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学森的20个问答

关于钱学森的20个问答

作者：刘夙

1. 能不能用两个字概括这位刚逝世的科学家？
答：牛人。

2. 为什么不称他为“伟人”？
答：他还够不上我心目中伟人的资格。这年头，“伟人”也正如“专家”“学者”
“老师”等词一样，过分泛滥，以至失去了它原本旌表功德的能力。在我看来，
一个人要配得上是伟人，不能只看他的功绩和正面影响力，也要看他的过错和负
面影响力。如果前者大于后者（比如毛泽东），称为“伟人”未尝不可。如果前
者小于后者或两者相仿，那就不宜称为“伟人”。钱学森的功绩和过错，我认为
是大致相等的，因此我不认为他是什么伟人。

3. 难道你否认钱学森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吗？
答：当然不否认！有些因为屁股决定脑袋而猛批大陆、进而猛批钱学森的人，极
力淡化钱学森在中国航天事业中不可替代的功绩，这些人和竭力赞美钱学森的人
其实是一丘之貉，共同之处就是都不尊重历史事实。
　　关于钱学森对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网上网下的介绍所在多有，所以本文毋
须赘述，只需要强调以下几点就行了：第一，导弹和火箭技术在今天已经比较成
熟了，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还比较新，而当时在美国的钱学森是世界上仅有的少
数导弹和火箭设计师之一，所以他带回国的知识绝不是什么陈旧的东西，而是当
时世界上的前沿和尖端。第二，钱学森为美国的早期导弹和火箭事业做出了突出
贡献，他是今天隶属于NASA的大名鼎鼎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三名创始人之一。第
三，如果称钱学森为“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父”还有点勉强的话，称他为“中
国导弹之父”和“中国火箭之父”是当之无愧、完全不需要有争议的。

4. 那你认为他是仇恨美国才回国的吗？
答：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评价钱学森的功过意义不大。我并不主张在评价人物功
过的时候完全不考虑他的人格、他的心理，但是另一方面，把历史人物的所有人
格、所有心理都考虑进去也是没有必要的。爱国人士津津乐道钱学森的“毅然”
回国，反大陆人士念念不忘说钱学森是“极端仇视美国”而报复性回国，这都不
过是情绪发泄罢了。

5. 既然你承认钱学森的巨大贡献，那就没必要过分纠缠他的错误，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答：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对历史走向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最大意义，我
认为还是为了向当前以至今后提供经验教训。如果没有这个实用功能的话，那么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成了纯粹的人文艺术。
但是既然评价历史人物毕竟不是人文艺术，毕竟还有实用功能，那么我们当然应
该在评价的时候贯彻理性、实证的科学精神。那种因为一个人做出了重大贡献就
否认他的过错、“为尊者讳”的做法，是中国传统道德观中的糟粕，并不符合科
学精神。
　　钱学森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他对生物学的无知，并且因为这种无知先后提出了
“农业力学”和“人体科学”两场怪论，并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后者尤甚。
凡是没有考虑钱学森的这两点过错的评价，我认为都不客观，都不公正。

6. 难道你认为钱学森的“农业力学”要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负责
吗？
答：不，我并不这样认为。钱学森一生发表了三篇有关“亩产万斤”的文章。第
一篇是《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29日），第
一句话就是：“我回到祖国已经差不多有两年半了。在这两年半中间，我对于在
中国作科学研究工作是有着不少错误的看法的。”后面又说：“举个例来说，我
们应该注意到，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提出来以后，全国农业合作社的社员们生
产情绪高涨。尤其在去冬以来，在党的领导下，真是排山倒海。估计这四十条可
能在七年或者更短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接下来，钱学森先谦虚地说自己对农
业是“外行”，然后便抛出了他的“亩产万斤”理论的雏形：“假设我们说一天
太阳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时太阳光照上去，如
果我们只计算1%的能用来转变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这个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
为淀粉，那么就可以在一亩面积上年产约八千市斤的淀粉。”
　　第二篇是《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载《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
正式为“亩产万斤”作了理论论证。这篇文章不长，故全文引用如下：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
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
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
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2105斤以后，又有2亩9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
3530斤小麦。
　　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
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
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
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
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
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
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
160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160万斤！所以，只要我们有必
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
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

