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为能够自费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学习，是提升自己人生的一次好机会，谁知却遭遇横祸。”30余岁的杨丽说，“为了去奥地利读书，我放弃了国内一切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当初的义无返顾却换来了现在的狼狈不堪。”目前,她正在云南治病，等待着奥地利的国家赔偿通知。
2002年，杨丽飞赴维也纳，2005年被投进当地监狱，4个多月后获“取保候审”，2006年7月被法庭宣告无罪，当天即飞回中国。2006年11月，由于精神恍惚身体不适就诊，被云南省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大抓捕
2002年7月4日，满怀梦想和憧憬的杨丽从云南飞赴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在国内我的专业是英语，由此也就结识了‘奥地利通达(TONDA)国际经济贸易与企业管理与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赵尚峰和他的前妻谭佩斯，他们主要办理中国人赴奥地利留学中介。”
杨丽一直在寻找机会出国学习进修， 最终她幸运地获得了一个奥地利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招收自费留学生的名额，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免学费。杨丽通过通达公司办妥了赴奥地利留学手续。在维也纳经过8个月的学习，杨丽顺利地通过了德语培训考试，于2003年4月正式进入维也纳大学商学院学习“工商企业管理专业”，学制为本硕连读。
在维也纳期间，杨丽一直与赵尚峰和谭佩斯保持来往，也给后者留下了好印象，于是2003年5月杨丽进入通达公司打工，主要负责接送中国新学生，带他们去办理入学手续、银行开户，以及安排临时住宿等事务。后来杨丽考取当地驾照，赵谭两人还让她接待一些从中国来的考察团，使她的收入不断提高，“生活开支足够了”。
2004年6月8日上午，正在外面接送学生的杨丽接到一名朋友的来电：“快躲起来，你们公司出事了，警察来抓人了！”朋友是在当地电视台和电台的即时报道中知道消息的。“当时我真的吓坏了，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杨丽说，“尽管之前我也听说奥地利外事警察部门在调查公司的一些情况，有几名同事已经离开，但我看到两名老板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自己也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情，也就没有太在意。”
原为中国驻奥地利使馆官员的赵尚峰，曾就读于维也纳经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并在政界、商界和外交界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和信誉。已经加入奥地利国籍的赵尚峰还身任奥中文化和教育交流协会常务副主席、奥地利林茨大学客座教授，所有这些情况都是让杨丽放心继续工作的原因。
但是预料中的事情突然发生，让她非常害怕警察来抓自己，“毕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她的朋友迅速找了一名奥地利律师咨询，当时律师建议杨丽主动去找警察，说清楚情况。等到当天晚上，公司被抓的人仍然没有放出来，杨丽更害怕，于是决定先躲到一名中国朋友家里。
躲藏期间，杨丽又找到一名在维也纳的华人领袖寻求帮助，领袖妻子建议她出来主动去找警察，“因为奥地利警方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中国大使馆，并且特别说明‘杨丽在逃’，当地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但是杨丽不敢去，她说：“之前我知道一名华人被错误关押了3个月，虽然后来获得了政府的国家赔偿，但是却得了厌食症。后来我又找了第二名奥地利律师，他也建议我先躲着，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出来。”
数天后，被抓5人中的3名学生被“取保候审”放了出来，但是赵尚峰和谭佩斯两人仍然被关押着。由此，杨丽也渐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警方怀疑“通达公司”在办理中国留学生的过程中使用了假材料，有欺骗和协助中国人偷渡等嫌疑。当时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报道称：“警方估计该(通达)公司将1800人办至奥地利留学，非法获利2500万欧元。维也纳许多私立音乐学校的中国学生都由通达办理而来。”
奥地利华人总会秘书长王敢说：“截至2007年有大约3万中国人居住在奥地利，其中以主要从事餐饮业的浙江省籍人居多。中国留学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前来，1994年‘通达公司’成立后迅速加大了中国留学生来奥地利的数量。”
“躲了一个多月后，我觉得这样总不是办法，凡事总得有个了结。”杨丽说，“于是我又请了一名律师，由他出面去与法官交涉，当时法官表示最多关14天配合调查，当然最少也必须关14天，于是我决定走出来了，心想只要熬过14天就万事大吉了。”
