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策十三：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
I
古希腊历史记载，叙拉古王迪奥尼修斯(Dionysius)有一位廷臣名叫达摩克利斯（Damocles），此君是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经常不着边际的吹捧国王迪奥尼修斯。有一天，国王迪奥尼修斯邀请达摩克利斯赴宴，国王特意让这位廷臣穿上王袍，让他坐在国王的宝座上，宝座上方悬着一把锋利的宝剑，而这把宝剑仅仅用一根马鬃系着，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国王迪奥尼修斯借这个机会告诉达摩克利斯：当国王所面临的风险，就像头上高悬着利剑一样，下面有野心的臣子随时可能斩断纤细的马鬃，国王所拥有的权利伴随着的是每时每刻潜在的危险。达摩克利斯听了这番话后，就打消了妄图篡位的不臣之心。于是后人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表示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人似乎也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中国上空也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方面中国处在近现代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经济繁荣、市场丰富、国力强盛和民族复兴让国人振奋；另外一方面，经济高速发展中积累的内部矛盾也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各地因为征地而引发的社会冲突常常见诸报端，腐败和贪污的案件有增无减，社会中不和谐、不安定的气氛并没有随着经济繁荣而消减，这些现象的确让爱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忧心。而国外对中国的报道也呈现两级化的趋势，一方面中国崛起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已经成为媒体的主流，这样的观点正在改变西方人过去对中国刻板的看法；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发展中国威胁论重新抬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挑战了美欧的优势地位，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另外一个派别却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将在剧烈的社会矛盾、环境危机和经济衰退中走向解体崩溃。持中国崩溃论的不仅是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海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也持有这种观点。这种极端观点在1990年代曾经甚嚣尘上，一度被人追捧，有的人甚至还立下时间表，说中国在某某年就会崩溃。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变迁，中国崩溃论的极端观点成为笑谈，于是有的人又把所谓中国崩溃的时间表后移，认为中国会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崩溃。只是谎言一旦被证伪，就很难再让人相信，中国崩溃论的观点现在处于衰势，但却并没有完全消失。
我们当然不必在乎有人热衷于宣传中国崩溃论，因为这些人越是这么说，中国反而就越好，中国的发展有自身固有的逻辑和规律，不是别人喊喊中国崩溃论就能喊得倒的，中国的发展和成就是靠国人脚踏实地一步步创造出来的，而不是靠意识形态领域的磨嘴皮。对于激烈非理性的观点，大可一笑了之。但是对于别人给予我们善意的批评和谆谆告诫则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中国在经历了28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改革落后的不适应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而我国领导人也在国内国际场合多次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问题，显示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然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道路该怎么走，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方向究竟是什么，看看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中国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更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危险，带来无法想见的严重后果？民主化会不会让中国陷入内乱和分裂，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民主化会不会燃起中国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机，让中国的版图和疆界受到威胁？我想，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爱国知识分子，心里都会提出上述几个问题，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深知，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是焦虑和不安的，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国的日新月异和日渐强大，另外一方面总感到中国上空有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1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有信心取下这把高悬于我们头上的利剑吗？我们有信心和平过渡到现代化的彼岸吗？
II
民主，自从晚清以来，就成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五四运动中民主更是被中国知识分子译为德莫克拉西(Democracy)，中国现代化目标被定义为要引进德先生（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Science）。高扬科学和民主的旗帜成为五四时期的进步潮流，并蕴育出中国学子一代一代追求民主的五四精神。那么，民主究竟是什么呢？事实上，民主是一个及其复杂的概念，它包含的领域及其宽阔，民主是一种哲学观点，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是一种利益博弈机制, 当然，也是指一种政体和政治制度。目前大家关心和争论的焦点比如说要不要民主，主要指的是民主丰富概念中的一个方面 － 也就是民主政治。这样的民主政治主要是指通过竞争性的机制（包括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的竞争）定期举行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政治制度。 我想，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对于源于西方的多党民主政治体制，我们应该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既不应该全面否定、也不应该片面肯定西方式的多党制度，而是应该抱着为我所用的观点，吸收其中合理进步的积极元素，抛弃其中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元素和弊端，然后按照符合中国国情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吸收西方民主制度部分优点的同时，根据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点，加入改良后的中国元素，从而达到建立新型民主观的目的。以下两种观点我认为都是不可取的，第一种是完全否定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西方民主是虚伪的民主，是资产阶级合理化自己统治方式的假民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不能与时俱进，没有看到民主制度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和制度财富，任何国家，无论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认同权力必须制衡、司法必须独立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的观点，都认为本国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或是正在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不能自外于国际政治文明和世界民主化浪潮之外，把人类所有的民主政治文明都归到资产阶级的行列之内，而是应该作文明的世界公民，在与国际主流文明接轨的基础上去改造和提升民主政治。第二种观点认为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形式和唯一最好形式，其他转轨国家只有完全采取这种模式才有现代化的希望。这种完全神话西方多党式民主政治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一个后进国家有太多的国家目标，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等不同领域，单单认为采用了西方竞争性民主政治就能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问题未免把复杂的世界过于简单化了。而且民主政治无论是在理论和实践中本来就存在大量的问题，无视这些弊端和问题把一种制度偶像化和神化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里我就要来谈谈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希望这样的探讨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启示。
- 民主政治中巨大的危险和理论漏洞 － 多数独裁和多数暴政的问题。民主政治的重要原则和机制是多数原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个理论中隐藏着极大的理论漏洞: 比如说100个人进行民主表决，其中70人属于一个紧密相连的共同团体，剩下的30人属于零散的少数民族，假设70人决定剥夺30人的所有财产，甚至把30人从肉体上消灭，这就产生了可怕的多数暴政的问题。理论上，这是符合民主的多数原则的，实际上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多数恐怖主义。早期的美国民主理论专家已经发现了这种危险性，比如麦迪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警告在民主制度下，压迫的危险来自社会的多数；而这种多数人的压迫将导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政。法国政治学家阿列克西·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也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呼吁人们警惕多数专制，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而这种多数暴政多次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演。比如法国雅各宾专政(Jakobinerdiktatur)就开启了多数暴政的先河，雅各宾党人以多数人民的名义要求剥夺贵族的财产和生命，未经审判大量处死政治异议人士, 为法国革命带来了腥风血雨的屠杀，最后让人人自危，社会动荡。而苏俄在10月革命后更是把多数专制上演到人类历史的极点，仅仅评着抽象的人民概念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就可以完全剥夺另外一个阶级所有人的生命，斯大林肃反时期被处死的人多达几百万，都是以多数人民的名义来完成这样恐怖的政治迫害的。卢旺达是非洲大陆民主化先驱, 然而1994年民主选举后发生了可怕的种族屠杀事件，其逻辑也是多数暴政的延伸：一个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胡图族以所谓多数的民意和受到威胁为由要求消灭少数民族图西族，结果造成了百日内100多万人被屠杀的空前惨剧。历史沉痛的经验昭示了我们，民主的多数原则前面一定要加上一个定语，才能建立健康的民主，那就是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尊重少数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基础上的多数原则。在民主制度下，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每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都是不能被化约的，都必须切实得到宪法的保障。约翰·洛克(John Locke)认为，每个人具有与身俱来的一些权利，比如说生命权、身体尊严权和财产权，这些权利不需要特殊的哲学证明，因而是自然权。只有保障了少数人的权利和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有确定了某些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才能建立良好的民主政治表决机制。
- 民主的尴尬 － 选民选出了恐怖组织。2006年1月巴勒斯坦的立法委员选举令世界震惊，巴勒斯坦人民用选票决定了让具有恐怖主义色彩的哈马斯入主政府。虽然说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在不同人的眼里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哈马斯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组织，经常进行激烈的暗杀和自杀爆炸。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看到这样一个宗教极端组织执政，因为这样会破坏整个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会让该区域陷入非稳定的失衡状态。本来，国际社会寄托于在人民投票过程中，会有一种自然理性抉择，能够淘汰掉极端的基本教义势力，因为大多数人民毕竟想过安定的正常生活，极端势利无论如何也难拿到超过50％的选票。但是，巴勒斯坦人民在战争、动乱、屠杀和社会失序中早就失去了对前途的希望和企盼，人口爆炸、极低的生活水平、极高的失业率和文盲率让许多巴勒斯坦青年在城市的陋巷中长大，在那里他们极易接受宗教极端教义的影响，成为哈马斯的铁杆拥护者。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完全处于前现代化的情况下，再加上人民对以色列的欺压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仇恨，让选民很难作出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极易让极端势力从中渔利，一跃成为政坛上的新兴力量。因此民主制度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条件，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良好的教育水平和一定的经济基础。当然，西方国家政坛上也有极端势力妄图利用欧洲国家经济衰退和失业率攀升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利，比如说2002年法国极右翼“民族阵线”的勒朋（Jean-Marie Le Pen）就试图执政，德国的新纳粹政党也一度进入议会，但是这些极端政党在西方国家始终不能成为主流，而为大多数选民所厌恶和唾弃，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普遍的大众教育和良好的公民意识让人民有比较理性和正确的判断。因此，民主制度必须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教育条件相搭配，才能发展出良好和健康的民主。
