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地利找工作，这算什么啊

①此文引自《外交》季刊，1998年7—8月号；中译文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1998年9月25日。约翰·布拉德·马斯系纽约大学荣誉校长、全国民主基金会主席、透明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弗里茨·海曼系通用电气公司总顾问、透明国际董事。

　“腐败就像是癌症，会阻碍经济发展。”
　　“腐败就像是润滑油，会加速商业车轮的运转。”
　　“如果腐败的确减缓了经济发展，东亚必然是一个例外，因为尽管这个地区好像腐败很严重，但它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
　　这些关于腐败的说明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读到或听到，发现一些趣闻来支持任何一些甚至全部这些可能是矛盾的假设，或许是合理的。对事实和数据的一份仔细的分析报告透露了什么？这篇论文评论了最近关于腐败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在腐败问题上，有几份非常好的研究报告，例如，Andvig（1991），Baldhan（1997），Kaufmann（1977b），UNDP（1997），以及Tanzi（1998）。这些论文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它们相对来说更加强调亚洲的情况，并且不管是否可能，它们的讨论都集中在基于系统的统计学分析的最新证据，这些分析包括一些已经公布的其他人和我自己的研究。

C．西蒙·范赫斯切尔 I．格罗斯曼

许多观察家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大部分要归功于典型的地方政府官员的转变，从一个改革之前没有产出的政治家变成了一个改革后有产出的经营者、企业家。就像张维迎和易纲1996年提出的那样：许多改革计划是地方甚至是农民发动的，接着被中央政府认可，并被采用作为国家政策。计划经济体系大部分是被地方拆除的。许多地方官员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远远地走在他们的国家领导人之前。强调地方官员主动性的Kang Chen，G．Jefferson和I．Singh（1992）将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特征刻画为一个“从上到下”和一个“从下到上”的过程。

同时，显然矛盾的是，中国和国外的观察家都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伴随着地方官员中腐败的盛行。

将这些结论放在一起是令人迷惑的。腐败在地方官员中的普遍深入是如何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的？此外，为什么中央政府会容忍在那些执行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任务非常重要的部门里盛行腐败呢？

一、双轨制经济和地方政府的角色

尽管对市场经济相对于中央计划经济的效率的重视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是一个重要的激励，中国人还没有完全消除中央计划经济作为生产和交换的调整机制的作用。代替的是中国已经采用了一种双轨制的经济，它包括在资源分配中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共存。Olivier Blanchard和Michael Kreme（1997）令人信服地指出，保持中央计划经济要点的双轨制经济帮助了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期间保持了经济的增长。Blanchard和Kremer鲜明地对比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解体”平稳的过渡和前苏联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生产的崩溃。Lawrence Lau,Yingyi Qiann和Gerard Roland（2000）进一步提出双轨制提供了补偿在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中潜在的利益损失者的一种方法。

中国中央计划经济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传统是“关系”，它在双轨制经济中仍然
十分重要，由此政府官员和公司经理的“个人关系”控制着资源的分配。公司经理不得不与相关的政府官员和其他公司的经理保持很好的关系，来保证能够得到维持生产所需要的资源（例如电、水等）和及时地将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交货。Davies（1995）描述了在中国“关系”是如何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适应发展不
完善的财产权和合同法体系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地方官员从没有产出的政治家向有产出的经营者、企业家的转变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是决定性的。这是由于两个非常明显的原因：首先，因为政府官员在改革前有最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他们几乎包括了一些中国最有才干的人。其次，在双轨制经济中，特别是随着“关系”延续的重要性，地方官员继续在调整生产和交换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在改革之后，中国地方官员实际上常常是经理。例如，Jean Oi（1996，1998）认为，地方官员在经济中的角色是如此重要，以致她把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系称之为“地方政府结合主义”。就像Oi所说的那样（1995）：对增长负责的政府是地方政府，它们将行政范围内的企业看做是一个非常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地方官员与这一群企业负责人是平等的，有时这些企业负责人更加直接地作为行政官员的首领。

