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明、宗教与历史

汤因比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建立了一个以文明为基本研究单位的世界史模式，以此为基础，他描绘了一幅世界历史的画卷，他也因此被学术界称为文化形态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思辨学派的最后代表。研究他的历史哲学方法，探讨指导他分析历史的思路，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从文化，或者说文明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话日益频繁的今天，有助于我们了解文明接触的基本规律，以便于更理智的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汤因比观察世界历史的基本概念
汤因比历史研究方法的特点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观察历史，他的观察是基于这样三个理论层次：人——文明——宗教。这样的思路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历史研究》[1]一书中。

汤因比认为，应该把文明作为可以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是因为，尽管民族和国家是历史存在的最经常的形态，也是人们以往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但是，它们并不能对不同的社会从性质上加以把握和区分，而许多国家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如，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代议制政府的建立，都不是英国一国独有的现象，它与更广大的历史空间相联系。他提倡一种逆向的思维方式，用“树”的图形描绘欧洲的现代文明及其历史渊源。他把欧洲文明象征性的成果——工业革命和议会制度，比喻为一棵树的主干，但是，这棵“树”不是无根之木，其根部庞大而且深远，所占空间大大超过了露在地表的部分。他认为，欧洲的文化渊源可以溯源到公元690年的许多国家。

汤因比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是宗教。他以欧洲的历史经验为例，说明基督教在欧洲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中起到了衔接的作用，从而抽象出凡是世界上高级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流行于远东的大乘佛教，都对不同时代文明的传承起到了中介作用。他认为，文明会死亡，但是，也可以再生。他还认为，出现在基督教建立之后的西方近代文明与在这之前的希腊、罗马文明有着相同的秩序，它们属于同一种文明。他说，从公元2世纪起，古希腊、罗马文明就处于衰退之中，从9世纪的拜占庭或者是13世纪的西欧起，新的现代欧洲文明已经在兴起。如果考察基督教的历史作用，它在从2世纪到9或13世纪之间，不是破坏了古典文明，而是“占有并保护着深藏生命的种子，直到这一切能够再次破裂，并进入世俗文明的新的生长期。”所以，他把基督教看成是欧洲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之间的中介和桥梁，称它为“这一代蝴蝶与下一代蝴蝶之间的卵、蛆、蛹”。[2]

根据基督教产生的历史，汤因比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高级宗教不会产生在原始社会，也不会产生在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当中。因为，高级宗教不是单一文明的产物，而是由不同的文明相互碰撞而产生。他认为，有些宗教可能会产生在第一代与第二代文明之间，但是，这时期产生的宗教是不成熟的。只有在第二代和第三代文明之间，高级宗教的产生才成为规律。

为什么会有宗教？关于宗教的本质，汤因比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不应该只把宗教看成是文明社会中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而应该把宗教看成是社会本身的一部分，看成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和制度。宗教是人类意识的产物，由于人对于他生活的社会只能局部的理解和控制，所以，人创造了宗教，并试图通过宗教去理解超越人们思想范围的那个终极世界。因此，宗教是人性中一种固有的不可剥离的情节。而终极世界的图像实际上是人类把对现实的认识梳理出一个秩序，并通过宗教的形式，试图与这类秩序求得和谐一致。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最早的宗教把这种努力看作是一种社会事业，人们通过群体的仪式，试图达到人与终极世界的和谐。因此，在原始社会和早期文明社会，宗教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高级宗教则不同，它把人从集体性宗教仪式中解放出来，使每一个人能够直接与上帝建立联系，能够通过祈祷来寻求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以摆脱尘世的痛苦。所以，当人们跳出个人的局限在追求一种全人类都能接触到的普遍的精神现实时，宗教对于社会的作用就产生了。[3]这就是高级宗教的功能以及它在历史中的地位。因此，宗教不仅是社会意识的反映，它本身也是社会和历史的一部分。

