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除历史经验主义，看看哪些公理只不过是伪事实-----连载

任何一个事物都包含着多种特性，而人是每一个特性都需要特定的视角。但是不论从哪一个视角出发，所看到的都只不过是该事物所具有的特征之一。

譬如一块金刚石，从物理学的视角看，看到的是其中两体及硬度等物理特征；从化学视角出发，看到的却是其成分，结构等化学特征。同样的，从美学角度看，看到的是其光泽，线条和形状所体现的美感；从经济学角度看，看到的是有稀缺性导致的高价；从社会学视角着眼，看到了其拥有者的社会地位；从宗教文化学角度审视，看到的是其所包含的某种神秘心理力量......所有这些特征都属于这颗金刚石，但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代表金刚石的完整特性。

只有认识了所有特征，才能真正的认识这块金刚石；而由只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才能看到各个不同特征。因此，即便是要认识哪怕一个像金刚石这样简单的事物，也必须从多视角出发进行观察与研究。

那么如果从更多的视角来研究历史学，清况又会怎样呢？随着视野的不断扩大，我们将看到：构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的历史共识，许多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或者说是有严重缺陷的。而之所以如此，除了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外，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以往研究中，看问题的视角过于单一。如果从更多视角出发来看，就可以发现这些观点确实存在问题。

下面我就每天找一个这样的例子，希望通过这些可以使大家对我们的历史有一个重新认识，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受益，不论是具体事例还是角度方法方面。

（最后需要指出，多从视角看待历史是有清华大学经济历史学家李伯重所提出并付诸实践的方法论）

‘宋代江南经济革命’说

一直以来中外对国史的一个共识就是‘宋代江南经济革命’说。此说赖以建立的基础之一，是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许多学者之所以对宋代粮食亩产量作出过高地估计，一个原因就是忽略了生态环境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例如，生态是学者已经证实了宋代大部分时间处于气候变冷的时期。而从现代农学的角度看，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气候变化也会对农业产量带来严重的影响，遑论数百年前的宋代！

其次，农作物的产量也取决于土壤中各种养分的消耗与补充状况。清代中期，将南非两产量比宋代有显著提高，而且有大量的肥料进口，但是水稻的亩产量（2.3 清石/清亩）却仅仅相当于南宋的3.7石。宋代江南施肥数量云远不及清代中期，这是没有争议的。许多学者认为南宋江南水稻亩产达到三四石，五六石乃至六七石，从物质能量转换的角度来看是无法解释的。

因此，如果我们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分析，那么就会对‘宋代江南粮食亩产量有大幅提高’产生质疑。进而对以其为理论基础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产生严重的怀疑。（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每天一例？沙发。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历史经验主义。看下去大概会知道。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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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此帖已回

每天一例？沙发。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历史经验主义。看下去大概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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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很多年以来大家都这么说，我们也就想当然的认为是对的，而没有人真的去分析到底对不对的东西。经验主义的一种，属于历史范畴的。

其实我不关心这些东西

影响江南经济因素可能有更多。

每天一例，期待~~~~~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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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ina

每天一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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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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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此帖已回

每天一例？沙发。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历史经验主义。看下去大概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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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争取每日更新

人口压力论


‘人口压力’论，是中外学界盛行的又一种重要观点。许多学者都相信明清（特别是清代）江南人口过度增长，使得人均耕地大幅下降，从而导致劳动边际产量递减，出现经济‘内卷化’。但是如果对江南人口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增长不仅相当缓慢，而且还有逐渐减缓的趋势。例如，在明代人口最多的1620年至清代人口最多的1850年的二百年中，江南人口平均的年增长率仅仅是千分之三左右。而各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江南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在千分之三以上是毫无疑问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因此人口增长并委托住经济增长的后腿，也不会导致经济‘内卷化’。 由此而言，从人口史的视角来看明清江南经济状况，就可以推翻过去的共识。




这里需要说明的。
内卷化与劳动边际产量递减是指，由于在农业社会人们用来创造价值的唯一主要资源就是土地，而且土地属于有限的资源。另外当时人们所能够使用的主要劳动力也仅限于人力和畜力。

