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冷落的沈葆桢

文/西木

“沈葆桢的故居还未开放！”当我们试图进入沈葆桢故居的内厅时，被一个女人拦在了外面，她面带愠怒地冲着围在门口的游客说；“这是私人住宅，沈葆桢故居还没开放，请你们尊重我们的生活，都走吧。”“为什么不开放？”“你们去问问福州市政府咯，我也不知道这些贪官在搞什么！”女人说完后就自顾走开了，留下一群错愕的游客在那里交头接耳。
此时，我和朋友刚从喧闹、豪华的林则徐纪念馆逃离出来，经过繁华而商业的南后街，拐进了一条叫作宫巷的小巷子。“沈葆桢的故居就在里面”站在刻有宫巷两个字的石牌坊下面的保安把手向后一摆。走进巷子，就仿佛进入了清静之处，身后的吵杂消散，耳边充斥的尽是百年历史的回应。这条两三米宽的小巷两旁，如今仍耸立有明代建筑物六座、清代建筑物十三座，其中面积在一千平方米以上的，竟还有十来座。1936年，客居福州的郁达夫，对这条巷子有着很深的印象：走过宫巷，见毗连的大宅，都是钟鸣鼎食之家…..两旁进士匾额，多如市上招牌，大约也是风水好的缘故。如今，我已经看不到多如市上招牌的进士匾额，这里的辉煌在30年前的文化革命中被毁灭殆尽。这些因年久失修而衰败不堪的大宅子，与外面的繁华相比，显得冷清而伤感。
宫巷26号的沈葆桢故居原本不在26号，而是宫巷11号，是一幢建于明天启年间的大宅，面积达1500平方米，包括门头房在内共有五进。第二、三进均有七柱五间排，布局严谨，装饰富丽。然而，我看到的这个宅子，却已经破败不堪，歪斜而石灰剥落的墙壁，裸露在外的墙基座，泛着灰光，冷峻而呆滞；破落的大木门散发出一种不安的气息，在它的上面挂着“福州市名人故居”、“第一批区文物保护单位”这样的牌匾，门前立着“沈葆桢故居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透过虚掩的前门，我看到院门的木门横枕上挂着一块“五好家庭”的铁片。它的旁边是一处残垣断壁，几位工人正专心地拆除着剩下的建筑。我已经无法将这幢建筑的衰败和世俗化，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联系在一起了。
位于宫巷南头的南后街，是一条繁华而有现代气息的仿古街，它的两边的建筑被按照现代人想象中的古建筑的模样装饰起来，有种不伦不类的丑陋。这些建筑的一层开设了各类的商铺，琳琅的商品和如织的游客，证明了它的繁华。现在的城市管理者，更习惯复制成功的例子，当丽江的仿古建筑群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个国家的城市，几乎都建起了类似的仿古建筑。这条街道的布局是多么的熟悉，拉大片、到处都有的福建土特产，甚至连“武大郎”烧饼都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如今，我们国家的许多城市都侵染在一种“复古”的疯狂中，他们争夺古代名人出生地的名号，翻新古代名人的故居，恢复城市中早已不存在的古街道，他们甚至还花费巨资，修建一座只存在于书本中的古城。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挽救已经奄奄一息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为了更多地增加城市的旅游景点，吸引各地的游客，增加城市的财政收入。
这个国家的经济机器已经高速地运转起来，巨大的能量吞噬了所有的一切。它不仅瓦解了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力量，也透支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被狂热的“财富梦”绑架，他们已经鲜少考虑这个国家的出路。这个国家的人，在房子、医疗和教育的高昂成本下，成了新时代的“奴役”；而它的官员，在快速增长的GDP的催促下，变得嘶声力竭，疲惫不堪，他们将一切转化成经济上的抽象数字，当现实中的经济点开发殆尽时，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了虚构的文学作品；而当文学作品中正面的人物也被抢光时，他们甚至想到了西门庆和潘金莲。这个民族已经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一种疯狂的“GDP至上”的困局中。
我们无奈地离开了宫巷，这条因为幽深而显得有些落寂的小巷。100多年前，这里迎来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沈葆桢。35岁的沈葆桢刚刚被破格提升为九江知府。由于为人清正，加上时常接济亲友，沈葆桢并无多少积蓄，他举债才购买了这个宅院。然而，他大部分时间不住在这个宅院里，房子装修好了，父母妻儿都住进去了，他却仍旧远在江西任职，这年是1855年，而就在第二年，沈葆桢打退了连克泸溪、贵溪、弋阳，进逼广信城，来势汹汹的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的部队。他采取了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经此一役，沈葆桢扬名官场。
此后，他辗转于平叛太平天国运动的战场中，直到1865年，因为母亲过世，才得以辞职回乡“丁忧守制”。沈葆桢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宫巷，他已经无心官场，只想享受一份清静，但他的愿望没能实现，第二年，这份清静就被打破了，而破坏者就是与他相熟的左宗堂。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黑暗而沉重。此时的中国，不仅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耻辱，更迎来了英法联军对京城北京的近逼，这个国家的皇帝丢下他的子民，仓皇地逃亡热河避难，并因病一去不返，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左宗堂走进了宫巷，而且前后来了三次，他来请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因为他们准备打造中国自己的海军。无心官场的沈葆桢，却出于一份民族的责任心，毅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开学堂、揽人才、赏优学，建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船厂。8年时间里，他造出了5艘商船和11艘兵舰，而这个造船所生产出来的轮船，后来装备起中国第一代海军舰队。