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于能够提升人类的道德。他说：“宗教进步意味着精神进步，而精神意味着人格。”人，天生是以“自我”为中心，人的社会经验可以归结为无限的“自我”人格。他认为，对于“自我中心性”的克服，是建立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而社会和谐又是社会进步和文明成长的必要条件。高级宗教的创始人告诫人们，只有在每个人的灵魂中进行痛苦的精神斗争，才有可能克服自我中心。为此，他们自己首先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当人们崇拜上帝时，其实就是在学习上帝，要使自己能够像上帝那样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拯救自己的同伴。在书中，汤因比提供了一幅佛祖在斋戒时由于极度禁欲而骨瘦如柴的图片，说明要获得灵魂的拯救要遭遇怎样的肉体上的痛苦折磨。这与基督受难的原理是一致的。他认为，通过这样的痛苦过程，人就可以达到和实现“善”。他认为，尽管人性天生是“恶”，但是，它也天生就有一个向“善”的潜在能力。[4]

通过对宗教中的人，特别是人性与人格的研究，汤因比就把精神与社会，道德与进步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人，是他历史叙述的第三个基本概念。

二、 汤因比的世界历史观
汤因比属于文化形态学派，他用以分析世界历史的基本单位是文明。他把所有文明看成是平行的，同时代的。为了说明这一道理，他向人们展示了一幅20世纪从外层空间拍摄的地球的照片。站在这种宏观的时空角度来观察地球，任何人的历史视野都会随之改变。在这样一个视角之下，他把人类文明开始的时间与人类出现的时间进行了对比。他发现，较高级的宗教中最年长的距今只有2500年的历史，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也只有5000年的历史。而古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从人类的祖先最早出现，至今已经有了50万年，或者是200万年的历史。拿2500年或5000年与50万年这两个数字相比，前者是微不足道的。既然如此，人类社会先后出现的各种文明在时间上的差异就可以忽略不计，他认为，这一视野“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所有文明进行‘通盘的’考察开辟了道路”。[5]

他不但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同时代的，而且文明是多元的；文明的发展是平行的、反复的和循环的，他反对一元单线的历史发展观，也反对文明的发展最终有个尽头的说法。他把所有文明的发展看成是在最近才开始的竞相向前发展的一场实验。从本质上说，它们既没有先后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分。[6]

汤因比不同意文明的差异由种族决定的说法。他说，虽然目前有一半数量的世界文明是由白种人创立的，但是，种族本身并不直接与代表文明的基本特征——心理素质和精神素质发生直接联系。他发现，在西北非洲的山地、阿尔巴尼亚及高加索的山地，都有一些金发碧眼的白种人，他们非但没有创造文明，而且长期以来刻意避开与文明的交往。在印度支那半岛，他也发现存在着一些野蛮的黄种人，他们几乎不与在东亚占统治地位的中华文明发生联系。汤因比也不同意文明由环境所决定的说法，他发现，在世界上一些自然环境相同的地区，却没有产生出相同文明。他认为，文明的起源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取决于多种原因，是多种事物相互关联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此，他提出了“挑战说”。他认为，文明的类型是由外界对人产生刺激，也就是外界对人的挑战和人的应战所做出反映的结果。他引用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人的本质：“简单说，这个‘恶’字便是我的本质。”“人要每日每夜去争取生活和自由，才配有自由和生活的享受。”[7]所以，他发现，世界历史上的许多优秀文明，并不是发生在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而是恶劣的地区。当然，自然环境也不能太恶劣，以至于使人类无法生存和繁衍。在这些艰苦的地区，正是由于那里的人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险和卓越的创造精神，才使那里出现了优秀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对于文明的产生虽然有影响，但是文明一旦出现，主要是人的能动性决定着文明的成长。

