革命推动了民族主义的研究。民族主义精英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等教给我们，要建构民族和他们的传统。
通过研究民族主义历史的作品，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成功地战胜了早先学术上的“过去主义”。“过去主义”认为，过去根深蒂固的仇恨会决定今天的民族主义冲突，但对“过去主义”问题的矫枉过正，又引发出一个新问题，即“现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建构主义，它给读者的感觉是，过去是一块空白的写字板，可以任由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来书写，在“现在主义”的学术体系中，过去的影响已经不存在了。

在本文里，笔者已经论述了“5000 年”、“100 年”和“10 年”都不能预先决定现今的民族主义政治，并且他们也不是民族主义史学家手中能够随意使用的工具。正相反，因为关于这些民族过去的叙述给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注入了同一性、内涵和目标，当他们能够并且确实
在改变的时候，他们只能在一种争论的过程中慢慢地改变。最终，这些叙事既制约也受制于现在的民族主义实践。过去和现在是相互依赖的，没有哪一个能够完全主宰另一个。

因而，今天的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民族主义理论将注意力从过去转向现在，从对民众及其情感的关注转移至精英和为他们所用的政治。早期西方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侧重于它的群众基础。在19 世纪末，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提出，流离失所和“道德
缺失”的个人从民族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团体感。20 世纪中叶，主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继承了涂尔干的社会学传统，提出民族主义填补了现代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非自然”宗教空白，但今天的焦点是精英对民族主义的利用。自然，民族主义的“低级研究”方法，已经把第
三世界历史的研究对象从殖民者转向被殖民者，尽管如此，殖民地时期后的学术研究重点仍然保留了大量的精英主义内容，比如印度的知识分子，他们提出了不同于英国观点的“印度”概念。G.C.斯毕伐克（Spivak）的“低级的没有话语权”的感叹，就是对后现代普遍强调
精英制造话语而群众消费话语的反思。

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我们必须要把目光从党派宣传转向体现中国人生活以及他们的现实情感。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人民革命，所以党和国家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但在随后的时期，当下的大众民族主义者更多提到的是 “祖国”和“中华民族”。

因为这种人民民族主义的排外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国家民族主义相同的，西方的分析人士因此常常把时下的民族主义者看做是被利用的工具，这种观点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今天的中国，民众的网络正在向国家对民族主义的垄断发起挑战，民众在民族主义政治中正发挥
着更大的作用。从“党派宣传”的观点来解读中国民族主义不仅排除了中国人民，而且忽略了民众的感情。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在中国人民的动机中同样交织着情感与理智的较量。尽管在神经病学方面有着令人信服、完全相反的证据，西方还是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即认为情感与理智之间是一种被锁定的零和关系，一方所得乃另一方之所失。换句话说，情感越强烈就意味着更加缺乏理性，反之亦然。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也不例外，把理智与情感对立了起来。乐观的专家们倾向于低估情感在中国民族主义中的作用。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所起的作用，但断言对中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追求将最终获胜。与之相反，悲观的专家们却在哀叹，理智在情感面前是毫无用处的。因此，关于中国民族主义性质和未来方向的争论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西方学者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他们遵循的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自由传统——而不是他们对中国研究做了些什么。

人的动机是很复杂的，包含了理性和情感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我认为近来刚刚兴起的子学科——情感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更多关于民族主义实践的东西。例如，愤怒是一种（很明显的）对于民族主义实践非常重要的情感，但在民族主义的文献中却很少
有研究。在地位被不公平地剥夺之后，愤怒试图恢复其原有的状态。在《非正义：顺从和反叛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论述到：“报复意味着以牙还牙。在受到伤害或损害之后，它还意味着对人类尊严或价值的一种再坚持。它们都是道义愤怒和非正义感背后基本的情绪。”摩尔强调了情感的因素，J.M.巴巴莱特（J. M. Barbalet）则突出了工具性的一面：“报复心是一种权力关系的情感。它的作用是纠正失衡的或者脱节的权力关系。报复心意在使社会行为体再度回到它在关系中所处的正确位置。”因此，通过报复所表达的愤怒可以同时包含情感和工具性两个层面。

事实上，在1999 年5 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之后，一些中国人对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抗议是出于一种民族的愤怒，试图去报复。他们是真的愤怒了，而不是像某些西方学者通常宣称的那样，他们是宣传者手中操纵的“工具”。中国的抗议者们是在寻求因果报应：重
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合理地位。

总之，民众的情感在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中是一个至关重要却又被忽视的因素。约翰·基弗（John Keefe）在2001 年4 月侦察机撞机事件发生时,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约瑟夫·普理赫的特别助理，他后来提到，在北京的谈判中，美国外交家们看到了“一个对中国民意异常
敏感的政府。”这样的敏感性只可能会继续增加。西方的决策者们如果忽略了这个新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那么他们自身就会很危险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郎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