前往三坊七巷，最初是想去看看严复的故居。这真是迟来的拜会，直到一个月前，我才发现严复是那么好的思想家。在漫长的时间里，他被政治所劫持，过度的，不着边际的妖魔化，掩盖了他的魅力。这次来福州，发现他依然被政治劫持了。他的故居成了福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福州大学也将思想教育基地设在这里。在介绍严复生平的陈列室里，到处都充满了这个政府对他的赞扬，他成了开启中国民智的最早的先驱。但就在30年前，这个政府还把他视为劳动人们的敌人，封建专制的拥护者，历史的反动派。我没能参观完他的故居，出于对太过正面的宣传的本能厌恶，我再次选择了逃离。
“你做什么的？”第二天，我再次来到沈葆桢故居的木门前时，又碰到了那个女人，她依然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眼神里充满了不信任感。此时，她正在庭院里浇花，一只花猫绕着她的脚转圈。其实，她并不是个难相处的人，当我表明来意后，她答应了我参观这个宅子的请求。
即便是我在脑海中反复地想象着这个宅子的衰败，还是无法不被眼前的一切震惊。这是那个沈葆桢梦回魂牵、渴望在此安度晚年的宅子吗？我站在它的庭院里，试图构建它过去的典雅和壮观巍峨，却始终无法从眼前的杂乱抽身。目光所及，已经无法找到那份安逸和宁静，剩下的只是历史的无奈和创伤。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式大宅，结构对称，布局方正，中间是大厅，两旁是厢房。从庭院走到大厅，我仿佛在时空中穿梭了个来回，历史的辉煌和现实的衰败穿插其中。这个见证了中国近代史变迁的大厅，现在随意堆着些陈旧的家具木板，上面蒙着厚厚的尘灰，一股陈腐气味扑面而来，令人窒息。这个原本富丽的大厅，如今到处都是因违章建筑物拆除后留下的痕迹。
“我姓叶，是沈葆桢玄孙媳。”我们拐进大厅右边的房间时，这个一直默不作声的女人向我透露了她的身份，免除了我询问的尴尬。这间房间同样被杂乱和破败笼罩，旧物横陈，临时搭建的小屋用作厨房和卫生间，空气里充满了狗的气味。“你看看，这些地方的漏水很严重了，但他们（政府）就是不肯修”，当我拿出相机拍照时，叶阿姨向我抱怨起福州市的文物局，她激动地指着那些布满青苔和水渍的地方，要求把它们都拍下来。她的表情因为愤怒而略显夸张，右手不停地在空中比划，娇小的身子有些颤抖。
我们来到这个宅子最残破的房间，它是沈葆桢的“藏书楼”，这里曾有沈葆桢毕生的字画收藏。可是，现在这里的窗扇、门扇、楼板等木构建筑大部分已经朽坏，整座藏书楼用几根木柱勉强支撑，岌岌可危；它的一片披榭已悉数倒塌，瓦片散落一地，一片狼藉；那些倾斜的墙上画着几幅儿童画，由于色彩褪色，粉灰脱落，已经很难分辨出它们的内容。“这里被他们征用去做过幼儿园，差点就要不回来了”叶阿姨神情有些伤感，她微闭着眼睛，似乎陷入了不堪的回忆。
1865年，沈葆桢终于回到了这个宅子，但却是回来的守制的，他的母亲，也就是林则徐的妹妹过世了，在那个以孝道治天下的年代，朝廷终于给了他27个月的假期。可惜，那是个激变的社会，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困境，它的精英们正寻求各种办法，尽力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1866年，沈葆桢在左宗堂的举荐下，出任了福建船政大臣，这时他还重孝在身，但在存亡面前，清政府已经顾及不了许多了。
出任福建船政局的沈葆桢，将办公的地点设在了自己的宅子里。从此，这个普通的民宅就紧密地和中国的近代史联系在了一起，它成了中国近代船政工业的思想发源地。沈葆桢十分热衷于这种叫“诗钟”的文字游戏，他经常聚集船政局的下属和亲友，在这个宅子里进行联句游戏。有一次游戏以“白”和“南”为“眼字”，定为第七唱。沈葆桢当时苦思不得，以至于整夜辗转不寐。挨到五更时分雄鸡报晓，沈葆桢豁然顿悟：“一声天为晨鸡白，万里秋随别雁南”。
2004年，一阵台风过后，这个宅子变得更加脆弱了。叶阿姨一家去找政府，希望政府能修缮一下，可是政府并没有如叶阿姨所愿给她修房子，他们给出的理由是，这是私宅，除非沈家搬出去，宅子归政府所有，他们才会维修。但沈葆桢定下家训，将房子定为“沈氏公业”，不许分割、出租、变卖，叶阿姨觉得她有义务帮沈家守住这份公业。“严复故居是辜振甫的太太给修的，她是严复的孙女。”但沈家在现代已没有这样雄厚实力的族人。如今，这个老宅连作为栖身之所都已不合格。“沈葆桢故居是国家级文物单位，国家每年都拨下很多维护费的，但他们宁愿把钱投到南后街去，也不给修。”显然，叶阿姨已经对指望政府来维修已经不及希望了。
我站在大厅的沈葆桢画像面前，它是由一张摄于1874的照片放大而来的，摄影师是一个当时在台湾的法国人，他的名字叫贝托。画像上的沈葆桢官服翎帽，神情冷峻地目视前方。即使是透过这张清晰的画像，我还是想象不出他闲居这个宅子时的模样，他在那时面临的困境，以及他内心的思考。我们的历史太过简单，它过于关注了官场上的沈葆桢，而鲜少注意到生活中的沈葆桢，它造成了理解的不真实。
历史的简单性和生活的复杂性，造成了我们的理解困境。而这种简单性更使得我们对过往的热情迅速衰减，陷入到一种可怕的历史虚无中。如今，沈葆桢传奇式的政治生涯，成了我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了历史书本上一个以时间为序的动人故事。可是，历史终归是历史，它不是现实，在一个选择性尊重历史的国家，它甚至与现实无关。沈葆桢在历史上的光环，并没有照射到他的后人，甚至连这个他身前日思夜盼的宅子也没能保住。