这样，文明就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是航行，而不是停泊。文明的发展没有尽头，没有人知道文明是否已经达到了文明的目的地。关于运动的状态，他认为有两种，一种是静止；另一种是活动。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是从静止向活动状态转变的开始。他把各种文明的共同发展看成是许多人在一起攀爬山岩的比赛。在攀爬的路上，呈现出一处平坦、一处峭壁状的水平面和垂直面相互交替的形状，他认为，由此构成了人类向上攀援的活动和静止的生命节奏。关于这种节奏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认为在历史上出自不同文明的思想家已经有许多相关的描述。黑格尔则把人类历史看成是螺旋式的向前发展，是一系列从统一到分裂，再到更高程度的统一的运动。中国道家用阴与阳的符号来表现运动节奏。他认为这种表述很不错。[8]这样，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他认为，总的来说，大自然中周期性的，可预测的现象依然统治着人类的生活，“历史在产生一系列或多或少是同一时代人类相同成就的典型的意义上在重演着。”[9]他举例：英国的工业革命在隔了两代人之后，在美国和德国出现了；以美国南北战争为代表的危机与德国1864—1871年俾斯麦的战争具有相同性质；现代西方是古希腊的再版，因为，从17世纪开始的世俗化与古希腊的世俗化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欧洲在20世纪所成就的共同体从规模上讲虽然是空前的，但是，古已有之，古希腊和中世纪意大利的城邦国家与它们那个世界的关系与现代欧洲各国与整个欧洲的关系也有相似之处；在中国，国家的形态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同样的现象一再发生；从整个世界的形式来看，由于工业主义增大了它的活动范围，远远的超出了国家的疆域而日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这种状况也似乎把人类带回到欧洲的中世纪。总之，他认为，在不同的范围和层次上，文明运动的形态总是在重复着历史上的某些状况，历史的潮流表现为某种方式的回落。

他还认为，历史的循环论中暗含着决定论。正是由于人类历史的循环，或者说人们从自然规律的观察中，包括季节的永恒交替、白昼与黑夜的永恒交替以及生物的世代交替等现象中，感觉出一种发展的必然性，由此而表现为循环论和“线性”的发展观，这两种观念其实都潜在的包含着因果律的因素。他不同意单纯的“线性”的进步发展观，反问道：如果相信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那么，这种进程是否有一个终极目标？

汤因比认为，文明的成长从来不是单一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单一文明都没能长久。所以，文明的成长有待于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和融合，这才是文明的生命力之所在。他认为，从本质上说，文明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在特定时期内，文明是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的，这与赛场上的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情况一样。在文明接触和碰撞发生的时候，文明总是从高级文明向低级文明流动。他把成长中的文明的边界描绘为一扇永远开放着的友好之门，认为开放和向其他文明学习有助于文明的生长。他把衰亡中的文明的军事边界描绘为一个不再开放的水闸，认为堵住流水的堤坝最终只有被冲垮。所以，归根结底，文明的交往和融合是挡不住的，不是和平的交流，就是武力的交流，而武力往往会招致一种文明的毁灭。

第三节 在文明融合以后，其后果是什么？汤因比认为，有的时候，是某一种文明取得优势，另一种文明解体；有的时候，是两种文明都解体，形成新的文明。他举例说公元前2世纪，当希腊文明与叙利亚文明发生碰撞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结合得非常紧凑的新文化——叙利亚在政治上屈服于希腊世界；希腊文化却接受了产生于叙利亚的宗教，最后，希腊文明也解体了，产生了基督教的新文化。在基督教文化中，汤因比看到了其中所蕴涵的希腊文化的痕迹：它使用希腊的视觉艺术，使用希腊哲学来表述自己的理论，此外，基督教有关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说法是对希腊宗教中凡人崇拜和多神论观念所做的让步。从基督教的产生，汤因比又发现，大多数高级宗教都是在若干文明混合的地区兴起的。从公元前8世纪起，乌浒河—药杀河流域就是各种文明碰撞的舞台，在这里，伊朗文明、欧亚游牧文明、叙利亚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和俄罗斯文明先后在这里接触。这好比是一个“交通环岛区”，在它周围密集分布着各种文明：东北方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西南方是埃及文明，东面有阿拉伯文化，西面是地中海文化。在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的一千年时间里，叙利亚文明在以上各文明遗产的基础上破土而出。汤因比认为，尽管叙利亚文明在政治上独立的时间很短，但是，它与希腊文明的碎片混合而成的杂居区被证明是极其多产的：东正教文明、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几种世界上主要的文明都是在这片土壤中萌芽。而作为“交通环岛区”的政治代价是从公元前8世纪起，叙利亚被一系列帝国所瓜分。

