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不到“吃花酒”一词的起源，却知道“吃花酒”的历史很悠久。
去年冬，与书法家Z君在京把盏言欢，酒至酣处，他讲起一桩文坛掌故，有一大师级人物Q文革中被人揭发他年轻时嫖过妓，有弟子密报，Q老先生闻言拍案道：“告诉他，那不叫嫖妓，那叫逛窑子！”
听出来了吧，“嫖妓”的说法似乎有辱斯文，“逛窑子”却不是。
虽然从词源学上实在找不到“逛窑子”一词的“雅”据出处，不过我猜想这和Q先生逛窑子年代的《“权力话语”？》体系有关，它可能类似于皇帝的风流叫“游龙戏凤”、富家子弟或文人墨客则有“招蜂惹蝶”，至于村夫农妇之间的非常之情，那就是“一对狗男女干得好事”了。
从体系的角度考察“权力话语”十分有趣，而且几乎鲜有人能摆脱这个体系。
文革时有部反映工农兵进大学的电影《决裂》，扮演“工代表”的于洋面对工人被怀疑是否有上大学深造的“资格”时，愤怒地举起一名工人的手，指着那手上厚厚的老茧说：“这就是资格”！
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通通被“泥腿子”们打倒的时代，高考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是正常的，党员干部以自己是“大老粗”为荣是正常的，出现“你要问我有多粗呢，妇女主任很清楚”的笑话也是正常的，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我本人就见过一个青年女工发誓要“磨一身老茧，炼一颗红心”，买嘎的！如今的年轻人大概不能想象一个年轻的女子为何要发誓把自己的全身都磨出老茧吧！
福柯说，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只能是用权力解读的历史。如果你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权力特性，就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比如《胡适一生狎妓次数不算少：打牌吃花酒》（注：胡适吃花酒也是从1909年开始）这样的文章今天被媒体猪奇疯传，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对那个时代的传统或风尚不了解。就像很多人怎么也弄不明白拥有三宫六院的同治帝也去逛窑子结果还染上了性病；更不明白宋皇帝为何居然要用挖地道的方式与京师第一名妓李师师幽会？既然李师师与皇帝有了一腿，李师师为何还敢招待其他达官贵人社会名流？
以我观之，这实在是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制度有关。一方面，上流社会的教育对男子要求甚严，琴棋书画样样都要拿得起；却对家中的女子或娶进来的媳妇实行无才便是德的政策。于是琴棋书画都拿得起的达官贵人或骚人墨客要想与“贱内”进行有情调的互动，进行高层次高雅的调情，吹拉弹唱，呤诗作画，把盏言欢，进尔颠鸾倒凤，欲仙欲死，几乎不可能，即便是在他那个阶层的圈内都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除非是李后主这样能自足于单向意淫的呆子（小周后）、或撞了大运的赵明诚遇到不世出罕见的才女李清照。
这样一来受过严格技艺训练被卖进妓院的女子就有了商业市场，而商业市场的特性就是不能被垄断（顺附《
官妓·官窑·文化鸡》），这样一来色艺俱佳的“歌舞妓”就成了上流社会许多人寻找爱情的替代场所。而他们的态度则又表现了两重性，一方面很需要，一方面又不能当真。
当然，你要是个情种，真想垄断某个风情万种的“歌舞伎”也不是不可以。不过，那可花大价钱替她赎身，光有钱还不行，你还要能顶得住巨大的社会压力。就像唐代文学家白行简（白居易之弟）在传奇故事《李娃传》中描述的那个文人与名妓李娃产生了要死要活的爱情，结果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甚至差点送了命；比这个故事流传更广的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在旧时，那种与才貌双全的歌舞妓永结同好的冲动行为几乎无不以悲剧告终。 中国的传统文化酿就过诸多变态的果实，其中最变态的果实就是专制制度为自己制造了一堵这样的“爱情高墙”——达官贵人、骚人墨客常常要去妓院寻找情感慰籍甚至是红颜知己（这与西方骑士文化中的 “爱情高墙”，参见《
不幸的美人上·下》大不相同），却又不能当真。
理解了这个事实，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古人会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吃花酒”、逛窑子在上流社会曾那么流行，甚至皇帝也要来凑热闹，却又不会对名妓进行“专宠”，也同样不难理解辛亥革命时，蔡锷与妓女小凤仙的故事还能传为全国的美谈。
一句话，吃花酒、逛窑子，那是“旧时”有闲，有钱，往往还是受过良好教育者的“特权”，是一个高雅的消费，贩夫走卒、引浆者流则是无能问津。唐代“旗亭画壁”（注：旗亭就是古代的酒楼），还有柳三变与众多妓女的故事都是很好的注脚。
然而时过境迁，自从大工业革命之后，色情产业的“生态”也发生了巨变。用阿Q的话说就是“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只要有钱或只要有钱赚，什么层次的需要都可以被满足，于是用色相吸引食客，就必然会被引进饭店，本文题图的场景——自古以来“店小二”、酒保一律是男丁担任的规矩就必然会被打破了。而恰恰由于色相成为一种纯粹的消费商品，因此情感的因素全然消褪。所以逛窑子、吃花酒、嫖妓的名声在今人的心目中也变得恶劣起来。
虽然如此，若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宋皇帝对待妓女的态度，实在要比当今权贵强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