- 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最近几年在国际民主政治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突出的现象，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由印度学者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1997年首先提出来的, 这主要是指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形式上实现了选民投票和政党竞争的选举方式，政权也按照选举结果进行了转移和交换。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权，特别是民权没有得到保障。民权包含了财产权、言论自由权、集会和结社权、宗教自由权等。 在一个民权得到保障和尊重的国家，也必定相应是一个法治社会和法制完善的国家。不少国家譬如伊朗和委内瑞拉，虽然实现了民主选举，但是由于言论和结社集会自由没有得到保障，由于宗教没有完全和政治分离，由于新闻自由受到限制，，导致人民和选候选人资讯不全和信息分散，最后选举产生的结果是在公民基本权未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样的选举结果应该说并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而且由于选举人处处受限，未能取得公平阐述自己政纲的机会，因此尽管整个选举过程符合了民主原则，但仍然不是良好、公正和透明的选举。 在民权未得到保障、法制不健全和腐败盛行的情况下，很难保证选举的公正、透明和符合民意，相反却给各种各样的腐败、欺骗和形形色色的舞弊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的选举结果往往和真实的民意相去很远。因此，民主必须是自由的，必定要建立在尊重普通公民的民权和司法独立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些相应条件的搭配，民主就可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从西方的历史来看，自由都是先于民主而产生的，托马斯·马歇尔（Thomas Marshall）也提到了西方社会经历了民权、政治权和社会权三个发展阶段，因此民权应该说是民主政治重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自由民权就绝不可能建立良好的民主制度。
- 不民主的自由 (undemocratic Liberty)：新加坡为世界提供了另外一种亚洲模式，被国际上认为是不民主的自由。在新加坡，民权和公民自由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新加坡还是法治国家的典范和楷模，拥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廉政建设和最少的腐败，在世界各国廉洁程度的评比中，新加坡总是高居亚洲国家榜首。新加坡已经跃升为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行列。但是在新加坡，公民的政治权却受到了有形和无形的限制，每次选举的结果实质上是操纵在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手中。中国香港也有类似的特征，一方面经济高度发达，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的自由港，民权和自由权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含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集会权，宗教自由权等），但是中国香港却没有采取西方式的竞争型民主选举。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自由权和法制国家先行，民主化置后的现象，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却在现代化和法制化的道路上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 不稳定民主：由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既没有建立起起码的基础教育水平，经济也处于赤贫的阶段，文盲率和失业率都很高，更为重要的是公民的民权和自由权没有得到保障，法制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于是造成了一种情况，任何一方选举上台后，另外一方就会攻击选举舞弊和不公正，双方陷入僵持对峙的白热化阶段，整个国家被两大集团或是数大集团所煽动、操纵和控制，民众陷入狂热的选举后遗症和选举对峙中，整个国家面临崩溃和失序的危险。特别是在这种危急关头，很多非洲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极容易发生军事政变，军队中的将领干脆宣布军管国家，于是整个国家陷入腥风血雨之中，经过残酷的军事斗争后产生的新强人，往往又会建立军事领导人的寡头政治，直到其统治被下一场军事政变推翻。我们发现了许多非洲国家和新兴民主体都有这样的经历，民主选举后民选政府很快被推翻，又恢复到极权主义统治中去，直到杀出一番新的游戏规则，军人又会所谓的还政于民，然后新的选举以后不久又发生军事政变，然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周而复始。这样的情况就是不稳定的民主政体。
-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义：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某些极具表演能力的“魅力型”政治家，或是利用国内的某些情绪比如说反美情结，或是利用整个社会的某些氛围，或是利用宗教教义的狂热，或是利用社会内部存在的族群矛盾，把自己扮演成一个伟大的拯救者，然后用狂热的极权主义模式来动员煽动支持自己的群体。他们或是夸大某种社会气氛比如社会不平等，或是在社会的伤口和裂痕上洒盐比如声称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遭到了压制，或是宣称自己有能力带领属于自己的群体打翻身仗，让群众产生意识形态的亢奋和狂热，以坚固支持自己的基本教义派别。这里最突出的就是台湾的陈水扁，他在2000年侥幸地因为国民党三家分晋而让本来是少数派的自己取得了政权，然后利用台湾内部的族群矛盾和社会伤痕挑动不同族群间的仇恨，把自己扮演成三成泛绿支持者的“英雄”，并不断许诺台独政治远景。台独基本教义派宛如时不时地被打进兴奋剂，对陈水扁的贪污腐败和大量的丑闻基本可以作到不闻不问，因为通过基本民粹主义的动员，阿扁已经获得了特定群体 － 基本教义派的无条件支持。
- 选举前的恐怖之夜：虽然民主政治替代了专制统治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不能夸大地宣称民主政治用透明和开放的方式消除了黑箱作业、阴谋诡计和独裁制度下的神秘。实际上，在民主选举中，各种各样的策略、计谋甚至是诡计也是层出不穷的。在许多国家大选前半年，执政党和在野党就难以好好治国了，大家的心思全放到了如何去打赢选战的议题上去了。随着大选的来临，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气氛往往也越来越紧张和诡异，选举的双方和多方不断抛出吸引选民眼球的议题和攻击对方候选人的议题，许多攻击对手的传言、传闻和丑闻包括对方家人的丑闻和私生活都被当成选举的战略牌一张一张有次序、按议题重要程度、按离选举时间的距离被一一打出来，离选举越近，发生令人震惊的大事的可能性就越高。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稍微好一些，但是选前也还是充满了诡诈和阴谋，候选人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的政治事件去表演，主动创造政治事件来为己方加分, 争取让对方失去表演舞台或是让对方阵营犯错误, 然后抓住对手一点失误全面出击, 这些谋略在主要西方国家如美德法的大选中我们都多次领教，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无论是政治家和人民的整体民主素质和道德素质还是要高过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民主体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和某些转轨国家和地区的大选前，气氛更是恐怖，往往是选举前一周和前一天会发生阴谋事件而逆转整个选情，比如枪击事件、自击事件、投毒事件、自焚事件、暗杀事件、变脸事件等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因此选举前一夜堪称是恐怖的一夜，有些选举前的悬案堪称经典，可以编入现代侦探小说。
- 选举中的侍从主义：在南欧和拉美一些后进的民主国家，由于历史上的传统，形成了国家和某些特定群体的父权主义式的庇护和交换关系。在民主化过程中，过去的执政党采取收买选票的方式，给予这些群体在选举后较为优惠的政策、国家补贴和高社会福利的承诺，换来的是某个群体的倾巢出动，全面助选给予本团体特殊庇护的政党。在这种政治庇护的交易中，产生了大量的腐败和贿选的情况，特别是在意大利有着非常强列的政治侍从主义的倾向，在某些地方还出现了黑手党介入和控制地方选举的情况。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治侍从主义，地方的某些团体和机构服务于特定的政党，形成庇护式的交换关系。
- 民主政治的反复：有的实行了民主制度之后的国家，由于国家解体、分裂和人民收入大幅度缩水，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热情也相应大幅度下降，开始怀念集权时代，或是感到开明专制也不错，关键是要恢复国家的秩序。这点在俄罗斯最为明显，普京时代公民的民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形式上却保留了定期民主选举的制度，可以划入不自由的民主行列。但是奇怪的是，俄罗斯普遍的民意不仅没有反对普京的新政策，反而给予了普京非常高的支持率，在2004年大选中，普京居然获得了高达70％的选票，这样高的得票率几乎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的。这显示俄罗斯民众越来越认同应当在重建国家秩序的基础上发展民主的观点。
- 民主化的后遗症：在一些多民族聚居的前共产党国家，西方国家力促迅速的民主化，从而导致了一些国家的解体，产生了数个国家，而新产生的国家中更小的民族又以受到压迫、要求民主为由，要求继续成立新的国家，于是有的国家发生了血腥的民族仇杀，有的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有的国家经历了二次分裂，甚至面临第三次分裂的可能性。这主要发生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上。如今，西方国家对于某些小民族分裂势力以民主为由要求建立新的国家也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这样分裂下去可能会没完没了，造成社会的动荡永远不会停止。
以上谈了那么多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问题和种种弊端并不是要否定民主政治，而是表明了不能神化民主制度的观点。事实上民主政治跟专制统治比，还是具有无比巨大的制度性优势的，民主虽然有很多问题和弊端，但是专制制度却会带来巨大的祸害，两者根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还是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那句话说得好：“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糟的制度，但我还没有发现更好的。” 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用数人头（选举方式）代替砍人头（政权更替的暴力循环、政变、起义或革命），实现了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政权和平更替，实现了权利监督和权利制衡，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特别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现象值得我们深刻研究。但是民主制度本身依然不是一种完美的制度，有着太多的缺点和漏洞，不能把民主制度视为是万能的。民主制度要有相应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基础，更需要有健全的法制社会和以法治国的基本架构；民主社会也一定是一个对公民权和少数人的权利加以法律保障的社会，少数人的基本权利绝不能用简单的多数原则来化约，因此民主社会也应该同时是自由社会和法制社会。
III
弥赛亚是圣经旧约中所记载以色列人盼望的救世主，以色列人在外族（罗马人）统治下苦不堪言，于是先知就根据耶和华上帝的启示预言弥赛亚的到来。于是等待弥赛亚，热切盼望弥赛亚成为以色列人最强的精神寄托。
本来宗教故事是感人至深的，但是如果把宗教领域的价值观念用在人类制度构建上，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万能的弥赛亚，把某种制度当作是人类发展最完全的形式和最高形式，把某种制度“神化”成中国的拯救者，认为弥赛亚一到来，中国就得救，却可能适得其反，取得完全与本意相反的效果。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类本身是不完善的，人不是神，人类所构建的制度永远不可能是完善的，永远都会有漏洞和缺陷，因此每一项人类制度都必须随着时代而改进。那种把宗教价值观念用到人类政治制度上的作法，宣称掌握了某种终极真理，宣称发现了一种最好的制度，宣称某种制度达到了人类发展的最高形式，都是违反辩证法的。1990年当苏联解体、东欧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后，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人类历史已经终结，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人类发展的最后形式和完全形式，从那以后人类的政治经济制度将不会有新的发展，而只是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个国家逐步实现上述既定目标罢了。笔者当然也认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相对来说较好的制度，因为在现存的世界各种制度中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更好的制度，但我们不能非理性地拔高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是，这两种制度本身也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市场经济在早期所经历的曼彻斯特资本主义阶段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差点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覆灭，而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大量吸收原始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训建立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才让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实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依然处在失败国家边缘。而民主政治的实践问题就更多了，很多国家民主化之前虽然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统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民来说还是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前共产国家），而在民主化之后虽然有了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却陷入几乎崩溃的境地。历史的经验深刻显示：人类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为人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对世界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任何时代所追求的都是这个具体历史时期相对而言更好的制度，而绝不是最好的和最高形式的。我非常赞同这种说法，民主制度只是各种政治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仅此而已，民主制度本身的设计还有数不清的问题、缺陷和漏洞，民主制度还将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不断发展演进。任何把民主制度宗教化、神圣化和偶像化都是错误的，任何把某种模式捧为人类最高发展形式的作法都容易导致非理性的极端行为，比如美国人自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最高真理和最好模式，当然有义务在全球各地输出这种最好的模式，这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人的作法的确有一定的理论和道德基础，但我们今天必须反驳福山这种简化的说法，我们认为：人类的制度设计没有终极目标，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没有终极目标，人类追求真理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息。如果说人类社会有终极目标的话，那就是人类追求更好的生活，和谐的世界，人的普世权利和尊严以及世界大同，这些都是规范性的理念，而不是人类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计。
