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俄罗斯记者01年的报道


俄《共青团真理报》特约记者尤利·斯涅吉廖夫赶赴奔萨，进行了一番颇费周折的采访，披露了事情的真相。他在文章中说： 　 　

警方不承认有光头党 　

我抵达奔萨时，正赶上“警察日”，没想到那天当地的警察是以泪洗面来度过自己节日的，因为他们头天刚刚掩埋了两位惨遭暴徒杀害的弟兄。我好不容易才同警方联系上，见到了他们的领导———一个养得肥肥胖胖的上校。 　

“您是《共青团真理报》的记者，来寻访光头党？”上校随即掏出对讲机，呼了一个代号，“值班员，我们这里的光头党在什么地方集合？” 　

透过一阵劈劈啪啪的杂音，传来市值班员有气无力的声音。“我们这里没有光头党。”对讲机刚传出这么一句，便不再响。“瞧，我们这里没有……那么说就没事 了。”仪表堂堂的上校说完便走开了。 　 　后来，州社会治安处处长民警上校亚历山大·基谢廖夫又对我重复了一遍类似的话：“说到新纳粹分子，我们这里没有这种人。过去有些男孩子是经常凑在一起， 他们看不惯外国人玩他们的女友，都是一些孩子嘛。现在，在所有的宿舍，在教学楼，学生们都绝对安全……” 　

光头党专欺负中国留学生 　

我终于自己找到了光头党。有3个戴着编织帽的半大孩子在沃罗达尔斯基大街上走着，我加快了脚步去向小伙子们借火，其中一个极不情愿地划了一根火柴。 　

“请问，这座城市里有光头党吗？”我提出一个很正统的问题。 　

趁对方一时还反应不过来，我又接着问道：“咱们是不是去喝一杯啤酒呢？” “那你请客好了……” 在最近一家小酒馆里几瓶啤酒就解决了问题：编织帽里面果然藏着剃得溜光的脑袋。其中一个光头党闷声闷气地说，“我们需要的是钱。这么办吧，回答一个问题你 给20卢布。”“你瞧，中国人捅了我一刀，”光头党成员纳扎尔奇克挽起裤脚，让我看了一个不大的伤疤，“我们把他们好好地收拾了一顿。今天在阿尔贝科沃的 ‘礼炮’电影院附近又要大打一场。11点左右舞会即将结束，中国人马上就要回宿舍。到时候让我们来收拾他们。” “这是为什么呢？”纳扎尔奇克眉头一扬说：“他们在这里大吃大喝呀！鲟鱼肉把腮帮都塞得鼓鼓的！可我们俄罗斯人只能喝稀粥，从早到晚替他们卖苦力。要是我 呀，只要花上3个小时，一准把他们统统都赶跑……” 　

“为什么只赶中国人？这里也还有土耳其人呀……” “嘿，土耳其人和车臣人没有什么区别，你这还不懂？！我才舍不得自己的小命哩。他们以后会把你单个抓起来收拾了。而中国人没有朋友，容易收拾。你想是不是呀！” 　

中国学生逃过一劫 　

晚上9点半，我走进离“礼炮”电影院最近的一家派出所。我思想斗争得很厉害，一方面是可怜那些即将挨揍的中国人，另一方面也有些舍不得放弃这种难得的拍 下大血战镜头的机会，不过后来还是头一个念头占了上风。 　 我通报了即将开始的袭击行动，少校看来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他让我放心。并马上当着我的面拨通了巡逻车的电话，几分钟之后它已经停在电影院跟前。阿尔贝科 沃是一处僻静街区，天黑以后上街都不安全。那里惟一一幢灯火通明的建筑物就是夜生活格外活跃的电影院。离电影院有几站路远的是建筑学院的学生宿舍，那里住 着外国留学生。学生们在铁门里面是绝对安全，可是总有出来散步的时候呀…… 　

电影院大厅里安放有几张台球桌。“花花公子”们边喝上两口啤酒边打台球。从关得紧紧的门里传来当地摇摆舞乐队发出的轰隆声响。建筑学院三年级学生尼泊尔 人库马尔在酒吧柜台一旁咧着大嘴笑得十分开心。当我问起光头党要动手打人的事，他那棕红色脸上的笑意即刻荡然无存。 　

“是啊，我们连白天也得结伙逛商店。”他沉重地叹了口气，“要是我们只有3个人，那是非常危险的；要是有上六七个人，就会有人向我们投石块。好在商店就在跟前，跑几步就过去了。一般我们都是用电话叫出租车，这样会安全一些。” 　

“您说今天这里会闹事，这您是瞎操心。”警卫伊利达尔插话进来说，“任何冲突我们的人都会马上解决的。街上都有警察在维持秩序。当然，也会有那么几个中国人或越南人为这种文化休闲挨揍就是了。” 　

这个晚上却相当平静。不错，是有那么一群带编织帽的半大小伙子已经走向入口处，但一看见警车的蓝色信号闪光灯，瞬间便在黑暗中消失。中国人这次在警灯的掩护下又度过了一个消停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