2004年7月28日上午，杨丽在律师的陪同下去到了外事警察局，之前她还认真收拾了一小箱衣服，“即使不换洗，14天也足够用了”。孰料她这一去就被连续关押了4个多月，直到11月22日才得以“取保候审”由律师担保出来，“其间的经历不堪回首”。
在狱中
去到警察局，杨丽随即被审讯了一整天。她表示自己只是做一些简单的接待工作，同时老板也不可能让她这样一名打工的学生知道真实情况。
“但是警察明显不相信我的话，他们轮换了不少人来问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情况。而且由于害怕，我就骗他们说案发时我不在维也纳，所以不清楚警方抓人的情况。”杨丽说，“他们提醒我不要隐瞒情况，不要包庇公司的老板和其他人，否则情况对我不利。”
其间，警察只给杨丽吃了一个汉堡，差不多到了下午5点多，警察们停止审讯，将她单独关押到一个不足8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之前对其全身进行了详细的检查。次日一大早，警察又把她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关押，直到恢复自由，她就一直被关押在那座监狱里。
她说：“房间在四楼，大约八九平方米，有一扇小窗户，仅有一张上下床，有一个小卫生间，但是不能洗澡，里面当时没有人，我就选了睡在上床。”
当天有一名女法官来询问杨丽，指出了她前一日说不在维也纳是撒谎，她不得已承认自己说了谎话，并向女法官说明了情况。但女法官没有作什么表示就离开了，这让杨丽非常后悔自己为什么要说假话。
由于之前有了被关14天的思想准备，杨丽还带了德语词典和一本书，准备在里面坚持学习，“开始我还能坚持，总认为熬过14天就结束了。”杨丽说，“监舍的窗户很小，但看出去只有一面墙，我每天都在数时间，之前12天一直没有警察来提审我。后来每天放风一小时我都不想出去了，但是警察总是粗暴地把我拉下楼。”
其间又有一名奥地利女人被关了进来，她很少与杨丽说话。第12天上午，精神万分疲惫的杨丽突然听到楼下有被关押男女在喊叫，由于声音很大，她突然冲动地拿起餐刀割手腕，“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那样做”。同房的奥地利人一边抢她的刀，一边按动警铃，于是杨丽被警察迅速带到监狱医务室包扎伤口。
在随后半个多月里，杨丽每天都被带去换药、吃药，虽然后来手腕上的伤口好了，但是医生仍然要求她吃药，并且告诉她吃的是镇静药物。割手腕之后，杨丽进入了一种精神失控状态，每天都不想吃喝，不停地哭泣，有时候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站到窗户前抓着铁栏用中国话大叫“放我出去”、“我要回国”。
其间曾经有中国大使馆官员来看望过她，安慰和鼓励她要坚强，称“大使馆正在积极与奥方交涉”。监狱警察曾经允许杨丽打电话，她打给奥地利的中国朋友要来了一些衣服。
每天吃药，让她产生了抗拒心理，但是她拒吃、吐掉的方法都逃不过警察的监督。2004年9月中，医生给了杨丽一种不同的药，然后她就觉得情绪更加烦躁，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多次爬到窗前大声喊叫，吓得同监舍的人不断干涉，两三天后就有警察来提审了。
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总编辑王敢说：“杨丽所反映吃了特别药物的情况，很难核实，首先是很难取得服药真实记录，其次即使警察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现在肯定不会承认。”
监狱警察后来发现她的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只好又把她送到医务室住院治疗，一直持续了10多天。其间杨丽被换了几个病房，最多时房间里多达8人，她的情况时好时坏，糟糕的时候就会长时间趴在窗前，一直看着外面来往的汽车，“但是没有人干涉我”。
“后来我多次申请参加监狱里的工作，但是监狱方面不答应，说我的情况不适宜参加劳动。”杨丽说，“一直到了10月底，我的身体情况有所好转，监狱方面才答应安排我去工作，内容是用电动缝纫机缝监狱内部床单、围腰布，洗涤警察衣服，制作围巾以及各种工艺品。”
监狱的工作间在地下室里，没有工作量规定，有规定的工资收入，而且有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到此时杨丽才注意到自己所处的监狱没有高墙电网，环境非常干净，而且每个月的花销都有账单。
从案发起，杨丽本人及朋友先后找过5名律师，有律师请求保释，但是法官一直不同意，其间还组织过4次听证，不断重复调查同样的案情。
2004年11月22日，在被关押4个多月后，法官终于来宣布杨丽可以办理“取保候审”出狱，但同时扣押了她的护照，并规定其不能离开维也纳，有情况必须向警察报告，并且必须随传随到。
是与非
“通达公司”案两名主要嫌疑人赵尚峰和谭佩斯曾经是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官员，此次他们都被关押长达14个月，一直到2005年8月5日法院开庭审理后，才宣布允许他们两人假释，但两人所持护照被法院扣压。
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总编辑王敢说：“尽管赵尚峰本人已经加入奥地利国籍，但谭佩斯仍为中国国籍，另外由于此案还涉及杨丽等两名中国籍留学生，所以庭审时，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派出包括领事部主任在内的3名官员出庭旁听。”大使馆有关官员2007年10月向王敢表示，对于此案他们非常重视，先后10多次去监狱探视，7次旁听法庭审理。