　　第三篇是《农业中的力学问题》（载《知识就是力量》1959年8－9期合刊，
出版于该年9月），最终提出了“农业力学”的概念。钱学森在文章中说：“我
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
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
个数字，94万斤！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
计最高也不过是1/6，这就是说，单位面积干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15.6万斤。所
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7.8万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
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25%，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5.85万斤。
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2/3的折扣，
那么平均亩产量是3.9万斤了。”这是对“亩产万斤”的进一步论述。
　　我不厌其烦地引用这些文字，是想说明两点：一，钱学森的每篇文章中都提
到他是在先了解了当时“大跃进”的形势和一些报章的喜人报道之后才变得“高
度乐观”的，一些替钱辩护的人士引以为据，认为钱学森也是上当受骗，我认为
这个说法有一定合理成分。钱学森作为农业的外行，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头脑一
时发热，是很正常的事情。二，从这些文章洋洋洒洒的论述和行文语气来看，钱
学森应该是真心相信他的“农业力学”，而不是像他的学生范良藻所说，“不是
出自老师的本意，他不至于没有基本的常识”（见《新京报》2009年11月1日A04
版）。至于有些替钱辩护的人士硬是从“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
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这句话中看出钱学森其实是在强调“今天”之不
可行，而不是“明天”之可行，这种颠倒黑白、侮辱常人智商的佞辞实在不值一
驳。
　　所以我的结论是：钱学森也是“大跃进”的受害者。他既不是“大跃进”的
发起人，也不是直接参与者，只不过是说了几句应时话（有可能有一些被迫的成
分）罢了。固然，他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为当时的狂热情绪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
作用，但是比起政府的狂热来，又算得了什么呢？难道河南和四川的地方官员没
看到钱学森的文章，就不“放卫星”了吗？

7. 我觉得钱这几篇文章的总体思路不错啊。他说的只是“亩产万斤”的理论可
能性！
答：如果光说“理论可能性”的话，那我还能说，月球在“理论”上有可能在明
天掉到地球上呢，你在“理论”上有可能出门就被陨石砸死呢。只讲“理论”不
讲实证，是称不上有科学精神的。实证，才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和特质。
　　我上面认为钱学森是真心相信他的“农业力学”，在我看来，他这种思想未
必都缘于受“大跃进”的欺骗，很可能早在他在美国的时候，就已经受了当时物
理学家和工程人士的“物理主义”思想的影响。在20世纪20－30年代物理学革命
之后，在物理学界弥漫了一种“物理主义”思潮，即认为生命现象可以直接还原
为物理现象，有的人更认为，也许支配生命现象的是一种未知的力。量子力学家
薛定谔为此写了本名为《生命是什么？》的小册子，结果激励了许多物理科班出
身的人投身生物学研究（如在DNA双螺旋模型的构建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弗朗西斯
·克里克和莫里斯·威尔金斯）。这种物理主义思潮到50年代后期分子生物学飞
速发展之后才被打破，人们发现生命现象无须用到太高深、太微观的物理学，它
主要还是宏观和介观的物理-化学现象。换句话说，在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存
在而且也必须存在化学这个中间层次。
　　根据现代还原论的看法，还原应该是逐层进行的。由于突现（emergence）
现象的不可预知性，跨层还原常常是不切实际的，易于流于臆说。薛定谔、钱学
森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对生命现象作了跨层还原，这就使得他们的观点激情有余，
实证不足。今天的研究已经充分揭示了植物生理活动（尤其是光合作用）的极度
复杂性。至于作为农学的直接理论基础之一的植物生理生态学更是没有达到令人
满意的精确程度，不少重要结论还停留在经验归纳之上，而缺少生理学上的完美
解释。因此，钱学森的“农业力学”，作为煽情文章是完全够格的，但是作为理
论文章就严重不合格；在当时不合格，放到今天也不合格。
　　北大教授孙东东曾经指出，中国的学者往往缺乏一种论证不可行性的理念。
他们常常提出许多很好很强大的幻想，却不懂得脚踏实地地进行不可行性论证。
以是观之，钱学森在他完全不懂的生物学领域，也不过是有这种缺乏实证的毛病
的诸多中国学者中的一员罢了。

