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大肠菌”疫情谈中国2011-06-08 来自法国巴黎宋鲁郑

从德国“大肠菌”疫情谈中国
当今世界有两个民族以严谨和精细著称：日本和德国。他们的产品也由于高品质而行销和享誉全球。然而，近年来，日本产品却由于质量问题连连面临召回的命运。并由于导致的车毁人亡令人谈“日”色变。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海啸特别是随之引发的核事故，更展现了日本民族的另一面：疏于保养、隐瞒事故、欺上瞒下、发布的数据频频失误、向大海倾倒被放射污染的废水、刻意压低灾害等级。其实事故之初，外界如法国虽然掌握不了东电的详细数据，但仅从外部观察就已迅速得出灾害等级至少为六级的评估。而日本政府只到一个月之后，才承认是七级。
日本的形象倒掉之后，还有德国。不料，一场突如其来、毒性猛烈的大肠杆菌感染事件，也令德国展现出不同以往的面目。
疫情爆发后，德国迅速宣布感染源为西班牙出口的黄瓜。以德国人在全球严谨的形象，虽然有些怀疑----比如为何西班牙没有发生感染，但还是被世人采信。于是西班牙的农产品顿时成为众矢之的。再加上西班牙的主权债务危机拖累欧盟，西班牙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简直就是害群之马。然而，最后的检验结果却证明了西班牙的清白。但令人不解的是，检测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何以德国就敢于把责任推向邻国？这恐怕就不是严谨不严谨的问题了。究竟是国家行为，转移责任，降低自己的损失，还是另有他因？
不过，仅仅指责德国一家并不很公正。今年一月，世界知名的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爆发间谍案，令谁也想不到的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竟然齐齐把矛头指向中国！当然事态的发展令所有人难以置信：竟然是雷诺内部一位被笼信的高层自导自演，栽赃同僚之作！不过对此负有重大责任的法国媒体并没有集体向中国道歉。看来诿过他人大概是西方国家惯常的传统。如果我们想像一下：假设非典时，中国先宣布病毒来自印度或者越南，会是什么情况？假设发现了三聚氰胺，中国宣称来自美国或日本又如何？
此次德国爆发的大肠病毒经检测是前所未有的新变种，似乎令人感到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原来德国历史上(实为最近的二十多年内)就曾多次出现肠出血性大肠杆菌（EHEC）疫情爆发事件：1988年在巴伐利亚州；1994年在明斯特兰地区；1995年至1996年在巴伐利亚州以及1996年至1997年在下萨克森州。早在1993年，罗伯特·考赫研究所就将德国列为肠出血性大肠杆菌可能广泛传播的国家，而且研究人员抱怨，对此方面的研究缺乏资金支持。
不仅如此，1999年即12年前，德国电视一台的一名记者克劳斯·维德曼在一份报告中曾建议政府对这种病菌提高警惕：“日本和美国政府都把肠出血性大肠杆菌视为非常危险的病菌，随时都有爆发疫情的可能。”但当时的德国政府引用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应该不是罗伯特·考赫研究所）的报告驳斥了维德曼的说法。
所以此次蔓延到欧洲各国甚至美国的毒肠菌表面是偶发事件，但实是有着相当人为的因素。虽然德国有着发达的科技、雄厚的财力、民意通畅的表达渠道以及新闻自由报道，而且在屡屡爆发类似疫情之后，依然麻木不仁，终酿今日悲剧。
2010年我在接受马来西亚一家中文媒体就唐山大地震一事的采访时，曾提出以下看法：是否隐瞒灾情和救灾成效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不隐瞒而且积极救助和隐瞒但同样积极救助效果是同等的。同样的，不隐瞒不救助和隐瞒不救助的效果也是同样的。这里的区别关键在于是否采取有效的救助行为。唐山大地震虽然隐瞒了实际的损失，但政府的救助行动却是极为高效的。这一次，德国的疫情从根源上讲，应该是透明但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导致的。
不过奇怪的是，尽管德国政府有失职之嫌，有诬陷他人之实，更有蔓延至它国之后果，却除了西班牙抗议之外，世界上并没有什么指责之声。要知道当年的非典，中国不过占了两条，还没有转嫁责任于他人，想想西方世界是怎样表现的。
这一次已导致二十多人丧生的大肠杆菌有一个特点：对抗生素有抗体。使用抗生素不但无效，反而增加毒性。这确实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在西方，抗生素的使用是严格控制的，没有中国普遍存在的滥用抗生素的现象。但何以首先在德国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抗生素无效的疫情？这不由得使人想起美籍华人章家敦，他曾预言中国将由于加入世贸组织而崩溃，特别是中国的银行业。不料，几年后，崩溃的却是美国的银行体系（真为这个海外华人惋惜了，如果当时预测的是美国，现在他该是多么令世人敬仰的伟大预言家啊，又可为中华民族争光了。不过最近他又开始预言中国要崩溃了）。看来许多问题并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简单，特别是在分析中国的时候。
今年以来，中国的食品卫生问题被大量曝光，举国愤然。不过相对于德国，中国更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现象。原因既可归于监督部门的失职，但根本问题仍然是经济不够发达，以至小农经营方式的食品加工业者广泛存在，小、散问题突出。据统计，中国有食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323万家、餐饮单位210万家、农牧渔民2亿多户，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更是不计其数。西方又是什么状况呢？以生猪养殖为例，美国养猪户数仅有7万，中国则有6700多万；美国四家大型肉类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超过90%，中国排名在前10位的企业所占份额不到10%。这恐怕才是中国存在大量食品卫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可以说不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的状况，食品安全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尽管如此，为何中国没有发生德国类似的疫情呢？原因则在于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中国人喜欢煎、炸、烹、炒的熟食，基本没有生吃菜肴的习惯。虽然中国的卫生条件比不上西方，但在制作过程就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反观西方，虽然卫生检疫条件和标准远好于中国，但由于喜欢生吃蔬菜的习惯，一旦一个环节出现疏漏（这是不可避免的），就往往难以避免事故的发生。看来中国的美食，不仅美味，还更为安全。
不仅饮食习惯如此，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同样如此。中国为什么不会发生西方类型的经济危机？原因同样和中华民族注重节俭、量入为出、家有储蓄的良好习惯有关。中国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国，但只有20%的通过银行贷款。美国则正好相反，80%是靠贷款。所以一旦美国有一个链条出现问题，立即出现庞大的传导现象，迅速演变成经济的雪崩效应。在中国，别说银行不会贷给没有偿还能力的客户，就算是如同美国，银行也降低标准搞次贷，恐怕也不会有多少中国人会贷。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欧洲和德国的海外华人，也不会传染上大肠杆菌疫情（至少到目前仍是如此），次贷危机下许多美国人破产而扫地出门，流离失所，唯独没有华人的身影。
德国以及许多国家的问题，有一些共性：即民族性的传统因素，常常是超越制度的。而且制度面对民族传统往往失效。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无法改变，美国民族形成过程确立的持枪自由也难以撼动----要知道越战时期死亡人数不过五万八，而同期死于枪下的冤魂竟然突破六万！所以对一个国家问题或成功的解读或者寻找解决之道，仅仅是从制度上入手是不够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也是衰落后再度复兴的唯一文明，这自有其过人之处。无论是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还是今日的德国大肠菌疫情，都令世人反思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开始体悟东方文明的光辉。

从德国“大肠菌”疫情谈中国2011-06-08 来自法国巴黎 宋鲁郑

从德国“大肠菌”疫情谈中国2011-06-08 来自法国巴黎宋鲁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