三、文明史在本质上是人的历史
汤因比从文明，谈到宗教，而宗教的历史归根结底是人的历史、人性的历史。

汤因比认为，人性是构成文明的基础，这既表现在人的创造力使文明生长；也表现在由人性决定了社会的组织形式，也就是社会制度。他提出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的自然属性问题，认为，这两个问题与文明的形态和生长有关。关于人的自然属性，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一个对于“善”和对于“恶”的相同的能力，这是随着每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而与生俱来的，这一点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改变。无论是文明的更迭，还是高级宗教的出现，都不会改变人类的这种天然属性。而社会是各个人相互联系的场所，联系的方式，是由人性所决定的。他说：只要人类的原罪存在，恺撒就会存在，与之相应的向恺撒进贡、相应的社会制度就会存在。这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愿，而是出于习惯，出于自然力的驱使。这是社会的自然属性。[10]

而人性，他认为是不会改变的，在任何社会都一样。他说：“无论人类灵魂的本性将被证明是什么，我们都已经能够或多或少的确定，在像我们这样的现代人类中，在像新几内亚土人和中非洲小黑人那样的彻底的原始人中，人类的本性大体上是一样的。”“所有现存人类的超自然的天性，在全部现存的社会形态中，所表现的大体上是一致的。”[11]人性不变，社会习俗也不会改变。

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人性是“恶”，人是贪婪的、懒惰和堕落的，有原罪，否则，就不需要宗教，上帝也不必显示出他崇高的献身精神。但是，人也有向“善”、同情弱者和和正义的能动一面，正是由于人具有能动性，而且，这种能动性在不同地区表现出的程度不同，所以才有对不同自然环境采取不同回应而形成的不同文明。

那么，人性与文明或者说社会的关系如何呢？汤因比把人类区分为具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和没有创造力的多数人。他认为，文明的成长主要依赖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这就需要这些精英不仅必须有能力成功的应对他们所在社会遇到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包括来自自然方面的挑战；也包括来自其他文明的挑战），而且必须具有将无创造力的大多数人凝聚到自己身边的能力。他认为，文明的成长依赖于少数人，文明的解体也是由他们的失误，特别是心理和道德的失衡所造成的。于是，他研究了历史上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人的人性弱点所导致的他们在历史进程中角色的转换。[12]他发现，从古希腊起，思想家们就开始探讨是什么原因导致杰出人物垮台。与汤因比一样，古人也是从人性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推翻伟人的力量是神，是“神的嫉妒”。由于少数人的成功，招致大多数人的嫉妒，而嫉妒就可以使成功的人毁灭。所以，希罗多德说：“神喜欢把高出同类的东西削平”，“除了他自己之外，神是不允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这是外部因素。还有内因，他认为，真正的原因不是外因，而是内因，他举出许多实例来说明，成功往往使人骄傲，而骄傲就使这些少数人的创造力削弱，或者是完全失去了创造力。所以，“骄傲过后是毁灭，神气活现的背后是沦落”。他举以色列先知的话说：“必有上帝降罚的一日，临到每个骄傲狂妄的、被抬举了的人的头上；他将被贬为卑下------高傲者将背躬曲膝，在那一日，惟独上帝受到尊崇。”然而，由于历史上这些少数人的特殊地位，他们的失败不仅是他们本人的失败，也是某一社会的失败，他们的角色转换最终也导致了文明发展态势的转变，导致了社会危机和文明的解体。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英雄人物在成功之后向坏的方向转变和导致文明的解体呢？他认为，在社会面临挑战时，它对人的创造力有一个量的需求，而社会所能够提供的创造力的量又有一个限度，因此，是否能够避免危机取决于二者数量的对比。于是，他分析了一个社会在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后怎样和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恢复最初的创造力。总的结论是，由于成功之后的社会往往会削减扮演创造者人数的数量；也由于成功者本人往往难以抑制个人角色向坏的方面转换，所以，外界的挑战对创造力的需求一般要大于社会实际上可能提供的创造力的数量，这就是历史上为什么从来没有一种文明能够自始至终都兴旺发达的基本原因。