非常遗憾的是，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海外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民主弥赛亚的思想特别盛行，一些观点往往具有片面、激进和非理性的特点，持有这种思想的人往往特别崇拜西方的竞争性民主选举，往往将民主的广阔内涵简化为西方多党制和选举制，往往认为西方式选举是拯救中国的救世主。其实这种民主弥赛亚的思想是和晚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笔者在这里决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项运动当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积极正面的社会运动，宣扬了民主和科学的理念，让民主和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是这两项运动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和缺陷，对后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影响非常深远。林敏生在1996年发表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一文中谈到谭嗣同对民主的看法时说到：“他的根据普遍性宗教与道德述求所进行的对西方民主的接纳，洋溢着对西方民主的热情赞仰与道德想象，却不易接受’历史感’的节制 － 不倾向于仔细了解民主在西方历史脉络中的发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实质与限制，也不倾向于考虑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要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与文化，将会有哪些困难？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困难？”，林的剖析是很深入的，新近一些对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研究都展示了一些相同的特点，五四时期的民主观带有非常强的民主弥赛亚色彩和脱离中国现实与具体国情的特点，对以后对中国一些知识届人士有特别强烈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必须要指出的是，今天在国内和海外盛行的一些精英民主观点，仍然远离民主的真正实质，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仅难以带来有利的影响，甚至还会延误中国现代化。具体表现为如下：
- 有一种很强的街头民主运动情结，认为民主就是反政府示威游行和颠覆现存的权威体系和制度。实际上民主更多的强调的是妥协、宽容、博弈和渐进，而不是颠覆与反颠覆，真正的民主制度很少有在街头完成的。
- 有一种很强的宗教民主情感，认为要通过学生的献身和救赎来唤醒广大民众。 这种观点是个巨大的误区，民主更多是一种内化在社会内部的和平和多元的生活方式，是理性对话，是相互尊重，是和平渐进。冲突和暴力绝对不可能带来真正的民主。
- 对民主的理解薄弱，把民主等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对民主实质的内涵和民主理论了解很少，对民主的程序和技术上的操作了解很少或是不感兴趣。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发现，许多高知识群体的人连一场普通的选举都完成不好，有时候甚至是乱糟糟的，整个程序毫无章法，但大家一谈到西方的民主体制却是琅琅上口，口若悬河。对民主的抽象了解多，对民主程序不甚了了，的确是我们社会一大通病。
- 有一种很强的民主弥赛亚思想（特别是在海外），认为民主制度就是普世真理，认为民主制度才能救中国，认为只有实行了多党制才算是民主国家。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带有很强的民主宗教情绪，极易发展成民主至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世界上只有两种国家，要么是民主国家，要么是独裁国家，绝无中间灰色领域的可能；世界上的人也只要两种，要么是支持民主的，要么是反对民主的，绝无中间地带；世界上所有的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议题 － 民主议题，其他议题如经济、金融、社会、法律、财政等议题归根结底都是民主议题。这种民主至上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极端思维，他们彷佛戴上了一幅有色民主眼镜，一戴上后，就觉得世界上应该只有一种颜色，要么民主，要么独裁，要么好，要么坏，美国是民主的，所有美国就是好的；中国是独裁的，所有中国一切都坏；因为中国是不民主的，所以中国所取得的发展、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是假的，或是不能维持的。这种思维发展到最后就是一种偏执狂，连美国入侵伊拉克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事件被他们简化为民主对独裁。其实，世界是如此多元，颜色是如此丰富多彩，即使是民主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如此的广阔，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实践也是如此的不同，如果硬要把民主宗教化、一元化，硬要要把民主解释成美国模式，硬要把世界所有的问题归结成民主问题，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巨大谬误，就会远离人类正常的理性。
- 对民主过强的宗教感导致了民主的道德化。民主政治实施过程中当然需要一定的道德意识，但民主本身并不能和道德划等号，民主本身就是一种非道德化的政治制度，他是社会演化和政治博弈的结果，他是随着市民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他为社会履行了合法化政府权利来源和稳定社会的功能。因此，今天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也应当符合这个规律，民主应当为社会履行稳定社会的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建立和谐社会和保障中国和平崛起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和谐安宁是根本目的，是“纲”；民主制度则是实现上述目的的“手段”，是保障中国社会和平渐进到现代化社会的制度性安排，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将民主制度道德化为一种终极安排，民主只是我们富国强民的一种重要工具。按照这种思维，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在是一种“颠覆与反颠覆”、“夺权与反夺权”的零和博弈，而是各个阶层能够获益、国家社会获得稳定发展的全面共赢。
- 民主成了知识分子和知识精英的话题，而远离了中国社会现实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78年就拉开了序幕，特别是开始于1987年的农村选举对于中国民主化道路影响深远。从1999年代开始的城市社区选举试点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中国人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精神。西方研究中国的专家非常重视中国的乡村选举，不仅学者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还有许多西方NGO组织举行了选举观察和提供了技术上的援助。国内一些学者也作了一些调研和积极有益的工作，但是从整个知识阶层和学术圈来看，农村的民主选举和它的重要意义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一些知识圈的人对乡村民主持一种轻蔑的态度，殊不知，中国民主化进程恰恰是从农村拉开序幕的，中国农民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民主素质和选举过程中惊人的创造力赢得了许多西方学者、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高度赞扬和肯定（中国崛起策后续文章将详细谈到）。民主，尤其是中国的民主进程，恰恰是从微观层次开始的，中国9亿农民如果能把民主真正制度化并贯彻到生活中去，是对中国民主化最大的贡献。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清“谈”民主，而中国农民和其他一些社会阶层正在“实行”民主，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笔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当然不能自外于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之外，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参与观察、实证研究、调研和学术讨论为中国当前丰富多彩的民主实践提出自己的观点、建议、批评和改进，为国家的稳定渐进民主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为了完成上述目标，我们在新时代就必须转变观念，以适应时代浪潮的需要。我们应当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而把民主当作是稳定中国社会、健全中国体制和促进中国和平崛起的手段；我们应当告别清谈的民主精英主义，而是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同中国丰富生动的社会现实和民主实践相结合起来；我们应当告别民主万能主义和任何神化民主的思想，真正作到把民主体制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起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制度；我们应当告别街头激进的学生运动，而是走向田间、社区和城市，扎扎实实研究那里的民主进程并促进那里民主品质的提升；我们应该重视具体的民主理论、民主程序、民主生活、民主实践和民主修养，而不再只是抽象地高谈阔论西方多党制和两党制；我们不再呼喊空洞的民主口号，而是在立足于各自本职工作，让民主真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远离我们的高高在上的政治制度；让我们从每一个人自身作起，提高自身的民主素养，让我们身边的每一场选举（班级、大学、社区、街道、农村、乡镇）都成为民主实验和传播民主思想的最佳场所。万丈高楼平地起，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永保国家和谐安宁，依靠的是每一个中国人，依靠的是中国每一个社会群体，依靠的是坚固的地基，依靠的是好制度；能否取下高悬在我们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集体智慧，也考验着我们的精神意志。在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国家强盛、社会开放和民智大开的今天，我们应当有信心、有恒心、有决心，一定能掌握我们民族的命运，为中国永绝动乱之源，让强盛和现代化这次不再与我们擦肩而过，让我们强国的梦想最终成真！为了一个和平、民主和强大的中国，愿我们共同努力奋进！（未完, 接下来的中国崛起策笔者将陆续提出中国渐进民主改革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具体建议）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1月3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3篇文章，还将发表此系列11篇文章。）
中国崛起策十四：从"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看日本的崛起
日本的国家神道教认为世界之上居住着八百万天神，其中天照大神是最重要的创世之神，天皇则是由天照大神直接创造，日本民族则是神的后裔，日本人在历史上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是神国。但是从历史记载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宗教神话，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集团有意识地建构出来的。（请参考戴季陶《日本论》第三章“皇权神授思想与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日本在中国历史上最初被称为倭国，在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先是把自己的国名由倭国正名为日本，然后又把当时用以称呼部落首领的“大王”一词改为天皇。日本人没有用中国的皇帝称号来称呼自己的首领，因为怕触怒当时国力强大的盛唐，但又要显示在精神上优于中国，于是别出心裁地采用了“天皇”一词。接着日本官方编撰了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日本书纪”，在书里日本人显示出了杜撰历史的卓越才能，他们创超了一个上古时期的领袖 — 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60年左右，当时日本尚处于极为原始落后的绳文时期，人们生活在刀耕火种、狩猎捕鱼的石器时代。这个神武天皇究竟是一个部落的首领，还是一个统一了日本列岛的英雄，或者说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构人物，现在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考证不出来，但是他绝对不是什么天造大神创造的天皇，这是一个具有基本理性的现代人应该能够确定的。这之后工于心计的日本人继续发挥了想象才能和创造才能，索性虚构出了一整套神话时代和上古时代的天皇家族谱系，于是一个本来虚无飘渺的部族首领被拔高为整个日本民族的天皇，为日本形成统一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观念打下了重要的精神基础。而日本历史学家则竭力宣扬日本天皇制度乃是“万世一系”，也就是天皇家族的传承不会经历变更，日本天皇千秋万代都是由同一个源头和同一个家族诞生，日本的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王朝，正如日本国歌《君之代》里传唱道：“君王的时代，一千代，八千代，直到长出小岩石，带着青苔。”
平心而论，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许多民族都会有人类童年的宗教童话，中华民族的起源也有盘古女娲的神话，古希腊也有一系列世界驰名的神话故事，北欧民族也有早期的神话来源，在今天的许多南太平洋小国，各种原始的宗教神话故事依然盛行。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对成熟和文明的阶段后，这种原始神话就会被更加完整和系统化的世界性宗教所替代，比如欧洲国家在进入更高级的文明阶段后普遍经历了基督化，中国则接受了佛教并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存的局面，而中东和北非地区则被伊斯兰化。如果说日本天造大神创造万物和万世一系仅仅限于日本早期历史发展阶段的神话传说的话, 倒是很容易让人理解，可是偏偏在后来日本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宗教神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日本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对这样的信条深信不疑。
日本人虚构了天皇谱系以后，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日本经历了奈良时期、平安时期、镰仓幕府、南北朝时期、北朝天皇、室丁幕府、安士桃山时代、江户幕府，近代日本还有明治、大正、昭和、明仁天皇。近代历史以前的日本天皇，长期处于虚君地位，并不掌握实权，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将军和幕府的手里。如同人类社会任何权利结构和王朝历史一样，将军、大名、幕府和藩镇之间的争斗、暗杀、颠覆、尔虞我诈和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权力争斗的血腥和残酷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然而，让历史学家难以解释的一个独特现象在日本产生了，无论世俗的权力如何争斗，天皇世系王朝在日本历史上却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从虚构的神武天皇到现在在位的明仁天皇已经有128代，所谓的“万世一系”以惊人的超稳定性保留下来了，无论是幕府时期血腥暴力的权力斗争，还是内部的暴力动乱和农民起义，无论是日本面临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还是日本二战投降后美军进驻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始终没有受到挑战和撼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具有野心的政治家、将军、幕府和武士曾经彻底取消和推翻天皇制度。相反，在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中，包括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中，我们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国家有类似日本这样一脉相承的不受挑战的君主制度。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中，宫廷阴谋或军事政变让欧洲国家都经历过王朝的更迭和颠覆；被称为超级稳定的中国封建王朝更是经历了无数的叛乱、权力斗争、宫廷阴谋和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领袖和权力斗争的胜利者一方要么“协天子以令诸侯”，要么高呼“王侯将相，令有种乎！彼可去而代之”，要么表示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要么迫不及待的称帝封官，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不稳定结构，朝代的更替让中国历史总是处在治乱循环之中。而日本奇特的所谓万世一系的神话本来是一种人类童年不成熟的神话故事，也许是政治阶层有意编造和杜撰出来的，却令人惊奇地转化为日本人超强的精神信念和日本人的集体民族意识，让日本社会免去了人类其它文明所经历的改朝换代。