不论是人力还是畜力都属于需要消耗劳动产量的劳动力。这样劳动力的最大值（人口）和生产中投入的资源（土地）以及劳动产出（总的产出减去消耗）是成一个函数的。

当人口数量达到某一个峰值时，劳动的产出便不再增加，进而递减。

另外由于资源（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当人口无限增长时，最终会导致出现多余劳动力，即便勉强把这些劳动力全部投入生产中，也同样造成人均生产力水平下降（此时这种劳动力成为单纯的消耗者）

综合以上两点，米国加州大学经济历史学家philip Huang提出了一个‘Involution’的概念，中文成为内卷化或者过密化。

有许多人认为，汽车尾气导致严重污染~~

交给你了~~

原创置顶

‘中国特殊’是以往中国城市研究中的主要观点。中国城市发展的确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在过去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为了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把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作为‘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对立物。（用赵刚的话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一个正常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赵刚《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

然而这种‘正常过程’，实际上仅仅是少数欧美国家近代城市发展的过程。把西方经验当成世界历史的‘正常’发展过程，而把非西方地区的经验作为这种‘正常过程’的对立面，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做法。

其次，城市化的过程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因是因地而异，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忽视各地的差别，假设有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统一模式，然后由此出发来与那种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标准的‘正常过程’进行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再次，从具体的事例来看，中国一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与基于西方经验的‘世界城市化的正常过程’之间也不乏相似之处，并非都是截然相反的。（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第十章）

因此以往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中国特殊’论，表面上是强调中国的特型，实际上依然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而要破除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就必须从更多的视角来看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

希望能更具体了解中国城市发展不同于西方的特点！

Mark Elvin 于1973年提出了‘14世纪转折点的理论’认为在14世界的磨歌时候，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长期运作的因果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中古经济活力的消失。

Elvin的这个著名观点并不是其个人见解，而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见解。例如日本学者赙仪零诗认14世纪前，中国的省查历史走在世界前头的，而到了15，16世纪，却变成了落后国家；在例如漆侠认为宋代中国经济居于世界最前列，但在外族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逆转，因此14世纪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逐渐的缓慢的逆向发展。

总结一下国际上主流的观点：

第一，在南宋末年与明朝初年之间，中国社会经济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二，这个变化的结果，使得此后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此前的时期相比，出现了重大差
异，因此形成‘转折’。

第三，这个转折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方式由以前的‘唐宋变革’转变为‘明清停
滞’。

以上转折论近年来受到了若干挑战。首先，韩儒林，师道纲等元史学者提出：元代并不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相反，在元代，中国的经济在唐宋发展基础上继续上升，‘有长足进步’（见元朝史）。

其次，林金树，杨国桢，陈志平等明清史学者也反对将明初划入这个‘转折’时期。他们认为明代初期的几十年，是一个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阶段。（见林金树《明初吴中地区社会经济状况初探》，杨国桢和陈志平《明史新编》）

再次，郭文涛等农史学者认为元代与宋代一同构建了中国‘南方农业突飞猛进’的阶段，而明清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纵深发展’，从而‘达到顶峰’的阶段，因此元代以及其前后几十年并不存在‘转折’。（郭文涛《中国农业科技发展史略》）

最后，从最新的一些关于唐宋和明清的研究成果来看，至少就江南地区而言，以往盛行的若干重要理论，如‘唐宋变革’和‘明清停滞’，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既然没有唐宋变革和明清停滞，那么以其为根基的14世纪转折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尽管至今为止尚未见有专门的著作对此‘转折’问题进行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但是近年来的许多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上对‘转折论’提出了有力挑战。从此意义上讲，‘转折’论尽管在今天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已经开始动摇了。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宋末至明初中国主要经济发展地区，江南地区的农业的发展，与唐代宋代，以至明代清代，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因此是性质相同的发展。只不过是在发展的速度上稍有放缓。但是这可以用发展的周期性来解释，而不应该视为重大转折。

或者说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显然只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而已。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江南农业中，13，14世纪的确出现了如肝重要的变化，但是并不是出现了可以称之为‘转折’的那种重大变化。因此13，14世纪转折的说法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的。

明朝的停是农民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