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法家学说倒真是这么说的，就是说我们国家要强大、要对外征服，那就首先需要把我们自己的老百姓收拾的服服帖帖，商鞅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连本国的老百姓都收拾不住，你还能征服外地吗？他的逻辑就是这么一个逻辑。要征服敌国，首先就要征服自己的人民，所以《商君书》就有这么一句话，“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老百姓就几乎成为他们的敌人，我要打败敌人，首先就要打败本国的老百姓，因此《商君书》明确说，统治者绝不能让人民得益，一定要把人民踩在脚下，这个话赤裸裸，让我们看了之后非常惊讶，商鞅的确够狠的，一点也不掩饰，他就明确说“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因此他提出一个观点，为了“制民”绝不能心慈手软，他说你越仁慈老百姓越会造反，他说“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为了“胜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聪明起来，从商鞅到韩非一再讲，强国之道就在于愚民，“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说老百姓蠢的一塌糊涂，就只会交粮纳税，别的一概不懂。说“民愚，则知可以王”。老百姓都愚蠢，我比他们聪明，我就可以当王，如果他们都聪明了，那就不好办了。

那么强国就要弱民，为了弱民绝不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商鞅说“农有余食，则薄燕于岁”，只要衣食有余，他们就不会努力，所以一定要把他们搜刮得一贫如洗。商鞅有一句话，“足民何可以为治”，老百姓只有穷的一塌糊涂，才会希望国家来救他们，如果他们都富了，还稀罕你吗？他认为，这个国家要强大，就是要使民“家不积粟，上藏也”，老百姓家里没有积粮，所有的粮食都是在王那里。而且还要有一套很严酷的户籍制度，“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处”。最后他自己就死在这套制度上，商鞅逃亡时要住旅店，旅店的老板说必须要有证明，随意接待没有证明的人就会受牵连的，于是商鞅长叹一口气，说这是作法自毙，最后他是没有逃出去，被抓住五马分尸了。但是虽然商鞅死了，但是他的这套制度还是，不说是永垂不朽，至少还是维持了很长时间。

《商君书》就明着说，老百姓都是一些贱骨头，千万不能让他们好过，如果满足了老百姓的愿望，他们就会弄奸耍滑，让其富起来他们就会不知天高地厚，只有穷愁潦倒他们才会卖力，也就是“任民之所善，故奸多。民贫则力，民富则淫”。说人民必须屈辱，这样他们才知道大人的尊贵，他们必须卑贱，这样他们才懂得当官的厉害，他们必须贫困，这样他们就会为你的赏赐而卖命。就是“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因此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让老百姓沉沦在辱、弱、贫、愚之中。

这样的强国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但是我觉得我们以前的一些历史书，它往往有一元化的判断，总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在一切方面都会强，比如说秦我们知道在军事上的确很厉害，于是我们就说他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都一定比较不错，于是我们就说秦征服六国是有经济基础的，因为商鞅变法之后秦国的经济的确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话，我要说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商鞅变法以后秦国的经济也不是没有改善，但是一直到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在当时整个华夏大地上，秦的经济水平应该说仍然是很落后的，而以往的历史书往往对这一点有一个错误的判断。这个错误判断可能产生于《史记》中的一段话，《史记》中曾经有一个说法，“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而量其富，什居其六。”但是这几十年来，研究经济史的学者，研究地理、历史的学者，很多人都指出，司马迁这句话是一个文学家的语言，不是当时的历史现实。根据《史记》、《汉书》这些书本身秦汉时代各郡国数据的分析，所谓的关中，那个时候司马迁所讲的关中，不是今天所讲的小关中，不是仅仅指关中平原，司马迁所讲的于天下三分之一的关中，包括战国时期全部秦故地的大关中，面积的确约占秦末汉初天下疆域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其人口，即使在西汉时期多次移民关中，使其人口比重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也仅占不到17%，即使如此，其经济仍不能自给。而关东的魏、赵、韩、齐故地面积仅占11.4%，人口却占到60%，而且在粮食自给的情况下，每年至少向关中输出400万石，还有大量纺织品与其他手工业从关东输入关中。其实秦的经济是很落后的，秦的老百姓是很穷的。但是，当然他穷兵黩武，他的军队确实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