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中国能够救野蛮资本主义

名词解释一下：

啃啬无底（conservative）：保守派
力薄儒 (Liberal)：自由派

los geht's

只有中国能够救野蛮资本主义

芦笛

出国后，我对西方文明社会的实际发展史与现在的运作方式有了点肤浅认识，这才意识到，作为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没有可行性；但作为经济政策，它是对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调节机制。一个稳定的文明社会，必须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驱动引擎，以社会主义政策（不是指公有制）作为刹车，也就是以“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以“义”缓和社会矛盾。平时是“利大义”，但社会矛盾严重时则实行“义大利”。一个长治久安的正常社会，既不能缺少资本家的乏走狗，也不能少了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后者的存在，不是一个简单的道义需要，同样有着功利效用。它不但能防止社会矛盾在积累为爆炸性危机前即能及时化解之，而且通过基本的公民福利保障，为内需设定了一个最低安全线，使得30年代那种使得国民经济彻底崩溃的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永不再现。

正因为有这点对西方近代政治经济沿革的肤浅了解，我才会说出“兴许中国才是啃啬无底经济学家的乐园”的貌似荒谬的话来，盖如今中国实行的“野蛮资本主义”（秦晖教授语）与18-20世纪初的血腥资本主义颇有相似处。

啃啬无底同志们有所不知，他们看到的资本主义，是现代的人道资本主义，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并非如此。据我一点道听涂说，欧美的社会发展在近代经历了两个巨变。

第一个巨变，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在18、19世纪的欧洲国家相继取得胜利，推翻了权贵对资本的控制，迎来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为小诚讴歌的美国立国的那个时代，的确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然而那也是与现今中国颇为相似的时代：工人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没有法定最低工资，没有法定最小雇佣年龄，没有法定最高工作时间，资本家或经理拥有随时解雇工人的不容置疑的权力，政府不得干涉。这就是当时的经济学为何被后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 liberalism）。

这结果便是遍布欧洲的血汗工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大背景下问世的。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非捏造，确为事实。当时英国不但大量雇佣廉价童工，让他们在危险或有害的环境里从事繁重劳动，每日工作十几小时，使得他们在发育成人之前，便如苍蝇一般纷纷死去，而且大量雇佣廉价劳力，从事毫无人身安全保障的强体力劳动。《历史》频道（还是《发现》频道？记不得了）上曾介绍过英国某条铁路的建筑过程，那铁道有个很长的隧道。它的开凿方式，跟毛时代 “铁道兵”用的也差不多，全靠低薪雇佣大量苦力（鬼子解说员直接就用了coolie 这个词），“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工人工资极低，劳动条件极为恶劣，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工伤事故不断，死人如麻，而死者家属毫无赔偿。

美国便如何？著名的大陆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就是动用大量中国苦力建成的。老美自己承认，没有中国苦力，那条铁路根本不可能建成。他们也承认，白人都不想干那种粗活重活，嫌报酬不高，而雇佣中国苦力不但比雇佣白人省钱，而且苦力们勤劳苦干，极守纪律，知足常乐，学习技术的能力也很强，乃是最理想的劳力。然而等到大铁路修成，老美便立即卸磨杀驴，通过了排华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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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啃啬无底心目中的古典黄金时代，建议这些同志去读读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乔治•奥威尔的The Road to Wigan Pier，以及杰克•伦敦的传记《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原来是个洗衣匠，那工作强度大到连他那壮汉都受不了。他发愤学文化当作家，就是因为发现他顶多只能干上十多年，等到体力被无情榨干，就会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届时两手空空，只能流落街头，如那些老前辈们一样冻饿而死。

这就是我为何说在某个意义上，现代中国是啃啬无底伪经济学家们的乐园。前段爆出的山西黑煤窟的惨事，在欧洲血腥资本主义时代实在是屡见不鲜。好在政府前段似乎通过了劳工法，对劳工的起码福利作了规定，使得港澳台那些丧天良的资本家再不能为所欲为了。90年代港商在深圳开设的塑料花工厂，为防止工人在上班时间私自出外，竟然焊死车间所有窗户，锁上车间大门。不幸车间内发生火灾，女工们无法逃出，被活活烧死在里面。类似地，某位女工在某外商投资的烂厂中打工，因什么轻微过错，那外商（似乎也是烂港商，要不就是台商）竟然将她锁在狗窝前示众。这些烂事现在恐怕不至于再发生了吧。但即使如此，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仍然带有浓厚的血腥气，似乎仍无对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等法律规定，厂主仍有无限解雇权。

“利益最大化”乃是人的本能，要指望资本家靠道德修养约束自己，当然也有个别可能，但绝不可能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由制度管束，而制度要起作用，当然只能靠国家干预。工人会耍奸使滑，资本家又何尝不会？我认识的一位汽车修理工不愿去上班，在家吃失业救济，私下却给人偷偷修车（包括为我修车）。他能如此耍奸使滑，无非是靠制度管不到的死角。如果没有法律的严格管束，资本家当然只会拼命压低工人工资。即使有法律管束，他们也照样挖空心思逃避。我知道的一家咖啡馆从来不长期雇人，盖法律规定每年必须按通货膨胀指数给雇员加工资，于是待到工人刚要干满一年，他们就把人家裁了，重新雇用新手。这在低技术含量的企业里，似乎是普遍实践。这种烂事，恰是“市场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

除此之外，尚有大规模的污染，“市场看不见的手”只管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利润，投资控制工厂的排污量当然违反了那“客观规律”，这结果便是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全靠“市场外看得见的那只手”迫使国家动用权力干预经济，欧洲才又重新变成适于人类居住的地方。美国因为幅员广大，这问题倒没有欧洲突出，然而市场外那看得见的手仍然通过了保护生态的立法。