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时代的伊藤博文公爵就立宪问题向英国学者斯宾塞求教日本改革的方向，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在其《菊与刀》一书里纪录了这件日本近代历史上不为人知、但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幕：斯宾塞在写给伊藤博文的书面意见里以非常独到的眼光谈到日本传统文化和天皇制度对日本现代化的作用。他认为，以大和民族心理为基础的日本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让日本具有了其它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可以有助于日本实现经济腾飞。日本人对长辈的尊敬、服从和对天皇绝对的崇拜和忠诚，是可以大大利用的宝贵资源。日本的这种崇拜天皇的文化特性，应当被日本政府好好利用起来，而这样的文化积淀可以转化为日本复兴的动力。斯宾塞认为在明治天皇时期，日本将在明治政府的领导下稳步前进，所向披靡（见本尼迪克：《菊与刀》49页）。
在明治维新其间，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日本全面学习西方，从军事、技术、政治体制一直到生活习惯，日本的精英阶层善于学习，全力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化；另外一方面明治政府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看起来非常矛盾和不符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改革措施，其改革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日本本身的传统和文化的因素。比如说日本明治政府非常具有远见地分析到，日本要在短时间里赶超先进国家，不能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放任自主的市场竞争模式，而必须令辟蹊径，采取国家强力干预加速发展大型重工业的作法，这样，日本在短时期内以惊人的效率建立了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和军事工业；在发展国家大型工业的具体措施方面明治政府也完全采取了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发展战略，国家重点扶植了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通过各种手段完善企业内部管理，然后把企业以低价卖给私人，而这些私营企业集团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它们和执政集团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通过国家有意识的扶植和政策倾斜日本一些本来不知名的企业如三井、三菱等迅速发展了起来。日本政治家精明的考虑是：工业事关当时日本民族的生死存亡，日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办法建立起现代化工业。而要到达这样的目标，日本就必须利用自己不同与西方的独特文化资源，争取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也就是某种计划和市场混合的模式促进日本工业化进程的超常规式的飞跃。日本的这种发展模式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再次被战后的日本政府所采用，又一次显示了日本文化衔接西方现代化制度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明治政府不仅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创立了全新的发展模式，就是在政治改革方面也充满了日本特色。由于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日本民间民权意识高涨，立宪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个中心话题。在1889年颁布通过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力和建立议会，但同时却把天皇万世一系的神话写进了宪法，用国家法律形式再次确定了天皇的至高地位和神性。而在日本的议会制度中，众议院代表由日本国民普选产生，可以对政府各级高官提出政策质询，但是却不真正掌握决策权、行政权和预算事务，众议院甚至还要受到贵族院的制约，而贵族院里的一半议员是由贵族构成，而四分之一的贵族院议员是由天皇特别任命。这样，明治时代的改新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通过普选议员和议会政治合法化了政府的权力来源，建立了现代的宪政体制，另外一方面却体现了浓厚的日本特色，天皇的权力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加强；日本的中央集权也在议会政治建立后反而得到加强。明治天皇借力使力，在政府立宪的过程中把日本人普遍的宗教神话和信仰变成国家法律，创造了一种超级稳定的总体权威政治结构，同时却没有忘记适应时代之需变更自己的政治体制，确立了一种具有日本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度— 实君立宪制度。
这之后天皇万世一系的思想成为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重要动员力量，一个本来荒诞不经的原始宗教神话不仅为日本社会在国家层面建立了一个稳定的体制，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动员人民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日本对临近亚洲国家疯狂的侵略和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两颗原子弹投在广岛和长崎，日本给亚洲各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国家带入战火和灾难。日本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成为日本现代化的稳定力量的同时，也因为煽动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差点让自己的国家毁灭。用中文一句话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45年8月15日裕仁天皇宣布了《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令人吃惊的是，当天皇宣布投降后，之前誓言要与美军决一死战的日本居民转眼之间就接受了这样的结果，美军在进驻日本列岛时没有遇到很大的麻烦，而且大多数日本居民见到美军时都是彬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归根结底还是日本天皇的宗教神话在起作用，之前的战争是天皇发动的，日本人就认为这是为天皇而战；而现在天皇要求大家放下武器，于是日本人就顺从地放下武器，其基本思维都是一样的，要让“天皇陛下安心”。著名的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反思到：如果当时天皇宣布的不是终战诏书，而是要求日本国民血战到底，要求所谓的“一亿玉碎”（一亿日本人全部战死，直到最后一人），那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呢？日本人也会如同催眠一般战到最后，直至日本列岛的毁灭。
天皇在发表《终战诏书》的同时为了维持日本国体发表了《凡人宣言》，第一次走下神坛，承认自己并不是神，并强调天皇和日本国民之间的关系是依据敬爱和相互信赖的历史传统沿袭而来的，而不仅单单是因为宗教神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的李兆忠先生在其所著的《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非常精确的指出了天皇不倒翁的奇特现象，天皇不仅是发动侵韩战争、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而且也应该对日本军人和平民的大量伤亡负有直接责任。二战结束后，德国和意大利的首要战犯都遭到了严厉惩处，唯独日本的头号战犯不仅没有得到惩罚，反而继续享有天皇称号的荣誉，受到日本人的绝对遵从。在天皇发表《凡人宣言》后，天皇开始了对全国各地的视察和慰问，无论他到那里，都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为了目睹天皇，许多日本人成群结队地涌来，但是没有任何人批评和谴责他所发动的战争给世界和日本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没有任何人去思考眼前这个所谓慈祥老人是让千千万万家庭妻离子散的罪魁祸首。这样一种君民同乐、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似乎不应该出现在战败的日本，当时的一些外国媒体也对这种令人匪夷所思和违背人类理性常规的行为进行了报道。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很受日本人尊敬，日本人普遍认为在他的占领下日本制定了和平民主的宪法，日本从此走上了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的道路，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却对日本人的精神文化作出了否定性评价，认为日本人的心理成熟程度只有12岁，这让许多日本人恼怒不已。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美国将军，却认为日本天皇的存在可以和美国及盟国军队20个师的力量相提并论。美国人敢于扔下两颗原子弹，却不敢动天皇，归根结底在于这种文化和宗教延续而来的力量是非常巨大和不可预测的，用得好，可以为美国稳定在日本的统治和把日本纳入当时西方世界服务；用不好，或是把天皇这个“现世神”请上法庭，就可能投下了一颗精神原子弹，让美国在日本的统治永不得安宁。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人才决定继续维护天皇这个“现世神”的“神圣”地位的。事实上，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和科技上巨大的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美国的扶植、朝鲜战争的爆发、正确的产业政策、重视国民福利和教育等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日本人把自身文化中的一些独特的因素结合到现代化的发展中，建立了牢固稳定的政治结构，天皇的存在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种稳定安全的心理基础，这些都是日本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当然可以嘲笑日本文化中一些幼稚和不合理性的成分，就像许多西方人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觉得莫名其妙一样。但是我们从现代化成功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能够有效地把自己的传统融和进现代化的发展中去，尽管他们的文化、宗教和思维方式在一个理性的现代人看来是多么的可笑和不合时宜，但是站在国家宏观发展的角度来看，日本是个成功者，是无可置疑的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最佳范例。无论是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还是日本二战后的重新崛起，都有太多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太多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中日两国同为东方民族，文化上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不同，日本的发展路径应该比其他大国发展的过程更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研究。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能完全跟过去的文化断裂，必须认真思考，过去文化中的哪些因素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哪些因素却能促进现代化的发展，哪些文化因素是我们民族独有而其他民族没有的，哪些因素甚至可能让我们加速现代化或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占据先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完完全全地跟自己民族的过去彻底决裂，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劣等民族文化或者完全是糟粕。一个民族在精神更新、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一个民族在全面学习先进国家过程中，一定要力戒那种极端的“不破不立”的思想，而是要理性地把现代化和自己的文化结合起来。日本人在现代化的历程中，通过一个个精英集团的精密设计和周全考虑，把日本文化中的独特因素如忠诚、对长辈和权威的尊重、等级制度、集体主义和天皇宗教神话巧妙地整合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真正作到了化腐朽为神奇，让一些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没有的文化因素和制度安排意外地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而中国近现代史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在鲁迅先生的文选中，在“文化大革命”的激情政治运动中，以及后来流行的全盘西化的思想中，我们都能发现一个规律：长时间的落后和锁国让我们的民族逐渐失去了对自己民族的基本判断力，中国的落后被简单地归结于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劣根性，华夏煌煌5000年历史被简化为“吃人的历史”，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被简化成现代化的障碍，成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 某些人谩骂自己的民族是劣等民族。于是在这样简化的逻辑下，就有了打倒孔家店的激情政治口号，就有了摧毁中国封建文化的简单的激情宣泄。事实上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不破不立”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线形思维和简化思维的必然结果。这些思想的根源还是在于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导致了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和自我价值观的丧失，最后认为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中国，或是认为要摧毁一切旧的制度才能建立新制度。而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成功的国家就是指那样一些国家，它们以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成本、最有效的手段和最少的与传统文化之断裂来实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一个国家越是盛行极端思想，越是常常爆发革命和运动，越是流行“打倒”、“摧毁“、“铲除”和“消灭”等口号，就必然要越长时间在现代化门口徘徊，因为打倒容易，建设起来却很困难。一个民族不仅要理性认识世界和世界的变化，也应该同时有正确认识自己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能力，现代化不能脱离时代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条件，我们不可能凭空建立一个新制度。美国政治理论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81）指出，在世界上12个比较稳定的欧洲和英语系民主国家中，其中10个国家采取的是君主立宪制。过去的贵族并没有通过激情的革命手段被消灭，而是社会各个阶层建立和解的社会契约，既建立了反映民意的宪政体制，又让精英阶层的贵族能够继续享有一定的权力为国家服务。在这些国家，过去和现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发展得到了很好的统一。在现代民族国家激烈竞争的格局中有一条铁律：谁能在单位时间里最好地实现传统和现代的融合发展，谁就能取得历史性的优势地位。谁能实现国家各种力量的和解共生，减少动乱和革命发生的可能性，谁就能成为竞争中的胜者。