汤因比认为，为了避免文明的解体，使社会在取得成功之后还能继续提供充足的创造力，使之与外界的挑战达到平衡，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改善成功人士的心理和道德，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重生。对于怎样实现这一点，汤因比似乎认为单纯从人性去考察无法说清问题。于是，他又把讨论转向文明的兴衰，探讨文明衰落时的人性会是怎样。通过对罗马帝国灭亡的经验进行研究，他认为其原因在于内部统治者的道德失衡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贫富差异，从而引起被压迫阶级的仇恨，才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他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失去了和谐是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在衰败以后再加上外部蛮族的入侵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有鉴于此，汤因比认为保持社会的和谐是使文明免于毁灭的基本条件。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呢？汤因比使用了大量篇幅，通过各种宗教哲理来说明成功的人应该怎样像上帝那样爱别人，怎样克制自己的欲望，怎样追求道德和精神的完美。总之，所有的追求也就是各种宗教对人性的谆谆教导。这样，通过对人性以及人性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把文明的兴衰问题，归结为道德的改善和精神修养的问题，同时，也把对历史的研究，转向了对人性和伦理的研究。

汤因比举出伟大宗教中的许多说教来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正是提升人类的道德。他认为，自我牺牲是仁慈至爱的最高表现，这一点隐含在高级宗教中，高级宗教可以引导人们超脱于世俗世界的烦恼而达到一种终极的真实和享受精神欢娱的极乐。为此，他提供了一张有关15世纪一则寓言的图画，这张图画刻画了具有灵感和创造力的少数人在社会即将解体时的痛苦感受和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图片说明，聪明人中的最聪明者将背对命运，他们泰然的站立在车轮上和没有桅杆的船上，试图驾驭任性的风力，这一举动象征着他们为了拯救人类的苦难而宁愿自己承受危险。在聪明人的上方画的是美德女神，哲学家克拉特和苏格拉底站在女神的两侧，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抛洒他在世间积累的财富；另一个从美德女神的手中接过智慧的棕榈叶。这张图似乎在教导人们，要克服社会和个人的危机，只有抑制贪婪、散发自己的财物给别人才是唯一的拯救办法，这也是最大的智慧。[13]这样的一张图画代表了汤因比的人生观，他认为，生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下一带的繁衍，更不是在有生之年聚敛尽可能多的财富，而是要建立现世最好的人类社会。为此，人生就要不断的追求灵魂的精神进步。他说：“较伟大的心灵超然物外，更伟大的心灵则试图将人生变成某种比我们所经历的尘世生活要高级的东西，并把新的精神进步的种子播撒在大地上。”[14]。他还说：“当个人是孤立的时候，完美------是不可能的。个人在向完美的行进中必须带领其他人同他一道前进，竭尽全力，不断扩充和增大这股涌向完美的、声势浩大的人流”，他警告说：“如果他不服从这个原则，他就要在个人发展中遭受挫折和衰弱之苦。”[15]总之，他认为，实现灵魂的超越和使无创造力的多数人凝聚到自己身边，这既是获得成功的少数人的神圣使命，也是避免文明解体的根本途径。

汤因比相信人类追求完美人格的努力可以是无限的，由此而实现的人类人格的进步也是无限的。所以，他把宗教以及由宗教所提升了的人格的进步与文明成长的关系比喻为一辆四轮马车[16]，车轮是循环往复的，这好比是文明的发展；车身却是循序渐进的，这好比是宗教和宗教对人格的提升，勇往直前。我们发现，在文明与宗教的发展中，人都是最基本的力量，所不同的是人在文明的发展中是动力；在宗教中，却成了改造的对象。