这也是中国吸引欧美资本家的一个重大原因：那儿没有强迫“市场贪婪之手”缩回去的压力，所以他们只需考虑经济效益，不必考虑生态环境。

欧美进化的第二个重大突破，则是从19世纪开始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工人运动）。这一运动也取得了伟大胜利，在20世纪初基本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迎来了人道的资本主义。此前的资产阶级革命将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的重轭下解放出来，使得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但随之也出现大量社会矛盾。社会主义运动则使得普罗大众从资本家的重轭下解放出来，让实行“利大义”的自由资本主义获得了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社会危机，使得资本主义长了一副人道面孔。

毋庸置疑，人道资本主义当然没有血腥资本主义的效率高，这就是西方如今竞争不过东方的根本原因所在。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只能起到辅助调节作用，决不能本末倒置，也就是只能实行“资本主义为主，社会主义为辅”。如果社会主义搞过头，甚至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 ，那就必然要变成懒汉乐园，如60-70年代的英国一般：政府以征收重税确保社会福利，使得资本家丧失投资热情，工人丧失劳动积极性，因此全国入不敷出，只能搞赤字预算，政府负债累累。国家更被工人阶级劫持，恶霸工会成了超级国会，政府一旦得罪之，立即就得下台，真正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更不幸的是，正如国内作家辛子陵指出的，资产阶级才是先进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代表，无产阶级恰是其敌人。从诞生那天起，无产阶级就是先进技术的天敌，因为使用高效新技术意味着工人大量失业。因此，工人阶级其实是社会上最保守的势力。他没指出的是，无产阶级也是高效益的天敌。英国70年代后期的工人运动，完全是政府要关闭负债累累的矿井引发的。如果撒切尔夫人像她懦弱的前任一样，向恶霸工会投降，那么，那些背时矿井或许会开到今天，而政府不知道得往里面投进多少纳税人的血汗钱，这其实构成了一种煤矿工人对全民的无理剥削。所以，与我党的宣传相反，工人阶级非常自私，丝毫不顾大局，与资产阶级的本性毫无实质区别，动辄以不顾大局的罢工使全民受害。90年代那阵子，就连救护车的工作人员都竟然罢工，逼得政府不得不雇佣出租车司机去开救护车，然而那些人只会开车，不会救人，使得许多危重病人得以逃脱医院的无情屠杀（根据“我要注册”的光辉理论，医院乃是专职杀人机构），死在半道上。您说这混帐不混帐？

所以，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既不能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一样，由资本家一手遮天，也不能如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谁都不能独霸国家，必须实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在各阶级的无穷吵闹与妥协中求得一种动态平衡。当社会矛盾重重时，政府便压资本家向工人阶级作点让步；当社会缺乏经济活力时，政府便压工人阶级向资本家作点让步，实行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主席的教导：“执行政策就像开飞机，左一下右一下地来。”而要实行这种左右摇摆，当然只有靠政府来“开飞机”。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但国家对文化思想学术等等则无权干预。这就是我为何自称3/4的力薄儒——在文化上，我是个100%的liberal，但在经济上，我只是一半。所谓左右摇摆，只能是经济上的，决不能推广到文化、思想、教育等其他方面。

但在经济上不管怎样摇摆，个人认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取得的全民免费义务教育、全民医疗保险、最低限度的全民养老制度，是不能让步的底线。其理由我已经在另文中讲述过，不想在此重复。此外还有最低工资、最高工时、最低雇佣年龄等工人运动成果也不能放弃。窃以为，离开这几条，则难免要出现返祖现象，回归到古典资本主义那血腥时代去，而资本主义便再无人道可言。

可惜这人道资本主义如今又面临着中国野蛮资本主义的威胁。现在资本家的天堂，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中国，那儿工人毫无权利可言，只有单向的责任和义务。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营资本家，对工人都毫无责任，而工人对他们则有不容规避的责任。这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如今就连对中产阶级而言，医保与子女教育都成了难以承受之重，莫非那也是应该的？

如上所述，野蛮资本主义具有人道资本主义没有的高效率，能为资本家带来超高利润，因此，它必然在与后者的和平竞赛中轻松胜出，其机制是两条：一曰低人权导致的低成本赋予的产品竞争力，二曰超高利润对全球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因而也就是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这两条都是通过万能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并非某个“世界政府”动用权力使然。这两条结合在一起，便使得西方实业发生难以逆转的萎缩。

我已在《日薄西山》文中指出了来自中国的这一严峻挑战，迄未见到啃啬无底们正面回答该如何应对这一严峻挑战。如果我理解不错，本区的啃啬无底经济学家们的锦囊妙计似乎是，去除欧美工人运动赋予现代资本主义的人道气息，回归到古典黄金时代去。假定这妙计真的奏效（那是不可能的，我已经说了，力薄儒是不可战胜的），那在我看来乃是世界最大的噩梦，也是中国对世界作的最大的孽。敝人忝为华人，雅不愿看见母国竟以一国之力逆转世界文明进化过程。如果这妙计不奏效，则文明世界只能坐待瘐毙，当经济困顿到一定时刻便爆发普遍骚乱。Either way，文明世界似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解决这问题的双赢之道，似乎还是中国同时完成两大战役，一曰资产阶级革命，二曰社会主义革命，前者将权力与资本全面脱钩，后者则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使得工人从会说话的工具升为享受基本人权的公民（请注意，这儿说的“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改造）。这当然会失去原有的高增长率，但它必然通过解放民营资本家的创业精神而得到补偿，而工人阶级在获得解放后，内需也必然极大提高，使得产能过剩的危机得以化解，从而实现可持续增长。如果这种良性变化发生了，则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都要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