日本人用天皇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和日本人对权威的尊重建立了一种国家总体上的稳定局面，由于这种宗教文化的影响力深入骨髓，所以日本的发展非常得益于这种超级稳定的政治架构。但是日本人的成功在于，他们并没有沉浸在这种宗教神话中，而只是利用这种文化中的独特因素来为现代化服务，来防止社会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乱和社会冲突，他们在制度建设上非常成功，一步步建立了立宪制度，法制国家和民主竞选制度（当然也具有浓厚的日本特色）。这种在全国局面稳定的架构中，成功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制度的作法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思：在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中，在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传统中，是否有这样的积极因素，既能促进基层民主制度的层层推进，但是同时，我们能够牢牢保持国家总体层面上的稳定，而不出现动乱？我们是否能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中寻找出有利于中国大局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又加快法制国家建设的进程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中国宪政体制？我们是否也能像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那样，把传统中一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和经济政治的发展充分结合起来？如果我们今天站在斯宾塞的立场上，可以为国家的总体战略发展提出什么样的建言？我想，这样的问题还是留给大家积极去思考，通过大家的集体智慧来共同探索吧。本篇只是一篇过渡文章，笔者将从下一策开始，对中国和平稳定的渐进改革和渐进民主化进程提出具体的和技术性的建议。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2月1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4篇文章，还将发表此系列10篇文章。)
中国崛起策十五：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 — 建立社会中间层
I 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冲突理论”
社会学有一种重要的理论流派，被称为功能论，该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经由一批社会学大师（如帕森斯、默顿等）的推动，功能论在60年代达到顶峰。直到21世纪的今天，功能理论流派仍然占据社会学理论的重要位置，功能论依然是许多社会学家看待和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理论依据。
那么究竟什么是功能论呢？简而言之就是每一个社会系统（如法律、经济和教育）、每一种社会机制（比如国家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每一个国家机构（如政府部门、议会、法院、警察和监狱等）都在为社会履行一定的功能和社会职能，这些社会功能加总在一起就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社会的总体稳定和整合是由于各个社会系统履行了自己应当履行的特殊功能而产生的，这就是功能论的本质。在功能理论派的学者看来，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有以下一些基本特点：（1）每个社会都拥有一个持续稳定的社会结构；（2）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充分整合社会各个群体的架构；（3）每个社会元素都以自己的特定功能为社会作出贡献；（4）每个社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共识的基础上的。
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对社会学的功能理论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并针对功能理论的社会基本发展模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社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1）每个社会任何时候都处在社会变迁之中；（2）每个社会任何时刻都存在着社会冲突；（3）每个社会元素都对社会的变化作出贡献；（4）每个社会的运作都是建立在一部分群体对另一部分群体的权力强迫的基础之上的。达伦多夫几乎完全是针对功能论的四个社会基本特点而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常态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稳定、和谐和整合，一个社会的常态恰恰是社会冲突。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冲突就始终存在。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冲突就无时无刻地不存在于社会各个层面。人类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因为各种社会冲突而处在每时每刻的变化和变迁之中。固定的、凝固的、静态的、超稳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来都不存在，而变化的、运动的、动态的、非稳定的社会才是我们通常所观察到的社会形态。社会冲突在达伦多夫而言并不完全是一个完全负面的词语，甚至恰恰相反，社会冲突对于他来说，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正面含义。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正是在社会冲突酝酿的社会变迁中不断向前发展，没有社会的各种冲突，就没有社会的运动和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社会冲突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然要经历的。
社会学家的理论都是从大量的经验事实里总结出来的，是通过实证研究得到验证的。我们不能单纯把理论看成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架构和与社会经验事实相脱离的书本上的东西，因为社会学毕竟不是哲学和神学，其学科宗旨在于发现和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尽管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和统一的论证模式，而是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解释模式，而且社会科学家常常相互批评甚至争吵，但是剥离掉一些纷繁复杂的学术争论，我们完全可以从人为构建的庞大学术迷宫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或是找到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
具体说来功能理论可能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执政者和政治家都很喜欢的理论，因为功能论强调的是社会整合、稳定、团结、和谐，因而探讨社会稳定发展的学者来说一定会青睐这种理论模式。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功能论似乎更加符合了大家求稳怕乱的社会普遍心理。笔者也在中国崛起策十二到十四策用了三策的篇幅来探索中国在改革和转轨的道路上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因此始终是笔者念兹在兹的中心话题，但是在这篇文章里，笔者必须指出当前非常紧迫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达伦多夫的冲突理论将是我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本质的一个重要理论，冲突理论将对未来20到30年时间中国稳定渐进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援；而且冲突理论和功能理论并不是完全彼此矛盾的理论，恰恰相反，两个理论都将为我们认识今天的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今天的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认识论基础。鉴于功能论在各国社会学界都非常受到重视，而且容易被大众理解，笔者在本策论中不涉及功能论，而是具体运用社会冲突的理论来探索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也同时探索如何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制度性的基础。
II 正确认识社会冲突，解决社会冲突才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
达伦多夫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去发现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认识到人类社会充满着矛盾和冲突，无论在人类发展的任何阶段，无论在任何人类社会中，无论是在发展程度很高的人类文明中，还是在原始的社会形态里，无论是在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庄园经济中，还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在199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社会大量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都从来没有消失过，也将永远不会消失。
必须加以区分的是，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和我们熟知的卡尔·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不同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归根结底就是阶级冲突，人类社会的各种斗争归根结底来说就是阶级斗争；而达伦多夫则认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是多元的、丰富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更是纷繁复杂，如果要把所有的社会冲突归结为阶级斗争，其实是简化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而且无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比如说，一个社会可以同时存在着城乡冲突、宗教冲突、劳资冲突和社会分配冲突，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同一个社会群体之间也可能存在大量的冲突，比如两名大学教师去申请一个教授的名额，两名车间工人去竞争车间先进工人称号，都可以被视为是社会冲突。由于人类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必然会存在着与本身利益相关的冲突，如果把所有的冲突都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不仅简化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而且极容易无限上纲，带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
达伦多夫认为，一个社会的各种冲突具有不同的强度和烈度，从两个职员竞争升级、到一个工厂的工人罢工、再到群体性的骚乱事件、一直到革命，冲突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形式，而革命则是一个社会里最激烈、最具爆发力和最具毁灭性的冲突形式。达伦多夫区分了低烈度、低强度和中烈度、中强度以及高烈度、高强度的社会冲突形式，这种模式很值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去深思。我们观察到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可以提出以下四个问题：（1）西方社会在历史上同人类其它任何社会和文明一样，都曾经历农民起义、社会毁灭性冲突和革命（比如法国在18到19世纪发生过四次革命），为什么今天的西方社会尽管依然存在大量社会冲突，但是却不再有发生革命的可能性？（2）为什么日本在1990年代陷入了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却没有发生社会崩盘和社会解体的现象？德国在2000年后也进入经济危机和社会分配危机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尖锐化和显性化，但是为什么德国却没有发生任何革命事件的可能性？为什么阿根廷在1999年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却发生了整个社会失控的现象，国家一度面临解体崩溃的可怕局面？（3）为什么西方国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安然度过了一次次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比如1968的学生运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峻挑战），而苏联和东欧阵营却最终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中解体？（4）是什么样的制度构建让西方社会基本免除了动乱和革命？
以上的问题也是笔者在西方求学期间苦苦思索的问题，笔者本人所在的城市是德国一个中等城市，在中国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笔者曾经在市中心多次目睹游行和工人的罢工，我想生活在国外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目睹千奇百怪的不同社会群体示威游行的事件。然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各种各样的游行中游行群众生动活泼但又是井然有序的组织形式、游行群众和警方良好的互动、警察面带微笑的文明执法和游行人员对警察和社会秩序的尊重，这些都让很多游行示威和罢工运动能够在理性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当然，社会上总是会发生暴力示威事件，但是大多数游行和群众运动的温和、理性和有秩序超出了我们对群体性事件普遍的想象，警察没有把自己摆在游行群众的对立面上，双方采取的是合作和尊重的态度，这的确大大降低了社会成本，减少了暴力冲突事件发生的概率。我一直在思考，西方社会的一些成功运作模式在哪些方面可以为今天中国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在对西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观察上和社会对待冲突事件的解决机制上，给我的启发是最大的。联系到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以下几点笔者认为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承认冲突的存在是促进社会稳定的基础。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社会冲突每时每刻都存在于人类社会，冲突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冲突的存在。认识到冲突不可避免地、每时每刻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能够采取理性行为和理性政策的前提条件。