“我们是个已经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曾经有人这样说。我们游荡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无法找到属于符合现在中国的文化特性。我们常常声称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明，却无法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一家拥有200年历史延续的老字号商店。如今，中国生产的商品充斥了西方人的超市、商场和储物间，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都在惊讶于中国的速度，但我们却无法输出文化和价值，在西方人眼里，我们就像一个粗鄙无知的暴发户。
我们的媒体在鼓吹抵制文化侵入的同时，我们却开始了一种无力的文化建构，我们搬出了那个曾经被斥为“罪人”的2000多年的读书人，在世界各地开设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向当地的人传授汉语；而这个国家的僧人也频繁地出国表演，是为了弘扬中国的武术文化。另一方面，在国内，一场持续的规模宏大的文化破坏活动却在进行着，我们的教育竭力地排斥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城市建设追求的是最新、最高、最好的发展模式，我们拆毁古城，推到古城墙，掩埋古井，摧毁古墓，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却无法容下一个具有文化象征的建筑的存在。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下进行的，但最终却成了一场赤裸裸的文化掠夺，那些被认为没有商业价值的老建筑，被冷漠地置于推土机的铁臂下，轰然倒塌；而一些能够吸引游客，带来收益的老建筑，无一例外地被翻修一新，甚至不惜破坏它的真实性。真实的历史古迹因为破败而被无情地拆毁，代之以空有其表，却充满了商业味道的仿古建筑。我们的城市不可避免地陷入到了一种虚妄的“文化保护”中，那些以文化为名的建设，恰恰成了扼杀文化的凶手。
走出宅子时，一个女游客大声地对她身边的人喊道：“哇，这里是沈葆桢的故居啊，他非常了不起的哦”。她的口音让我想起了那个和沈葆桢有着莫大关系的岛屿，如今它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后，沈葆桢被当时的中国政府派往台湾加强防务。此后，他兴建台南的亿载金城和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城，开山抚番，建设苏花公路前身、新中横公路前身、南回公路前身和八通关古道等，废除渡台禁令，鼓励民众到台湾开垦，促成了台湾政经中心由南部转移到北部。2009年，台北市府为了纪念沈葆桢，将市府大厅命名为“沈葆桢厅”。沈葆桢在台湾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或许多少有些墙内不香墙外香的尴尬。
现实总是显得荒诞而无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价值失衡、道德缺失的国家，现实甚至有些冷漠，你已经无法用正常的逻辑对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事情做出准确的判断。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成了政府的唯一的目标，在所有的变化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中国人渴望财富而不惜一切的强烈欲望。在这种欲望的催促下，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当我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回到杭州，为沈家大宅的失修奔波时，在这个国家的中北部却传出了这样的消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故里”引发了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的黄山市的争夺。近十年来，它们纷纷举起“西门庆故里”的招牌，竞争不息。
那个叫阳谷县的地方声称，不久的将来，一个以“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会启动，它将复原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幽会地点；而它的兄弟县，临清县则提出了打造“西门庆旅游项目”，重修王婆茶馆、武大郎炊饼铺等，甚至会建起西门庆及其妻妾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的宅院，上演民间艺术“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武大捉奸”等。；2006年，黄山市的徽州区对外宣称，根据考证，西门庆不是山东人，而是安徽人，是徽商的典型代表。这里的主要景点是一座与学者研究出的“西门庆”宅院为原型的花园，据说花费了2000万元。西门庆——这个在文学名著中被描绘成“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形象，竟然华丽转身成为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当我们未来的历史叙述到此时，该如何表述它的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