在另一项引起争论的名为“地方政府作为工业企业”的研究中，Andrew Walde
r（1995）提出在中国双轨制经济中的地方官员和市场经济中作为经济主体的阶层在协调生产和交换中扮演相似的角色。

Oi进一步主张，对应于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联系的新的激励，地方官员不仅改善了他们协调生产和交换的效率，还开始积极地扮演一些新的角色。根据Oi所说的（1995）：在一个地方结合主义的框架中，地方官员从行政官僚机构——他们是一个组成部分——转变成了一个通过信息和资源来推动生产的免费渠道……使用信息和联系，他们通过他们常规行政工作的行为发展超出了地区性，地方官员能够向他们的地方企业提供一系列基本的服务。这可能包括原材料，但是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是关于新产品、技术和制成品市场的信息……地方干部利用他们扩张的关系和官僚政治的地位确保获得了那些将服务于地方经济增长的信息。

腐败作为补偿手段

是什么激励了地方官员变成能干的经营者？更加彻底的，什么是地方官员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机，以及使得这些动机得以贯彻的奖励和惩罚系统是怎样的？

最近一些文章提出，一个地区经济运行和地方税收之间的正相关向地方官员提供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动机。例如，Susan Shirk（1993）主张“财政的地方分权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在一项有趣的比较研究中，RogerGordon和David Li（1997）宣布，中国的地方官员比俄罗斯的更加支持新的非国有公司，因为在中国，地方政府可以从对新的公司收的税中获取财政收入，但是在俄罗斯不行。

然而，现存的文献并没有充分地解释地方官员自己如何从他们行政区域的财政收入增加中受益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尽管Oi，Walder和其他观察家强调了地方官员在协调生产和交换以及在提供关于新产品、技术和市场信息中的作用，他们的文章并没有解释中国的地方官员是如何为这些基本的服务得到补偿的。

就像Jane Kuchett（1996）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地方官员没有被允许兼职作为
公司的正式职员。那么这个公司如何补偿这些官员？两种行为解释了这一点：收取贿赂或重用亲属（贪污受贿）以及为了个人的利益挪用公共财产或公共资金（挪用公款）。这两种行为都是腐败的表现形式。实际上，财政的地方分权促进了这两种形式的腐败，而中国的中央政府有力地推动了财政的地方分权。这些观点和我们的都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中国大部分腐败都被作为一种手段。

WIEN天气不太好.大家都喜欢吵.而且总有新话题吵呢....
肚子撑着,吃饱了来看热闹.....

舞台上的内拉祖里同学,字体太大了,我屏幕小啊...眼晕啊.
修改一下.谢谢谢谢

腐败的经济功能

对腐败有限的容忍能够向地方官员提供一种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的诱惑吗？为了刺激作为它的代理人的地方官员，中国中央政府原则上将奖励对良好的经济成果有贡献的行为，并惩罚那些对糟糕的经济效果有影响的行为。但是，中央政府不能完全监控地方官员的努力。由于更容易得到信息，地方官员常常能够蒙骗中央政府，将一个因为好的运气导致的好的结果汇报成是因为自己特别的努力，或者将一个因为没有努力导致的很坏的结果汇报成是因为运气很差。地方官员很自然地夸大他们的努力在产生良好的结果中的重要性和坏的运气在产生糟糕的结果中的重要性。

就像Daron Acemoglu和Fabrizio Zilibotti（1996，1999）所指出的那样，在
负责人和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得负责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并可能甚至导致在贫困和发展中的经济（例如中国）中比西方经济中更加严格。大量的关于负责人和代理人之间关系问题的文章通常作出这样的结论：尽管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使得激励方案的设计复杂化，西方经济已经提出和执行了补偿的方法，它非常良好地运作着来刺激代理人。正如这篇论文所阐释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不但将这个原则引向了补偿决心的分散，还引向了与代理人一起分享企业的收益和损失。