8. 现在不是已经有“亩产万斤”的粮食作物了吗？
答：是的，现在甘薯、马铃薯等根茎类粮食作物的确实现了“亩产万斤”，至于
蔬菜，因为含水量大，实现“亩产万斤”更是易事。但是对于禾谷类作物，亩产
万斤在可预计的将来仍然是幻想。目前亩产量最高的禾谷类作物是玉米，已经突
破了两千斤，水稻的最高亩产则为1,600斤，小麦又略低一点。据袁隆平的推测，
水稻的理论最高亩产为三千斤。显然，这些值都是远远低于“亩产万斤”的美梦
的。
　　有些为钱辩护的人士声称钱学森说的“粮食作物”并不限于禾谷类作物，也
包括根茎类作物等。的确，在《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中，钱学森的确只是泛泛而
谈“粮食作物”，并没有特别指出是说禾谷类。但是在《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
一文中，他明确提到“稻麦每年的亩产量”也可以达到“2000斤的20多倍”。白
纸黑字，是过分捧钱的人怎么也赖不掉的。

9. 钱学森已经向毛主席道过歉了呀！
答：这个说法能广泛传播，一部分原因是祁淑英、魏根发把它写进了他们所著的
《钱学森》（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的第三卷“收获的秋天”的第十二
节“当面向毛主席检讨”中。原文说1958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参观自然科学跃进
成果展览处时，钱学森曾当面向他检讨：

　　走出展览会的展厅，已经快到中午12点了。毛主席的座车业已停在门前等候。
钱学森走近毛主席，不无羞涩地对毛主席说道：
　　“主席，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当面向主席检讨！”
　　毛主席停下脚步，惊讶地问道：“学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错误呀？”
　　“那一天我向您讲过的关于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问题。事后，我请教了几
位农业专家，他们都说那是缺乏科学根据的。”钱学森诚挚地说道。
　　“噢，原来你钱大科学家也是冒叫一声呀！”毛主席大笑着，坐进车内，向
大家挥挥手，车子平稳地开走了。

祁、魏写这段话当然是有所本的，但是我认为这件事就算是真的，意义也不大，
理由很简单：如果在1958年10月钱学森就能意识到他那个“理论”亩产量的计算
有问题，并且感到“内疚”，何以到1959年9月，他又在《知识就是力量》上以
更加具体、更加坚定的方法再次阐述了他的“农业力学”？
　　顺便还要说明一下：李锐说毛泽东是受了钱学森的宣传才进一步支持“大跃
进”，对此我也不太相信。我还是持前面那个审慎的态度：钱学森不应该为“大
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负责。在这个事件中，他的主要问题是暴露了自己实
证精神的缺乏罢了。