2006年初，赵尚峰和谭佩斯被法院判处1个月有期徒刑，缓期3年执行。奥地利《皇冠报》(Kronen Zeitung)认为：“之前已经将人关押了14个月，这样的判决在法律上已经没有了意义。”
杨丽说：“我以前在国内就见过赵尚峰和谭佩斯两次，感觉他们有些背景，能力也很强。后来更发现他们的通达公司办理留学生手续非常顺利，而且他们的签证经常不是在驻中国的奥地利大使馆或领事馆办的，而是从奥地利国内外交部签妥寄回中国的，可见奥地利政府很支持这家公司的工作。其被关押期间，奥中两国的许多政经界人士都出面帮他说话。”
出事后，杨丽才得知，原来奥地利警方对通达公司及相关人员的监控已经长达两年多时间，包括调查公司人员背景，监控了5000多个通话记录。奥地利警方注意到通达公司，除了缘于接到另外一家公司的举报，更因为那段时期在奥地利的中国人“惹出了不少事情”，其中包括非法居留、打黑工，不上学而经常出入赌场，甚至加入黑社会组织等等。
在警方的秘密调查过程中，通达公司的少数打工人员听到了一些消息，于是纷纷辞职走人，有些人甚至回了中国。于是在2004年6月8日上午外事警察局紧急出动了80余人，分头抓捕通达公司的6名人员，唯独杨丽“漏网”。6月9日，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官员就此事约见了奥地利相关部门官员进行交涉，奥警方也把案件情况进行了通报。
按照奥地利媒体的报道，警方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把所有中国留学生的资料全部检查了一遍，但是并没有得到希望的结果，“只查出了一些小毛病”。杨丽说：“据我所知，留学生使用假材料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并不是出自通达公司之手，而是中国国内的各种合作机构办的，许多甚至还有中国的公证书。国内的机构为了招揽学生，使出了各种手段，而在奥地利的通达公司只是把这些材料整理好交到奥地利有关部门申请签证和入学，并没有自己进行加工和伪造。”
国家赔偿
2006年4月，包括奥新社(APA)在内的多家奥地利新闻媒体报道，维也纳刑事法院于当年4月19日正式宣布赵尚峰无罪，从而使通达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得到平反昭雪。《标准报》(Der Standard)报道：“2004年6月，奥警方向媒体宣布，破获了第二共和国以来最大的偷渡集团，通达公司将1400名假学生偷渡到奥地利，警方对这次胜利曾喝酒庆祝，看来警方对赵尚峰偷渡的指控‘犯了巨大的错误’，‘对奥中关系非常有害’。”《皇冠报》(Kronen Zeitung)说：“赵尚峰及其公司多年来为发展奥中文化、经济关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近年来他的公司为中国学生来奥留学提供了许多帮助。”
2006年7月14日上午，奥地利维也纳州刑事法院就“受通达公司案所受牵连的4名华裔学生”进行审理和宣判：奥地利籍学生赵瑞、江宇和中国籍学生邱轶、杨丽，4人曾在通达公司从事临时工作或为公司协理到奥地利学习的学生事务，通达公司案发后受牵连，警方以“非法偷渡罪”、“组织犯罪团伙”、“诈骗罪”和“伪造文件罪”4项罪名指控通达公司并将4人拘禁。
奥地利《欧洲联合周报》报道，在长达两年的审理过程中，被告方将大量人证和物证展示法庭，在连续两次开庭审理中，这4名学生据理力争，用事实洗刷其清白之身，“特别是14日上午，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审理中，学生们用事实讲话，最后，法庭裁定4名学生无罪开释”。
由此，在奥地利闻名多时，使许多华人心有余悸的通达公司案亦已告一段落。杨丽说：“由于事先律师已经告诉我可能的结果，我提前就订好了回国的机票，7月14日上午从法庭下来，下午我就从维也纳飞回北京。”
能够有后来的无罪结果，杨丽等人等待已久。在奥地利等待法院最后裁定期间，她曾经回到学校重新注册上课，但是没有多久就觉得根本无法集中精力，无奈只好停课休息。由于想回国，她多次去找法官要求拿回护照，但是均被拒绝。
她说：“那时候无法上学，无法工作，每天都恍惚而过，特别是经济上也出现困难。我先是投靠朋友和租房，最后都因为精神方面有问题而被别人驱赶和歧视，最后两个月实在没有办法是在一个教会免费提供的房间住的，一名会说中文的好心神父收留了我。”其间杨丽去检查过身体，也去看过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诊断认为她患了“短期的精神障碍”，“需要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多与别人交流往来”。
回国后，杨丽不愿与人来往，总是恐惧不安，总怀疑被人跟踪，有人要害自己……也曾经尝试找工作，但总因为精神恍惚而无法长期坚持。2006年11月29日，她被家人送到云南省精神病院诊治，被该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遂住院治疗一个多月，随后一直服药修养。现在，她每个月都需要到医院诊疗、复查，医生告诉她必须坚持服药2~3年，病情才有可能稳定下来。
杨丽说：“由于我不能中断治疗，也就无法亲自回奥地利去办理有关国家赔偿等手续，目前我的事情与赵尚峰和谭佩斯的一起由同样的律师在办理。”
2007年10月中，杨丽再次电话联系了北京外交部保护华人处，询问自己的情况，对方表示一直在积极关注此事件的进展，并与驻奥地利大使馆保持着联系。“之前奥地利政府已经写信通知我们可以获得国家赔偿，但是赔偿多少，什么时间赔没有说。”杨丽说，“我不知道奥地利政府要我等到什么时候，我的病要治疗到什么时候，这中间要花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