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

1939年9月1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17日苏联出兵波兰。驻守波兰东部地区的波兰军警及官员约25万人被俘。
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被苏联杀害的万具波兰军人尸体。苏联对此矢口否认，指责德国嫁祸于人，并同要求查明真相的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断交。
1943年9月，苏军收复斯摩棱斯克地区，组织反调查，一口咬定屠杀系德国侵略者所为。
二战结束后，在纽伦堡审判时，苏联要求法庭认可苏联的调查结论，但未获得同意。于是，卡廷事件成为历史上难解之谜，成为波苏关系中的“历史空白点”。
1990年4月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时，塔斯社承认卡廷事件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不过，苏方当时仍未公开全部真相。到了1992年10月14日，苏方才把卡廷事件的绝密档案复印件转交波方。至此，卡廷惨案真相大白。
补充说明：卡廷森林事件（1943年4月13日）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7月，德军占领了斯摩棱斯克。1943年春，德国作战工兵师为修复斯摩棱斯克及其附近遭到炸毁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程，把强行招募来的罗、捷、匈、波、荷、法等国的劳工，驱赶到卡廷森林里干活。4月13日，几名劳工在掘地的时候，挖到一座埋着许多军官和士兵的大坟。德军发现这些官兵身上的军服既不是苏军制服，又不是德军制服（并且大都是在后颈处一枪致命），便找来一些纳粹官员着手调查，并声称：经德方组织的国际委员会验尸确定，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官兵死于1940年春，是被苏联人杀害的。希特勒抓住卡廷森林事件大肆宣染。柏林电台一宣布，立刻震惊了世界，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苏、波、英三国的关系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两天之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说，这一暴行是德国人干的，德国企图嫁祸于人。4月16日，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前去实地调查，并要求苏联提出正式报告，说明流亡苏联的波兰军官的下落。波兰政府声明指出：我们对德国宣传机器的谎言已习以为常，我们也知道它张扬此事所隐藏的目的。然而，鉴于德国人大量而详尽地报道了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现数以万计的波兰军官尸体，又断言这些军官系苏联当局在1940年春杀害，我们认为有必要由权威的国际机构对这些“万人冢”进行调查，并对所传的事件进行核实。
4月21日，斯大林通知丘吉尔和罗斯福，他准备与西科尔斯基总理的波兰流亡政府绝交，因为这个政权听信法西斯的诽谤。丘吉尔和罗斯福呼吁斯大林不要这样，希望他维护盟国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丘吉尔认为，即使波兰政府愚蠢到听信德国的指控，但盟国之间没有时间争吵，我们必须打败希特勒。但是，4月25日，苏联还是宣布与波兰政府断交。
1943年10月初，苏联红军解放了斯摩棱斯克州。苏联政府成立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在卡廷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事件确认和调查特别委员会”，针对德国1943年4月13日声明，组织了一个“反调查”，邀请了西方记者数十人，由向导带领对卡廷森林的大墓进行了一次参观。此举目的是要外国报刊相信，在那里挖掘出来的波兰人尸体是德国人在1941年夏末秋初枪杀后掩埋的，并不象德国人先前控告的那样，是俄国人在1940年春天干的事。记者们被指点看了7座大墓，然后又看了苏联医生正在进行的许多尸体解剖，医生把一块块脑、肝、脏等放在餐碟里展示，并大声说机体组织很新鲜，意思是说这些是两年前的德国人所为而不是三年前的俄国人所为。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女儿、战时情报处工作人员凯思林是这个记者行列中的一员，她写道：俄国人从波兰死者的口袋里掏出来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日期是1941年夏的信件，这倒是个极好的证据，但是，也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例如有些死者的口袋里有1940年3月和4月的报纸和信件，包括一份4月11日的《消息报》(苏联政府机关报——笔者)，这点点滴滴的证据正好与苏联论点相抵触。西方记者不得对5个证人提出问题，许多证词听起来很流利，好象经过仔细排练似的。凯思林最后指出，总的来说，尽管有些漏洞，证据混乱和自相矛盾，俄国人的论点还是有说服力的。