（2）极权主义社会（比如说前苏联和今天的朝鲜）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否定冲突的存在，或者是采取压制性的作法消灭一切冲突，或是采用行政手段禁止一切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不同利益的博弈，营造表面上的大一统和全国意见的一致性，实际上被压制的冲突并没有消失，而是隐形地运行在社会里。达伦多夫认为，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在极权主义社会里就像一股暗流一样不断地运行着和积累着，当社会无法承载这样的超负荷运行的时候，社会长期积累的危机和冲突就会来一次“火山爆发”，这就意味着，被简单压制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短时间内会以爆破性的速度扩展开来，而这种爆发带有极强的危害性和毁灭性，常常会将整个国家带入解体和崩溃，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3）达伦多夫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着千千万万种社会冲突，但是无论这些冲突如何复杂和多样化，它们都可以粗分为两类，一种是分散性冲突，也就是不同的社会冲突分散在不同的社会群体内和社会领域内，这样的社会冲突，无论是其强度、烈度，还是其社会损害性都比较小；另外一种则是重叠性冲突，这是指多种社会冲突发生在同一个社会群体上，或是让同一个社会群体受到压迫感，这样的社会冲突就会非常剧烈，其社会危害性往往就很大。达伦多夫举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例子，比如说一个国家存在着三大基本冲突，一是阶级冲突，二是城乡冲突，三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冲突。假如说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徒大多生活在乡村，基督教徒大多生活在城市，同时城市里的基督教徒占据了社会上层的所有权力位置，在经济上也是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和有产阶级，而乡村里的天主教徒处于社会权力分配的下层，经济上也处于社会最低阶层，在这样的社会冲突中，天主教徒处于全面的劣势地位，在每一种社会冲突中都处于不利局面并受到制度性歧视，而基督徒在每种社会冲突中都是处于获利局面和赢者通吃的状况，如果这样的社会结构得不到制度校正，天主徒对基督徒的对抗将是极为剧烈的，其强度和烈度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冲突。同样，当一个国家的某一个社会群体，比如说农民，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是经济上都是处于无权的地位和社会最底层，如果国家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教育政策缩小农民和其它社会群体的差距，让农民的生活不至于落到贫困线以下，让农民的贫困生活得到一定的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就是处于被相对剥夺的状态，社会冲突虽然存在，但其危害性和破坏性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致影响社会的根本稳定。但是如果农民既遭受社会制度性的歧视，国家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又拒绝有任何介入和任何补偿，农民的基本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其生活水平甚至降到绝对贫困线和生存线以下，那么这样的状况就形成了社会学家所说的绝对剥夺，也就是一个社会群体处于全面被剥削的状况，但是被剥夺的群体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没有任何希望去改变本阶层的命运，这种绝对剥夺所造成的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都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冲突，正如自然界的地震、火山和海啸一样，其突发性、爆破性和强烈性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而“社会地震”、“社会火山”和“社会海啸”的爆发更是危险无比，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只有常存忧患意识，多加强社会公共投入和社会福利投入以降低社会不平等，才能防患于未然，减低社会冲突的强度、烈度和毁坏性，才能保持一个国家的安宁。
（4）达伦多夫对社会冲突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深刻认识到冲突是无处不在和无时不在的，一个冲突解决了，但是另外一个冲突很快又出现了；一个时期的冲突基本解决了，但新时期又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本身并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关键在于一个社会有没有疏通社会冲突、调节社会冲突的机制和渠道。前面提到了极权社会对待冲突的方式采取的是围堵和压制的方式，其结果是越堵制度漏洞越多、越大，最后难免山洪爆发，制度大堤彻底崩溃。达伦多夫认为民主制度之所以优越于极权主义制度在于民主社会的多元化机制为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提供了疏通的渠道，民主社会也为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提供了多样化的意见表达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而这些疏通的渠道可以让社会上的问题、不平等和冲突因素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解决的可能，而社会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可以因为多元化的表达机制得到公开，因此也可以引起社会和公共舆论的重视而得到改善，从而不会使社会群体遭受到绝对剥夺的感觉。
笔者用图表一来表示一个现代民主社会的疏通机制。由于进入现代化或是向现代化转轨的国家采用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之下，社会日趋多元化，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走向也日益多元化，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每个国家不同的区域都会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一种职业和社会行业都会形成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在这种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利益追求和利益链条中，势力强大、拥有资本的利益群体往往会成为竞争中的赢家，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市场规则尚不透明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可能介入市场和资本相结合形成权力资本交换、权力资本共生和权力资本腐败等现象，从而形成拥有资本和权力的群体赢者通吃的现象，甚至形成经济领域里的垄断现象，进而彻底破坏了市场竞争中应有的机会平等原则，同时破坏社会应有的基本公平和正义原则，导致大量的弱势群体（如工人、农民和部分职员）的利益受损，甚至形成危险的绝对剥夺的局面。其实今天中国社会大家特别关心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平问题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中都出现过，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西方社会在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既享受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空前经济繁荣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深受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祸害之苦比如环境污染、劳工条件的极端恶劣、工人阶级遭受到残酷剥削和消费严重不足引发的经济危机等。面对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鸿沟越来越大、资本权力相互勾结损害普通民众利益和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的社会现实，西方国家逐渐摸索和演练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来防止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火山式”爆发，这就是建立社会中间层（见图表一）。社会中间层，就是现代社会中介于国家和普通公民之间的那一层自治机构，在西方国家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或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多元的利益和复杂的社会冲突，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为每个公民、每个社会群体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难题、矛盾和冲突，因为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追求都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这千千万万、不断变迁的利益追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国家只有鼓励每个社会群体自由结社、结成代表本阶层的社会自治组织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和博弈，这样就能在总体上防止弱势群体权力遭受侵害和赢者通吃的现象，进而大大减缓了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每个普通公民和每个社会群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社会群体通过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益就会在整体上促进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从而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并防止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看法类似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论述的的看不见的手驱动市场利益整体最大化的思想，我们也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看不见的手通过社会中间层机制有效地促进了权力和利益的平衡，进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增进了国民的整体利益。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劳资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和不对等，资方与政治权力结成共生体让劳工阶层处于赤贫状态，工人的人均寿命竟然低于40岁，童工现象极为普遍，工人的工资可以任意克扣和降到维持生命线的最低点，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雇，劳工阶层更谈不上有任何社会福利，一旦丧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伤事故，工人便只有等死的份。这种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不仅从道德上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更让当时工人阶级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工阶层或是焚毁工厂、烧毁机器，或是发动工潮和工人起义，进而参加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险和崩盘的危机。正是这样的发展，才让西方国家政府逐步采取大规模的改良措施，通过建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来安抚激进的工潮运动，通过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来揭露资本势力任意破坏环境和侵犯劳工利益的恶行，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制裁有产者的不义行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以协助工人阶层、农民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建立有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法人团体形式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矿工协会、福利协会等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中间层起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不仅为国家卸掉了大量的社会负担和社会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危害性和毁灭性，让社会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以文明的谈判、调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决，让社会各个群体心情舒畅，没有被制度性压制和剥夺的感觉，没有被歧视和压迫的感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一种“四赢”局面，一是工人、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得到维护，社会冲突的压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会发生社会动乱和革命，因为社会群体有了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沟通渠道后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进运动方式了。二，国家也是重要的赢家，许多企业发生的动乱和骚乱一旦扩散开来就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动乱和革命，社会动乱具有很强的“传染扩散”能力，所以这必将威胁到国家整体稳定。而社会中间层的建立大大舒缓了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压力，让国家不必再“事必躬亲”，管那么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时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三，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获利者，通过文明的集体谈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工人持续进行高强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击企业领导、厂房和机器设备的可能性，这样资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而工人工资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于工人生产热情的提高并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四，在国家、企业主和社会群体共赢的情况下，整个国家有利于塑造出一种文明、祥和、理性的气氛，一种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协商解决社会争端的公民精神，而这种公民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发展民主制度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理性、平、渐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将最终使每个社会群体大大受益。中国未来能否发展出比许多转轨国家和地区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层次的民主，其关键在于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这一切都是从建立社会中间层、建立良好的维权和利益博弈机制开始的。当工人阶级的代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走进集体谈判的大厅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而国家政府作为中立的一方来为双方斡旋、调节和协助双方谈判时，三方（国家、劳、资）也许会同时发现，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会原来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难的，只要这样的协商机制得到确立，社会就会逐步脱离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会演进。