这就是汤因比的历史观。

四、对汤因比文明史观的批判
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学派，他把文明的研究引导向对人性的研究；因为要研究人性，所以就要研究人对终极世界的探讨过程，亦即宗教。于是，他建立了一个以人性为基础和动力、以文明为手段和以宗教的进步为目的的理想的世界历史体系。那么，他的这一体系是这样产生的？在《历史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汤因比探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写作动机，如修昔底德、圣奥古斯丁、吉本，等等，他认为是好奇心使他们写出了历史的不朽之作。具体的说，他认为好奇心指引之下的历史探讨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也是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是与历史学家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的。他发现，上述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开始他们伟大著作的写作时，都受到了社会巨变给他们的强烈刺激。例如他本人，当1912年他参观克里特岛的古代遗迹时，他设想这一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如今这一辉煌早已成为历史，突然联想到大英帝国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命运？又如，1960年，当他在参观巴基斯坦的一个古代帝国遗址时，心里又一次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他既想到了当他还是一个8岁孩童时所看到的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在伦敦举行的盛大庆典，又想到英国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撤出印度次大陆，所以，又一次产生了大英帝国必然覆灭的想法。由此，他又想到无论是希腊哲人，还是犹太先知，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相去甚远，但是，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世界观，这就是灾难紧随胜利之后，沦丧必然即骄傲而来。这样，历史轮回的观念就产生了并深深的主宰着他，成为他历史写作的主要基调。在全书的最后，汤因比说他试图去寻找一种与历史上的人的一种“神交”，他发现人类的“罪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在于，有感觉的生命在现象世界的短暂旅途中脱离了现象背后超时间的真实；而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端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7]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够追求他个人人生“不可言喻的境界”，也就是“极乐”。

由此我们看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与他的人生经历、个人情感和人生追求紧密相连的，从他个人性情对历史的体验，他联想到一般的人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人性，不可避免的与宗教相连，于是宗教、文明、人性这一系列的概念就成为汤因比研究历史的最主要手段。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的把汤因比的历史观归结为宗教迷信，归结到世界历史是由上帝主宰，那就错了，这不但误解了汤因比，而且，也会使我们忽视对他思想中那些有益成分的吸收。汤因比生活的时代，是欧洲早已世俗化的时代，不要说在伟大思想家的头脑里，即使是一般民众的头脑中，对上帝早已不再迷信。从方法论上看，应该说，汤因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人性和人类的情感，也就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如何认识历史提出了看法。对于这样一种观察视角，他并不想包罗万象，也不想无懈可击，他只不过认为，这种方法是认识世界历史许多方法中的一种，是多面的理解历史的一个方面。所以，汤因比的文化研究还是带有强烈的思辩色彩。

如果人性参与了历史的发展，那么，人性对于历史的发展有没有推动？如果有的话，它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换句话说，伦理是否能够来承担解释历史的重任？

人性，人格，可以成为历史解释的原因，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书本上，我们确实看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人的品质和性情，特别是重要人物的素质的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有些是正面的，推动了历史向好的方面发展；有些是负面的，它们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使事物本身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这方面，正像汤因比所揭示的那样，由于人性中一些本质上的弱点，决定了精英人物在获得巨大成功，或者无上权力之后其角色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他们不再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高高在上，成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这样，他们就最终会被人民所推翻。而他们的倒台，从汤因比对罗马帝国灭亡经验的研究看，也是文明本身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人的素质参与了对历史的创造，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或反作用力的一个方面。但是，人性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动因。它可以解释某一历史事件发生的直接的、局部的原因，却不能解释社会发展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不能单独承担起对整个历史进程进行解释的重任，也不能说明世界历史体系发生变迁的根本原因。总之，缺少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变迁的解释，要说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恰好是汤因比有关文明研究的致命缺陷。

汤因比的另一个缺陷是，在道德方面，他只把“善”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这一点上，康德要比他高明。我们知道，康德是非常推崇卢梭的，卢梭在探讨社会契约时感叹要制定一部完好的社会契约之难度，认为必须要有一群天使，康德针锋相对，认为不必需要一群天使，即使是一群魔鬼也行，只要他们有此智慧。所以，在康德看来，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制定出一部合理的制度，“恶”的人性也是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18]

人性、宗教和文明是汤因比研究世界历史的特殊视角，然而，它们是比道德更加宽泛的理论范畴。由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不同以及文明初开阶段社会形成的一些特点，决定了以后人类各个社会不同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也决定了不同社会的不同社会制度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所有这些，都应该属于文明的范畴。而汤因比只是试图通过对宗教和道德的研究，来说明不同社会之间文明的差异，说明道德，尤其是对历史发生影响的少数人的道德，对于文明发展的关键性影响以及宗教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从而消除人性中的不道德对文明发展的损害，而不是对文明所包括的所有范畴进行研究，所以，汤因比最终也不能解释文明本身的发展问题。