1945－1946年，在纽伦堡审判德国战犯时，争论再起。只因双方都拿不出强有力的证据，此案成为二战以来悬而未决的谜。二战后，西方有关著述较普遍地认为，此事是苏联人干的，苏联则坚决否认。苏联史著对此始终讳莫如深，竭力闪避。
卡廷悬案的真相，一直是波兰人民、议会和舆论界最为敏感、激动和关心的问题。在华沙的公共墓地上专设了“卡廷公墓”。每逢节假日，前往那里凭吊的人络绎不绝，香火不断，鲜花堆积如山，其盛况超过了其它所有墓地。为了满足波兰人民的心愿，1987年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出访苏联，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双方签署了《波苏意识形态、科学和文化领域合作宣言》，决定解决两国关系史上的“空白点”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按照这个宣言精神而成立的两国历史学家联合委员会决定对卡廷事件等进行全面的调查。7月11日－14日，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中对查清波苏历史遗留下来的“空白点”问题时强调指出“应该加快调查速度，更深入地引用可靠来源的材料，调查两国关系史的各个方面”。
波苏史学家联合委员会波方成员、波兰研究二战史的著名专家沃·科瓦尔斯基教授说，据了解，1943－1944年间，就这一暴行所进行的调查工作，一共公布过3个文件：①由12国组成的国际法庭和刑事医学专家小组的记录报告；②德国情报机构受其外交部委托于1943年春在柏林公布的关于卡廷屠杀的文献资料；③1944年1月24日，在莫斯科公布的关于波兰被俘军官被德国法西斯匪徒枪杀的专家委员会的声明。此外，1945年以后，在国外公布过一些关于这一问题的证词和回忆片断等。沃·科瓦尔斯基教授指出，所有这些都缺乏波兰方面的、全面的文件。他说，经过多次寻找，终于在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挡案馆中找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文件。它就是1943年6月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卡尔仁斯基在波兰红十字会总部会议上的“秘密报告”。1945年6月，这个文件仅有的一份打印件，由卡·斯卡尔仁斯基委托英国驻华沙大使馆临时代办里·汉凯伊保存。这个文件几经周折于1946年春被存放在伦敦的外交部档案馆里。1989年2月18日，波兰《复活》报以《来自卡廷的报告－－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为题，将这份文件首次公布于众。
《波兰红十字会的秘密报告》指出，1943年4月14日，波兰红十字会应德国占领当局的请求，派出一个由4名技术委员，1名总部代表．即波兰红十字会秘书长卡·斯台尔仁斯基组成的5人调查团，前往苏联的德占区斯摩棱斯克调查波兰军官坟墓。4月15日，调查团到达斯摩棱斯克。当晚，德国当局提供了一份关于屠杀情况的报告，经过技术委员同当地居民进行几周的调查，证实了这份报告中如下情节属实：“当地铁路工人、农民说，从1940年3月初到4月下旬，每天有2－3辆装满被捕的波兰军官的车厢偷偷地运到格涅日多夫站来，他们被汽车运往铁丝网围绕的区域……”。其中一位还证实说：“每天都能听到许多喊声和枪声。”4月16日上午9点钟，调查团到达卡廷，这里距离公路只有几米远。在坟墓之间林中的旷地上，放着被法医检验过的波兰军官的尸体。斯卡尔仁斯基说，他仔细查看了所有的尸体，他们的伤口无例外地是用转轮手枪子弹打的，子弹打进后脑勺从前额出来。很显然，伤口是同一性质的，射击的是同—个方向，所有的射击都是用手枪．所有的军官都是近距离站着被打死的，部分尸体被紧紧地背绑着手，这可能是他们进行过自卫和反抗。他们身着波军军服，佩戴着奖章、装饰品、校级的标志，裤子和鞋这些东西都尚完好。他还特别仔细地看了两位将军的尸体，他们被证实是斯莫拉文斯基将军和博哈罗维奇将军，这从他们的将军级镶条的标志上可以看出。从大量的死者日记中，人们发现了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索尔斯基少校被杀之前的一份记录，记录就在索尔斯基少校的尸体旁边，这份记录的时间是1940年6月(“6月”与前后说法有矛盾－－笔者)9日，记录者说：“那天凌晨3时30分，一小分队波兰军官被苏军从被关押的白俄罗斯的一个军营科泽尔斯克带到斯摩棱斯克，早晨5时前几分钟，我们被叫醒并被押上囚车，我们到了一个小树林，看来那里是一些别墅。在那里，除了腰带和铅笔刀外，他们取走了我们的戒指和手表，那时手表的指针指向6时30分，他们会将我们怎么样？……。”大约几分钟之后，索尔斯基少校即遭枪杀。从屠杀时起，在路两旁所植的松树生长的情况可以看出，屠杀是在1940年春天，植物学家也作出同样的判断。关于尸体的数目，斯卡尔仁斯基认为应为4000多人。4月17日，他回到华沙，技术委员继续留在那里。4月18日早晨，他口头向红十字会总部报告了卡廷之行。报告要点包括：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有大批已被发掘的波兰军官坟墓；从这些尸体伤在同一部位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行刑；从尸体旁找到的纸张可以断定，屠杀的时间是在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只能确定少部分被害者的姓名(约150人)。波兰红十字会技术委员在卡廷森林自1943年4月15日工作到6月7日，法医共检验了4243具尸体，其中23l具尸体被分别埋在6个大墓穴里，2位将军被分别单独埋着。每个墓地的面积为60×36即2160平方米。