III 苏联和东欧的惨痛教训
1990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中国崛起策十二中笔者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当然，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谈到达伦多夫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容易解决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使得民主国家基本上摆脱了革命和大规模动乱的危险（请对比图表一和二）。
图表二展示了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国家自己为自己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对手，本来社会的大量矛盾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都可以通过社会中间层和社会自治的方式来疏通和调节，从而让社会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让社会自己去运行、调节和更新，国家当然可以协助社会基层建立自治机构，并为社会团体之间的谈判作调解和斡旋，总的来说，国家的立场是比较超脱、超然和中立的，其扮演的主要是管理、规划和调控社会的角色。但是极权主义模式注定了苏共要大包大揽，要想控制社会所有领域，不允许社会有任何独立自治声音的存在，不允许有任何民间独立的利益谈判和调解机制，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工会、农会和民间自治团体，从而使得本来可以由社会自我调节机制自行解决的大量社会争端和社会冲突被国家强行压制，这样每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都得不到制度化解决的渠道，从而长期积累起越来越多的对苏共和苏联国家的整体不满。这种被强行压制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就像激烈的地壳运动一样，在地下以可怕的能量聚积着、运行着，平时很难看出蛛丝马迹，可是一到社会危机点燃的时候，整个能量就在一夜间彻底爆发，多少年积累的社会冲突和社会能量在短时间内让大家都失去了理性，让无论是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甚至是公务员本身都把自身的不满和生活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统统指向苏共和苏联中央政府。其实在很多情况下，苏共和中央政府一定会觉得不解和冤枉：“为什么老百姓把矛头全指向我们？”我想，前苏共领导一定会这样问。的确，那么多社会群体的矛盾和冲突中，绝大多数可能跟国家没有一点点关系，关键是这样的制度阻塞了言路，阻塞了利益表达，也阻塞了理性利益机制的博弈，从而让社会痛失了解决大量社会冲突的能力，也让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失去了自我制度更新的机会，最后让大家在社会政治危机中把不满统统撒在国家的头上，从而导致了国家在短期内失去了基本的道义上的合法性而发生可怕的崩溃局面。社会中间层的缺失让人民在遇到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时第一反映总是“要去莫斯科，找党中央反映问题。”这让苏共中央政府压力无比沉重，最终不堪重负而被压垮。而在西方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事情总是这样的，当人们没有正常的利益和意见表达渠道时，最后只有被迫采取体制外的激烈手段，就好像大江大河的激流一味地去堵它，而不是采取办法去疏通和引导它，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山洪爆发。苏联的教训真的值得今天的我们认认真真去总结和反思，以便让中国和平崛起的巨轮避开一些湍流和漩涡，顺利抵达现代化彼岸。
IV．建立社会中间层应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重点方向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让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8年内得到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较改革开放前取得了飞跃性的提升。市场经济的巨大力量让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28年前那个铁板一块、强调大一统和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竞争力、利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中国。如果说邓公以非凡的魄力实行了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国门，并在1992年的南巡中最终确定中国市场经济道路象征着中国前途和命运两大转折点的话，今天中国又历史性地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和民族复兴之路需要今天的中国人作出历史性抉择，中国前进路上的问题和难题正考验着我们现代中国人的智慧。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选择让中国向现代化的方向迈进了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和复杂的利益机制的博弈需要我们相应地改革政治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对中国社会带来的空前变革，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和停滞不前将大大约束市场经济本身的健全从而让市场经济模式陷入危机。
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意义。前面提到，一个良好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的社会应是一个拥有健全体制来疏通、调解和解决冲突的社会。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冲突，有社会的地方就有冲突，冲突存在于任何社会，冲突本身并不可怕，怕就怕对社会冲突视而不见或是干脆不承认有社会冲突，对冲突采取非理性的压制和消灭，这样本来可以通过沟通、协商和调解来疏通的社会冲突越积越多，冲突的强度、烈度和恶性程度越积越大，冲突危险的能量越积越高，从而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危险的后果。市场经济本身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也会带来大量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冲突，资本和劳工权力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劳工权利被损害和侵犯，而行政权力介入市场与资本相互形成共生体更容易带来权贵精英资本主义，这种贵族资本主义让普通民众的权利得不到任何保障，普通民众可能从社会经济高速的发展中无法获得起码的福利增加，这样下去，各个社会阶层对现存制度越来越不满，越来越怀疑，最终导致大家对市场经济模式失去根本信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大量教训已经启示了我们，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会带来大量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危机，最终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空前的动荡。前面提到，西方国家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国家来缩小收入的不平等和促进大众福利；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 即公民社会的自治来缩小精英阶层和普通平民（比如劳资双方）的权力差异来保障老百姓的民权；通过言论自由和媒体开放来监督有产者是否会用自己的权力和资本来作出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比如污染环境和侵犯消费者利益）；通过独立的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底线来防止普通民众权利被侵犯并为市场竞争确定公平的游戏规则。笔者认为，这就是西方社会稳定的秘密。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让其从此免除了大规模动乱和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其根源在于西方社会建立了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疏通机制、社会沟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机制，这样的机制可以用一个公式表示出来：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健全的社会体制。只有社会冲突的疏通机制和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制度才是好的市场经济，也才称得上健全的社会体制。
许多西方观察家和研究中国的学者常常拿出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年年大幅度增加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社会面临着动乱和失序的危险，其实这是一种错误解读。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采取市场经济制度的社会，必然是社会利益增加和多元的社会，必定会有大量的社会冲突，笔者生活的德国每天都有罢工和游行事件，每天都有劳资谈判和调解，几个电视台下午放的节目都是打官司的节目，千奇百怪的社会冲突直接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我想，生活在美国大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可以目睹更多的社会冲突，美国更是被称为“律师社会”，社会冲突的绝对数量一定是惊人的，但是今天谁都不会因为美国、德国和法国存在无数的利益分化和社会冲突而断言这些国家会走向崩溃，反而是平时一团和气、强调消灭了社会矛盾的苏联崩溃解体了，这些事实都验证了达伦多夫的正确预见：现代社会就是利益分化、利益多样化、社会团体五彩纷呈的社会，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社会中间层和社会意见表达机制的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控、自我更新的社会。中国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社会冲突不断增加是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和民主的标志，因为只有极权主义社会才会宣告消灭了所有社会冲突，因此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冲突数量的增加，因为这是必然的，我们主要担心的是中国在迈向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有没有建立起疏通社会冲突的渠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管道。如果说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和法治国家是西方社会稳定自身的三大法宝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当前中国改革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中国完全实现媒体监督和建立法治社会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笔者将开辟中国崛起策专文谈建立法治国家），因此建立公民社会的自治和社会中间层将是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一个既没有健全的司法制度，又没有言论自由，又严格限制公民社会的国家比如前苏联是自己把自己推向绝境，是在为社会动乱和崩溃创造“最佳”条件，因为社会丧失了自身解决大量社会问题的可能性。
中国当前建立社会中间层 － 公民社会的自治符合了笔者一再强调的中国政治改革渐进、温和、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原则。建立社会中间层有六大好处，一是不影响中国宏观的政治稳定，而在微观上为国家解决了大量国家无力、也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促进了社会的自我新陈代谢。二是通过利益表达机制和沟通渠道保护了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了权力和资本对普通老百姓权益的任意侵害，界定了权力的界限，防止了权力的滥用，可以大大促进社会稳定。三是塑造了理性文明的公民精神，通过不同利益群体的理性协商、文明沟通和多方谈判化解了冲突、暴力和仇恨，让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成为可能。四是通过大量的社会调解和谈判机制等于是在国家内部进行了广泛的民主训练和民主锻炼，让民众在实践中学习民主，并认识到民主是自身利益诉求的合法表达，民主更是理性妥协、相互包容、相互尊重，这样的民主训练为未来中国理性过渡到民主社会将打下坚实的基础。五是让社会精英阶层，特别是中国企业家也能获利，因为健康良好的社会体制，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将有助于中国的企业家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助于中国产品创造更核心的竞争力，当然也有助于中国产品扩张国际市场。六是让执政党本身获利。前面在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时谈到，苏联党政不分，封杀社会一切自治空间让苏共自己陷入自己挖的陷井中不能自拔。因为社会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执政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非要去干涉和全面禁止，让执政党不明智地面对了太多社会力量的反对，进而完全失去了全体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样的教训，我国执政党不可不察，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执政党，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职能，从全能主义的模式解脱出来，宪法范围内赋予的权限当然要好好使用，该管的地方一件不能拉下，而却一定要有效率地管好；不该管的事不要管，不该干涉的东西就不要干涉，因为管得越多，担子就越沉重，出了状况责任就越大。执政党给予社会自治和公民社会的空间，自身就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中解脱出来，从而有利于加强自身的建设，更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作出历史性贡献。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中间层 －公民社会的建立早就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大量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社会救助组织和慈善事业组织的建立已经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每年大量增加的社会冲突中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公民社会组织的缺失：一是工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有效解决劳资冲突、防止资方滥用权力、保护劳工基本权利的就是三方谈判机制（雇主、雇员和国家），雇员的利益表达组织就是独立运作的、自治的工会。