但是，汤因比文化形态学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对西欧中心论进行了批判。汤因比生活的时代，是“欧洲中心论”极为盛行的时代。那时候，由于东亚还没有从整体上显示出经济起飞的迹象，在世界的理论界，还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统天下。“欧洲中心论”有它存在的历史原因。这是由于从欧洲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开拓了白人向欧洲以外各个大陆移民和扩张的历史；英国的工业革命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和创造物质奇迹的新篇章。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近三百年来，自从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退出了角逐之后，在世界舞台上，就是欧洲人，或者是欧洲的延伸，欧洲人和美洲人进行角逐的一统天下。但是，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汤因比发现，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到1972年，世界政治的主旋律不再单纯由西方国家或部分西方化了的国家来争夺欧洲或世界的霸权，而是出现了由苏联、美国、中国和日本所分别代表的不同社会的多元格局。他还发现，除了一些非西方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之外，非西方国家还以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模式，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创造历史。[19]应该说，汤因比的这种认识，来自于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观察。他看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非西方国家正以不同于西方的姿态登上世界的政治舞台。然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怎样去分析？显然不能用研究西方的方法，或者说用纯经济的方法去分析。汤因比认为，这几个非西方国家的重新崛起，实际上预示着文明之间的冲突重新进入了国际政治的舞台。他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西方的历史插曲而使世界历史被间断了三百年的一种常态的恢复。因此，他认为，对历史上文明之间的接触进行研究，一方面会有助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消除冷战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尖锐对立。他主张，应该消除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的仇恨，加强人类的团结和世界的和谐。为此，历史学家就要行动起来，就应该建立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树立一种宽广的胸怀，在存在着不同的宗教、文明、阶级和种族的世界环境中，人类应该学会理解，甚至是欣赏彼此不同的文明，把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当成人类的共同遗产来珍惜和爱护。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开先河者，他较早的看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但是，与亨廷顿不同，他不是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是试图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针对全球化的趋势，汤因比提出了多元多线的文明发展观，认为世界所有的文明都是平行和平等的，这好比是由多人举行的攀爬山崖的比赛，究竟谁胜谁负，还不确定。他还举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经征服了周边的世界，而最后自己却被那些被征服文明的宗教所征服的历史为例，说明将来并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即西方人被非西方人的某些文化所征服。[20]他认为，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曾完全统治世界，西方文明不是西方人独自的贡献，是融合了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结果。未来的世界也绝不会被某一种文明所独霸。他说：“这个未来世界既不是西方人的，也不是非西方人的，而是所有那些文化的产儿，我们西方人已经在严酷的考验中把这些文化融合在一起。只要我们正视这些，就会看到这是明显的真理。”他还说：我们的子孙像我们一样，也不愿仅仅成为西方人，他们要成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以及世界上所有伟人的后裔。[21]总之，汤因比认为应该具有一个全人类的宽广胸怀，只有具有了这样的胸怀，才能够研究好世界文明的历史；只有具有这样的胸怀，才能够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在当今全球化的形势下，汤因比提出的这些思想显得尤其重要。

[1] 《历史研究》一书是他花了40年的时间而写成，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这部书的写作覆盖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是他主要历史思想的体现。1972年，他根据最新的资料又对全书进行了修订，把12卷本改写成一卷本，并附有大量的插图。本文的写作就是根据这一最后的版本（A Study of History: Illustrated, Thames and Hudson, 1988）。

[2] 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197页。

[3]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00—317页。

[4]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205页。

[5]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5页以及彩图12。

[6]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我的历史观”， 载张文杰主编：《历史的话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209页。

[7]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77页。

[8]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62页。

[9]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31页。

[10]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308、206-207页。

[11]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216—217页。

[12]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2章。

[13]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26页。

[14]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93页。

[15]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37页。

[16]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201页。

[17] 阿诺德. 汤因比：《历史研究》，第438页。

[18] 何兆武：《一个世界公民的历史哲学》，载何兆武著：《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9]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51页。

[20]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292页。

[21]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