苏联史学家也作了努力。他们在发掘档案资料过程中，只发现了一份真正提到“卡廷”二字的文件，但那已是1941年6月10日，即在德军进攻苏联前不久的事了。那份文件要求把一批苏联籍政治犯由斯摩棱斯克押送到卡廷去，而不是波兰人，据此还不能判断什么。苏联史学家根据一批当事人的回忆录和有关证词所提供的线索，发掘和整理出4类档案资料：1、苏方接受波军官兵的总数及变化数(包括；遣散、苏德交换、关押在其它集中营里有案可查者、失踪数)；2、清理有关集中营的苏方命令及押送人数档案；3、任务完成的总结报告；4、1940年5月以后有关集中营的关押人员更新情况。有了这些档案，真相也就大白了。这些档案提供了如下事实：
1939年9月17日凌晨5时40分，苏军进攻波兰东部领土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18日波军总司令雷兹·西米格威元帅向波军发布命令说，苏联不是交战国，不要抵抗。苏波军方经10余小时谈判，苏军答应，如波军放下武器，可保证波军官兵人身自由。当时，波兰东部总数约为30万人的波军绝大多数都执行了这一命令，有一部分自动解散回家，一部分人去了立陶宛和罗马尼亚。有130242名官兵流亡到苏联，这批人到了苏联后身份立刻变成了战俘，失去了苏波协议规定的人身自由，统一交给由贝利亚签署的第0308号命令成立的内务部战俘局。9月19日在该局统辖下成立了138个转运站和8个分配集中营，每个集中营约集中万名波兰官兵。9月21日，苏一高级将领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建议把波兰苏占区出生的普通士兵遣散国家，苏联最高领导同意这一建议。10月初，内务部长贝利亚签署命令，遣散4400名士兵。与此同时，在10月3日，贝利亚下令将波军中的宪兵、中高级军官、下级军官及士兵、波兰德占区出生人员分类分营集中管理。10月中旬，德国提出，德苏双方应按出生地交换各自手中的波军官兵，苏联政府同意。10月24日至11月23日向德方移交42492名波军官兵，德方则于1939年底以前向苏方移交13757人，德方移交的人员经甄别后，大部被遣散回家。到1939年12月1日，在科泽尔集中营(卡廷森林附近)关押波军军官4727人，斯塔罗别尔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关押5963名和3964名波兰军官和警官，三处相加，近15000人。其中以科泽尔集中营为最重要，关押将军4名，上校24名，中校79名，少校654名，下级军官及文职人员3000多名。此时，波兰军官中较为普遍的忧虑是怕苏方将他们移交纳粹德国，其中以犹太人为最。苏联政府则一方面通报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声称苏联准备解散集中营，按波兰军官志愿遣散他们，同时向波兰军官散发志愿去向的表格；另一方面又加紧向德方移交被拘留人员。1939年11月14日成立的德苏混合委员会，经过磋商，完成了被关押人员的互换任务。
从苏联档案资料可看出，总计划中的第二步是要消灭(或叫清理)那些反对苏德瓜分波兰的“骨干”力量（惨案中的死者大都是军官，律师。教师教授等等，这对于波兰这个中欧小国来说的确是一群精英）。批准清理名单由战俘局下达指令，将名单交乌克兰内务部最后执行。从1940年3月1日开始，关押重要人员的集中营每天都收到战俘局下发的应转交给乌克兰内务部的波兰战俘名单，每张名单包括98－100人。有时，向一个集中营下达的名单要移交300人，凡列入清理名单者均“失踪”了，仅有3例获得赦免，被赦免者现仍有人健在，他们的回忆录和找到的赦免令内容完全相符。由于这几人不属清理之列，所以关于他们的档案没有销毁。从1940年4月到5月，经内务部行刑队枪毙的波兰军官兵共为15131人。其中，科泽尔营4400多人，奥斯塔什科夫营6200余人，斯塔罗别尔营约4000人。一经处决，失踪者的登记档案及个人信件等物均需在战俘局代表的直接监督下予以销毁。到1940年6月，内务部副部长向上级报告说上述三个集中营又可以接受5000－8000名新的关押人员了。
其他波兰官兵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苏德、苏波关系发生了180度的转变。7月30日，苏联与波兰建交，参加反德同盟，曾在苏联卢比扬卡监狱呆了20多个月的波兰弗拉齐斯拉夫·安德尔将军于1941年9月释放，并被委任波兰军总司令，在苏联境内组编波兰人作战师团，有2.5万余名波兰战俘参加。这样，13万余名被俘官兵已知下落的有：交给德国4.2万余人，遣散0.4万多人，处决1.5万余人，重新参军者2.5万余人，共约9万人。尚有4万余人未作交待，估计其中一部分经劳改后生还，另一部分仍然下落不明。
1990年4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访苏期间，苏方向他通报了二战初期波兰军官在苏联集中营里的死亡情况，并移交了有关的档案资料（总共有三处尸坑，除了卡廷森林，还有加里宁，查格罗夫两地）。此举了结了一桩争执长达半个世纪的国际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