尽管在许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集中的地区(比如在浙江、苏南、大连和山东省部分地区)劳资谈判的形式日益制度化，但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创新和突破，独立运作的工会依然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许多工会运作中的问题比如说工会经费来源的问题、工会是否应当接受党委领导的问题、工会是否应当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清楚界定，这些都大大约束了工会发挥利益博弈的重要作用。二是民工自治团体，接近两亿的民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群体，他们为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同时，却遭受着制度性的歧视，他们的权利（工资、基本社会福利待遇和人身自由）经常受到侵犯，在遭遇工伤事故时甚至无法通过制度性渠道得到赔偿，他们子女在城市的入托和入学也遭受到制度性歧视，更加不公平的是，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无法通过正常的制度性渠道得到申述和解决，在这样的群体中，社会冲突因为没有表达渠道酝酿着高强度和高烈度的危险，所以让民工建立保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机构应当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三，城市和农村的拆迁问题也是中国去年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媒体中报道的许多恶性拆迁事件让我们认识到：必须成立拆迁区域居民谈判协会的团体，通过国家组织与保护与私人公司和地方利益集团进行公开、公正和透明的谈判，并对拆迁补偿、事后安置等事关拆迁居民切身利益的议题作出双方都能接受的决议，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利益博弈和谈判才能防止地方利益集团的滥权。四是在农村征地问题中引发的大量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我们发现了农村社会利益表达组织机构的缺乏。尽管农村实现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但这只是在选举过程中能发挥民主制度的权力平衡和权力杠杆的作用，而农民在平时遇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件时，甚至在自身利益和权利被侵犯时，还缺乏必要的利益代表团体和组织力量，这是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
从长远的目光来看，建设公民社会的确是中国社会渐进稳定的改革中成本最小、代价最少、既能发挥稳定社会的功能、又不至于影响到国家稳定大局的一条改革捷径。我国学者虽然近年来对公民社会的探讨日渐重视，但是在建立社会中间层这一重要议题上，我国政界和学界还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笔者考虑到，决策者对于公民社会自治的担忧可能来源于在1990年东欧国家巨变中的一些教训（见图表三）。波兰在突发的政治事件引起的政治运动浪潮中，处于社会中间层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扮演了全国性的反对党的角色，并且得到了西方国家道义上和财政上的支援，在这样一种社会剧烈的变革和动荡中，中间层有较强组织能力的团体比如工会和农会通过全国性的合纵连横提出政治性诉求，要求改变全国政治现状，并挑战执政党的地位，最终结果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终结。笔者认为，对于这样一种社会演进模式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当前中国既需要稳健的政治改革，更需要安定团结的宏观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党的稳定和中国国家的稳定、执政党的利益和中国国家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我认为东欧的局面不会在中国出现，因为世易时移，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中国和当时苏联东欧的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1）当时苏联和东欧经历了一种激进革命，整个国家在市场经济制度根本没有确立的基础上，在公民社会从来不存在的情况下仓促发生了社会巨变，而社会没有经历任何过渡期和制度磨合期便一夜之间投向西方阵营，这是苏东之乱的根本原因。而中国自从1978年就事实上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整个改革进程是相当有序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远远超过1990年时候的苏联和东欧，这根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2）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的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一定的公民社会和民间自治的经验，而苏东集团国家是从完全没有社会中间层的极权主义社会一步进入现代社会，这必然会因为许多长期积累的问题突然爆发而导致天下大乱。中国社会今天的成熟程度远远高于1990年的苏东集团。
（3）尽管中国问题很多，但是毕竟绝大多数人从改革开放中获取了实际利益并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尽管许多民众对社会现状并不满意，但极少有人真正愿意退回到过去那种物质匮乏的时代，这是中国社会可以稳定发展的根源。而苏东一直到1990年都坚持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和集权主义的统治模式，其问题之多、社会矛盾积累之深已经是积重难返，一旦爆发社会动荡就极易引发全国性动乱。
（4）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非政治化、经济化、商业化和个体化的特征。由于种种制度性原因和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在进入1990年代后就表现出强烈的去政治化的特点，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政治和国家大事极度冷感，甚至是一点不感兴趣。伴随非政治化的浪潮是社会的经济化和个人主义化，大家更关心的是个人奋斗、自我价值的实现、个人就业前途等等，大众对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心远远高过国家事务，理想主义、政治意识形态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许多社会责任感很强的国人常常会忧心忡忡地感慨理想主义的陨落和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崛起让国家失去了前进的精神动力和对人类社会终极目标的追求。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另外一种解读：一个成熟和健康的现代社会应该是一个大众对政治议题和国家大事关注很少的社会，一个社会有太多的政治激情和太强的政治弥赛亚思想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理性的民主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关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博弈，绝大多数民众应该不会有太强烈的政治激情和狂热，当然，也不能所有的人都不关心政治、都不关心国家，那也是不正常的，一个健康成熟的现代化社会中应该分化出一个特定的群体来关心社会、国家命运和人类理想，那就足够了。只有社会出大问题了，国家陷入危机了，或是在极权主义社会里才会出现全民对政治运动的狂热，当然，一个国家在从极权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由于长期被剥夺任何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权力，特别容易产生长时间的政治激情，这往往对一个社会的和平渐进的过渡是非常不利的。中国民众今天普遍对政治缺乏热情，却高度关心自身利益，其实正是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创造了天赐良机，因为在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向民主社会转轨的过程中都要面对民众的持续政治狂热和政治激情的棘手难题，如果民众的激情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且长时间不降温，这必将会引起政治和社会动荡。我们应当把握中国社会普遍求稳定和民众关注本身利益的基本特征，抓住有利时机，一步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前，逐步演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
（5）由于社会的非政治化趋势，大多数社会冲突都是跟具体的利益冲突有关系。一个中国工人、或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关心的是本人的工资待遇、福利水平和生活改善，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关心北京是由谁来执政、或中国该进行怎样的民主改革。但是如果他们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损害和侵犯，却没有任何制度性的解决和申述渠道，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对国家政策和制度在总体上的不满和质疑，反而容易促成全国各地各种社会群体联合要求中央政府改革政治体制。同样，剥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代表机制，会造成恶性的社会骚乱越来越多，社会冲突越来越激烈，反而容易让国家失控陷入险境，在那样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高度危险性，远远不如在社会稳定、国家综合国力雄厚、国家调控能力较强的情况下主动进行温和的、实用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国的各个社会群体通过各自的利益表达机制能够畅通地表达本集团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冲突的能量就被细化或是分化到各个生活中的具体领域中去了，社会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将大大降低，人们关注的问题更加被分化到日常生活中跟自己利益相关的事情上去，国家和政府面临的压力将大大降低，中国和平崛起的制度环境就真正得到保障了。
（6）1980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留给大家深刻的教训，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越来越珍视中国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理性渐进的体制内政治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的悲惨事实给了中国人深刻的启迪，而中国人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都让激进的政治改革言论逐渐失去了市场，理性、渐进改革正在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声音，这些都是中国不同于1990年时期的苏东国家的较为有利的社会经济条件。
（7）中国的文化中有尊重权威和信任国家的传统。许多外国观察家都发现一个现象，中国基层的农民和工人常常对社会现实不满，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的许多问题（比如腐败和官商勾结）持强烈批评的态度，但是谈到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人时，他们普遍具有很强的信任、赞许和认同，他们常常会说，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和英明的，只是地方领导没有好好执行或是歪曲了中央的政策。一名德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就说，如果中国真正进行西方国家那样的大选，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以得到90％以上的超高选票。中国人对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特殊传统，这非常有利于当前的政治改革。
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有风险，但是理性的评估应该是，采取该项改革和不采取该项改革哪个社会成本会更大，哪种选择会让社会付出的代价更小。就像一个投资商进行成本和利润的风险核算一样，不同的是，这里我们进行的是社会政治成本和收益的核算。如果我们能不带偏见地分析该议题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将是一场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和风险的政治改革，只要我们设计得合理，改革注意渐进原则，这项政治改革就可以利国、利民、利党、利社会、利精英阶层，很少有一项改革能让大家同时获利，在笔者看来，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是这样一种符合所有社会群体利益的改革，它符合了时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当前社会的需要,它有利于解决中国当前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利于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稳定的大局，却同时促进和巩固执政党在宪法范围内享有的领导地位。这样的政治改革将促进中国政治体制在微观层面向现代政治文明演进，在宏观上却能保持国家的稳定局面（笔者在下一策将重点谈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迈出建立公民社会的这一小步的话，将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步，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小民”和“臣民”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有独立精神的“公民”，中国将真正来到现代政治文明的入口处，因此这样的改革功在千秋，也必将永载史册。
以上文章完成于德国比勒费尔德2006年12月30日
（备注：刘涛 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发表了中国崛起策15篇文章和1篇崛起策副文，还将发表此系列9篇文章。已经完成的中国崛起策系列文章为“中国崛起策一 从中美经济共生体谈起”，“中国崛起策二 中国的地缘困境和西部突围”，“中国崛起策三 独特的日本考验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策四 中国对美大战略的初步探讨”，“中国崛起策五 中国当前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崛起策六 从中西文化的认知差距谈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崛起策七 中东危局下的中国利益”，“中国崛起策八合纵连横下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崛起策九 新思维下的中国大战略”，“中国崛起策十 从德国的历史经验教训看中国的未来”，“中国崛起策十一 南方的跃升和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策十二 渐进改革和中国现代化总目标”，“中国崛起策十三 告别民主弥赛亚主义，建立新型民主观”，“中国崛起策十四 从‘万世一系’的宗教神话看日本的崛起”，“中国崛起策十五 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点— 建立社会中间层”，“大国崛起与时代潮流 - 中国崛起策副篇一”。如想阅读前面的文章请见http://zhiqiang.org/blog/496.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