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韬奋

文/容安

“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的社会，所谓‘共劳’，是人人都须为全体民众所需要的生产作一部分的劳动；不许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许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劳力结果的人。所谓“共享”，是人人在物质方面及精神方面都有平等的享受机会，不许有劳而不获的人。物质方面指衣食住行及护卫等等；精神方面指教育及文化上的种种享乐。政府不是来统治人民的，却是为全体大众极化，执行及卫护全国生产及公平支配的总机关。”

“我在二十年前想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邹韬奋

邹韬奋觉得自己一直是个孩子，他据说自己已经活到了44岁，常觉得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出乎意料之外的事还有他在50岁那年的猝然而逝。他觉得遗憾的是如果自己还能再活个二三十年，就能为新中国再做几十年的事了。

每个认识他的人之后回忆他都会提到他永远持有的这份孩子般热情天真和朝气蓬勃。

然而如果他果真活了那么久，这位永远天真热情的“孩子”还不知会遭到怎样的待遇。

总之，这位仅仅活了半个世纪的人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一份刊物叫《生活》。在他诞辰百年之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继承原刊物的传统创办了《三联生活周刊》。

邹韬奋的《生活》创办于上世纪20年代，他的创办宗旨是“每星期乘读者在星期日上午的闲暇，代邀几位好友聚拢来谈谈，没有拘束，避免呆板，力求轻松生动简练雅洁而饶有趣味”，以“供应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的精神食粮”。

这份刊物供应国内新鲜的时事新闻，国外的风俗民情，名人的逸闻趣事和生活经历，还有每期百字的“小言论”。

《生活》周刊不仅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精神食粮，生活书店甚至成了那个时代的“百事通”。

感情困扰的年轻人写信向《生活》倾诉，迷路的人来到生活书店问路，想在上海买批特定花色布匹的人写信让生活书店的人帮忙代购，精神上陷入迷茫的年轻人来到《生活》编辑部请教……《生活》与读者的亲近达到这样的地步，在中国的刊物之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后来邹韬奋打算复刊《大众生活》却被当局阻扰，本打算退还读者所筹股款，却不料读者纷纷写信要求将股款直接捐赠给周刊。

那时的中国，这份杂志发行达20万份，这几乎是一个奇迹的数字。

这个奇迹的制造者成长于旧式家庭，从小受传统文化教育，却在年少时入得新式学校研习工程学。却不料自己志不在此，反对文学自有一番趣味。于是这位南洋公学的高材生几经周折转到圣约翰大学习文科。

不论旧式教育还是新式教育，不论理工科还是文科，邹韬奋说自己“不做则已，既做事又要尽力做的像样。”之后职业生涯中的作风与学生时代可谓一脉相承。

邹韬奋1926年接手的《生活》周刊原是一份职业教育刊物，不过2000份发行量。接手后，邹韬奋和另外两个职员，在上海辣文德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置办了一个排了三张办公桌就满了的房间，三个人拿着极少的薪水乐此不疲的工作，他们的成果便是每周一期的《生活》。

《生活》最有影响的两个栏目是“小言论”和“读者信箱”。

“小言论”每期皆出自邹韬奋之手，以百字篇幅关注与民众息息相关之事，短小精悍，语言通俗易懂。他说这是“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的心理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

“读者信箱”源自读者来信。邹韬奋极为重视读者来信，每封必看必复，其中有价值的言论登载于“读者信箱”栏目中。至周刊兴盛之时，每日来信得五六人才能看完，虽极为耗费人力，邹韬奋亦认为不能马虎，仍旧每封信中所提到的问题必定给予解决。“读者信箱”致力于刊登读者所遇到的切实问题，甚至还玉成了一对佳人。

在一段时期的筚路蓝缕之后，《生活》周刊受到欢迎，发行量亦迅速攀升。可不久邹韬奋因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而安全受威胁转而流亡海外。

1936年，自海外归来之后，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生活日报》。初创之时比当年的《生活》周刊更为艰苦。在香港贫民窟中一间破败不堪的屋子里，一份日报就这样惨淡经营起来。

在香港当地日报每日销数不过五六千分的情况下，《生活日报》一出版即每日销到两万份，震惊了香港的出版界，也引起了当局的重视。不久，由港回沪后的邹韬奋连同沈钧儒、李公朴等人被捕，在被关押了9个多月后释放。

1941年，在国民党对生活书店大力捣毁之后，邹韬奋离开重庆，几经辗转之后在上海因中耳癌去世。回顾他短暂的一生，大半时间竟都在从事新闻工作。他一生都没有悲观畏缩，甚至还带给他人以力量。

胡愈之在回忆邹韬奋时说，1931年他刚从欧洲回到国内时，是一个悲观论者。在他出国之前，有很多“革命同志”，都是热血青年。可经历白色恐怖之后，他们都跃为贵人，成了当局的附庸。在他看来，这些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军阀时代的帮闲文人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更加阴险狡猾。他对自己所代表的这个阶层深深失望。

正是认识邹韬奋之后，他才开始改变这种看法。

他眼中的邹韬奋，天真而热情。虽然对一般问题的了解不够深刻，虽然在他看来，当时的《生活》周刊还有点低级趣味，但这个邹韬奋，却能真的呼喊抗日救国，并不因强权而畏缩。

同中国的很多言论家比起来，邹韬奋真不是个能言善辩之人。他创办《生活》周刊，没有说要“文艺复兴”，也没有说要教育民众，他的宗旨是只是给大家提供有趣味有价值的内容。就是这看似简单的一点，他一丝不苟地做了下来。

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他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被二十五万中国人读到。《生活》周刊，并不是一份纯粹的政治刊物，它引入了很多文化知识性内容。在邹韬奋“趣味”的宗旨之下，被人所喜爱的这些内容大大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和想象力，也许这才是更根深蒂固的影响。

这种现象在那个时代太为普遍了。《申报》、《大公报》、《观察》周刊、《生活》周刊、《新青年》、《语丝》……它们不仅是一份报纸或刊物，不仅是一个媒体，它们是最开阔的教室，有中国最当时最需要的知识，很多年轻人在从里开始思考民主和科学，从这里开始思考另一种世界和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也许正深知这一点，报人无形中感受到这个职业的荣誉所在并进而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邹韬奋说，“我在二十年前想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

作为报人，邹韬奋有骨气有毅力，不屈服不妥协，认定一件事便一直做下去。生活中的他却有点笨拙，他的夫人为了防止他总是丢钱，特意在衣服口袋上缝上一条线。四十几岁的邹韬奋笑起来会捧着肚子弓着背，两眼向上弯曲，果真如他所说，像个孩子。

这位永远年轻的梦想家选择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竟至成为他一生的选择。他并且为此颇为自豪。这是一位中国报人的光荣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