一份非常重要的观察资料表明，在中国使用腐败作为一种补偿的方式包含了一种分散的补偿方案和对收益和损失的分享，这种补偿方案与西方经济中所实行的方法是相同的。腐败，无论是以贪污受贿还是以挪用公款的形式，减轻衡量和监控经济运行的问题，因为那些作出最大经济贡献的地方官员似乎能够收取最多的贿赂，重用亲戚或拥有最有价值的公共财产。这种地方官员从腐败，特别是贿赂中获利的补偿方法也是由地方公司直接支付的，他们拥有有关地方官员情况的最好的信息。

非常重要的是，中国中央政府避开了在西方经济中通常直接使用补偿方式来解决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的问题。地方官员的名义收入是固定的，与他们的政绩没有关系。中国中央政府没有制定任何有效的机制来向地方官员提供适当的激励的事实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在中国观察到的许多腐败现象都是手段。

老钟发彪，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对于某平民，愚民，无知的人我就不多说了。对了，要是想谈谈中国的新闻问题可以找我。奉陪了

①此文引自《外交》季刊，1998年7—8月号；中译文引自新华社《参考资料》，1998年9月25日。约翰·布拉德·马斯系纽约大学荣誉校长、全国民主基金会主席、透明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弗里茨·海曼系通用电气公司总顾问、透明国际董事。

　“腐败就像是癌症，会阻碍经济发展。”
　　“腐败就像是润滑油，会加速商业车轮的运转。”
　　“如果腐败的确减缓了经济发展，东亚必然是一个例外，因为尽管这个地区好像腐败很严重，但它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并推动经济增长。”
　　这些关于腐败的说明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读到或听到，发现一些趣闻来支持任何一些甚至全部这些可能是矛盾的假设，或许是合理的。对事实和数据的一份仔细的分析报告透露了什么？这篇论文评论了最近关于腐败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
　　在腐败问题上，有几份非常好的研究报告，例如，Andvig（1991），Baldhan（1997），Kaufmann（1977b），UNDP（1997），以及Tanzi（1998）。这些论文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它们相对来说更加强调亚洲的情况，并且不管是否可能，它们的讨论都集中在基于系统的统计学分析的最新证据，这些分析包括一些已经公布的其他人和我自己的研究。

这一段的字体比较合适...
其他的牛一样大.都没有心情看呢.光看字就觉得晕了.

作为一种补偿方法的腐败的政治因素

对腐败有限的容忍是一种可使用的解决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问题的办法，但是它自己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国中央政府不愿意忍受这项政策。反对在中国实行与西方经济中使用的补偿方式相联系的激励方案的政治考虑减弱了。这些政治考虑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它的规则时采用的策略的一种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它的凝聚力和绝对政治力量目标的产物，这些政治力量不断地为共产党员赢得了大量的利益。

最重要的，使用对腐败有限的容忍作为一种补偿方式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共产党总是对大多数党员和地方官员“有利益所在”。就像Susan Shirk所说的那样（1993）：因为一个人知道高层领导能够随时控告他们腐败，缺乏曝光是一种有效的特殊的解决方法，因此官员作为感激交换他的政治支持。

使用对腐败的有限容忍作为一种补偿方法提高了共产党对党员和地方官员的控制，并帮助共产党在经济决定权分散的时候保持它的政治力量。

其他政治考虑也可能是相关的。例如，党的宣传总是宣称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成员是无私的“人民的公务员”。甚至今天党的总书记江泽民仍告诫他的同胞要“向雷锋这个无私的榜样学习”。对于大部分都是党员的地方官员，直接地进行物质上激励和奖励的体系将与这些宣传和党的无私本质不一致。

另外，尽管许多政府官员和党员在中国的双轨制经济中扮演了重要的经济领域的角色，但是许多其他人，包括许多与军队有联系的人，只对政府、军队和非经济的行为负责。一个清楚的对经济运行进行物质激励和奖励的体系将破坏那些涉及经济行为的政府官员和党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使用对腐败有限的容忍作为一种补偿方式，通过避免对为良好的经济运行作出贡献的地方官员的直接补偿，有助于保护那些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有直接贡献的政府官员和党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不在字体大小~~~~继续晕中.
麻烦把字体调整一下.....
我看得眼都大了.
不知道明天眼睛会不会变得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