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项目已成中国社会稳定的巨大威胁
（2010-03-03）
站着说话
韩方明
由于焚烧过程完全不透明，厂家偷工减料的现象普遍长期存在，焚烧质量无从保证。尽管多数垃圾焚烧厂都声称自己的焚烧质量达到欧洲标准，但中科院选择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恶英排放发现，16%的厂家达不到中国标准，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
截至2008年，中国垃圾焚烧厂达86个。而据《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纵览表》的统计，仅2010年，国内拟建设的垃圾电站项目就多达41个。各地草率上马垃圾焚烧项目，使得垃圾焚烧的现状与中央政府规划时的初衷背道而驰，不仅可能制造生态灾难，而且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严重威胁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以焚烧的方式处理垃圾，虽然在部分发达国家确实是重要手段，但绝非简单地一烧了之，而必须具备以下前提：
1、健全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垃圾焚烧的科学性，即不该烧的不烧，该烧的才烧。
2、在项目立项、选址、环境评估等全过程中，都必须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3、严格的流程控制，无缝隙的全方位监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焚烧质量，把焚烧产生的毒副作用控制到最低。
多数垃圾焚烧项目违法操作
但实际运作中，具备以上前提的垃圾焚烧项目寥寥无几，多数项目往往从立项开始就对周边居民欺、瞒、打、封，违法暗箱操作。例如遭到抵制的广州番禺项目，在2006年就决定建厂，但地方政府一直秘而不宣，公众并不知情，直到2009年9月底随着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随即引爆冲突。
其次，由于项目涉及巨大的商业利益，许多过程存在若隐若现的权力参与、利益输送的影子。同时，在环评以及专家论证等环节，利益驱使下的学术腐败，也破坏了论证的中立性。在番禺项目中，媒体就披露了地方政府未经过招投标就把25年的广州生活垃圾处理终端特许经营权给予广日集团承包，据估算该集团将因此可得至少500亿人民币的财政补贴；环评中，专家仅以利益为导向而论证等问题。这些都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与恐慌情绪。
再次，由于焚烧过程完全不透明，厂家偷工减料的现象普遍长期存在，焚烧质量无从保证。尽管多数垃圾焚烧厂都声称自己的焚烧质量达到欧洲标准，但中科院选择国内19家垃圾焚烧厂调研二恶英排放发现，16%的厂家达不到中国标准，几乎70%的厂家达不到欧洲标准。
这就意味着，各地是在不具备相应社会配套机制，没有基本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大干快上垃圾焚烧项目。这种过于粗放、不顾一切的盲目焚烧，严重威胁国家生态安全，以至于中节能都承认该行业存在环境隐患，并抱怨他们的白鸽湖项目被深圳平湖垃圾焚烧发电厂拖累，“他们环保不达标，经常冒黑烟和臭气，反倒使我们在建的电厂停工200多天”。
多数居民不接受“焚烧无害”说法
更重要的是，垃圾焚烧的盲目性使得项目附近居民普遍不接受“焚烧无害”的说法，他们会利用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持续抵制垃圾焚烧项目，使所在地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联合早报》曾报道，2008年10月，在江苏吴江平望镇，投资3亿多元人民币的吴江垃圾焚烧发电厂被紧急叫停，主要因为数千当地居民聚集该厂点火，并一度拥堵了国道。而这仅仅是近两年众多因垃圾焚烧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的一例。
北京市规划的五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因当地居民的顽强抵制，至今未能开工建设；
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番禺、李坑、花都、东莞，深圳白鸽湖，武汉盘龙城，苏州平望，各地民众均采取“散步”、上访、堵路、车队游行等方式，表达他们对于垃圾焚烧项目的质疑乃至反对，涉及人口达数百万人之多。其中，广州李坑村民经常到广州市、广东省两级环保部门上访。
与征地、拆迁、司法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相比，因垃圾焚烧而起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所构成的威胁更大。
其一，涉及的人数更庞大。为了不影响卖地收入，地方政府大都不肯把垃圾焚烧项目设于人口稀疏的远郊，而往往选址城市人口稠密区。以番禺项目为例，选址地已为广州市确认的城市副中心，四周均为大型楼盘，涉及到的周边总人口在70～100万之间。根据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对选址范围8公里左右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7.1%的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发电厂，其中半径2公里内的居民反对率更是达到100%。如此大规模的群体反对，其对社会稳定的威胁绝非一般事件可以比拟。
其二，动员力特别强。因涉及生命健康，群体性恐慌与激愤更容易被放大，所以无分老幼，无分贫富，形成利益共同体，极容易登高一呼，群起响应。这已为去年广州番禺市民11月23日的散步事件所充分印证。尤其是处在城市人口密集区，受影响的居民中精英云集，他们都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都会最大限度调用自己的社会资源，事件因此容易扩大和升级。
垃圾焚烧厂周边群众会长期抗争
其三，持续时间长。一般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历时都很短，混乱大多会很快过去。而垃圾焚烧项目则不同，只要项目运行一天，与周边群众的矛盾对抗隐患就会存在一天。
总而言之，垃圾焚烧项目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项目，它对社会配套机制高度敏感。发达国家可采用垃圾焚烧，是因为它们有成熟的法治监管、舆论监管和民众参与。我们必须承认，由于中国的各项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之中，权力的制衡以及公众参与都还存在较多缺陷，对垃圾焚烧的有效监管暂时还没有能力做到。这种情况下匆忙大规模上马垃圾焚烧，随时可能激怒民众。对社会稳定而言，后果不堪设想。
为此，提请国家发改委注意，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中，应吸取十一五规划的教训，对垃圾焚烧项目的布局持克制和审慎态度，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不是不可以上，但必须以程序健全、社会配套机制成熟，因此焚烧带来的社会生态损失和社会震荡最小化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