10. 如果你觉得钱学森不应该为“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负责，那为什么
又认为他要为后来的“特异功能”热负责？
答：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中，钱学森是影响力最
大的官方支持者，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反伪科学作家涂建华先生曾经整
理过一份《中国特异功能20年》，对1979－1999年间中国“特异功能”热和“神
功”热中的重大事件做了详细梳理，以下对钱学森在这一荒唐的伪科学热潮中扮
演的角色的介绍即本于该文。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四川大足县一个叫唐雨的12岁儿童可
以用耳朵辨字辨色。消息传出后，起先在全国引发了一片质疑之声，导致中共四
川省委宣传部不得不在6月5日向中宣部作《四川省委宣传部关于“耳朵认字”宣
传自我批评向中宣部的报告》。但是从7月份起，开始陆续出现支持“耳朵认字”
的声音，其中的主打者是上海的《自然杂志》。为此，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
在11月8日专门下达批示，认为：“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
处。中国还是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
　　众所周知，在“文革”过去之后，中国一度掀起了一场热爱科学的高潮，当
时人们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狂热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这样的一场空前绝后的
高潮，如果能好好利用，足以成为迅速提高中国民众科学素质的契机。但是由于
“文革”的破坏、和西方科学界的隔离和官方思想的教条，当时懂得真正科学精
神的科学界人士本就不多，懂科学精神的技术官僚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从1980年
起，这场科学高潮开始变质，各种伪科学和迷信打着科学和科幻的幌子开始四散
传播。这个时候，钱学森登场了。
　　1980年6月4日，时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他从1970年就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
钱学森访问了《自然杂志》社，从开发人的潜能的角度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
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
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在这次谈话中，钱学森首次
提出了“人体科学”的概念。请大家记住，这时候的钱学森已经不再是一名纯粹
的科学家，他的第一身份是政府官员。自此，中国反伪科学的形势便急转直下。
　　公正地说，后来全国到处开花的“特异功能”研究并不都是钱学森的这次访
问造成的，但是钱学森公然支持这一伪科学，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因为他
当时无论在科技界还是在政界都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有不少知名科学家（甚至生
物学家）都支持特异功能，比如也是刚刚去世的贝时璋院士就在1980年7月接受
一部纪录片采访时认为人体特异功能需要很好地认识和研究。但是就算是贝时璋，
其影响力也远不如钱学森大。更重要的是，钱学森根本就是在利用他的职权和名
声积极主动地推动“人体科学”研究，贝时璋等人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热情和能量。
　　1981年起，钱学森频频就“人体科学”发表讲话。该年2月，《人体特异功
能通讯》第7期报道了钱学森说“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工作很重要”，“现在承
认的人越来越多了，将来一定会更快地发展起来……”1982年5月5日，钱学森给
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说出了那句后来成为“名言”的话：“以党性保证人体
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钱学森的这封信极大地影响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的胡耀邦，胡为此批示说：“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
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去阅读
和继续探讨。”这最终导致了该年6月15日中宣部发出了《关于人体特异功能宣
传问题的通知》，提出了“三不政策”——不介绍和宣传，不批评，不争论。这
种看似公允的态度实际上进一步加剧了伪科学在中国的泛滥。同年10月，钱学森
在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会（筹）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钱学森又发表讲
话，不仅说什么“真正吸引着我们沿着这条曲折又艰险的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
能导致一场二十一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二十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
大的科学革命”，而且批评了反对“特异功能”的美国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
总编辑马丁·加德纳和霍夫斯塔特。1983年3月14日至1987年10月5日，钱学森更
是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先后作了100多次报告和发言，这些讲话后来辑成《人
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一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1984年2月10日，钱学森
还在清华大学一个气功学术会议上说，不要把人体科学“单纯地看成一个科学技
术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活动”，“是一场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战斗”。
　　1982年是中国伪科学鹊起的关键一年。是年，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的
张震寰成为仅次于钱学森的政府中的第二号“人体科学”鼓吹者，在他的支持，
第一位张姓“大师”张宝胜于次年6月正式调入国防科工委，是为“大师”泛滥
之始。后来，严新、张宏堡、张香玉、张小平、胡万林、李/洪/志等“大师”先
后“出山”，使“人体科学”热在80年代末达到了高潮。其间，严新的蹿红和钱
学森有直接关系。1986年9月，严新开始在清华大学作“气功报告”和“外气实
验”。1987年8月，时已官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名
誉理事长的钱学森，在看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与严新合作的6篇论文之后，
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
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
应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钱的意见遂使《光明日报》在
9月4日报道了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和严新的上述影响核酸分子结构的“发
现”。
　　1989年以后，政府终于开始逐渐打压各种“特异功能”人士，但直到1999年
法/x/功覆灭之后，各种“大师”才最终彻底退出了中国的社会舞台。也是从
1989年起，钱学森终于停止了对“人体科学”的公开支持，其间巧合自然不难明
白。总括上述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1982年6月中宣部“三不”政策出
台，到1989年底为止，政府对待“特异功能”的态度是中立的。这种中立态度本
身已经是对社会的危害，而个别政府官员的公开支持自然是对社会的更大危害。
在这些公开支持“特异功能”的政府官员中，钱学森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位。甚至，
连“三不”政策的出台，都是在受了钱学森的影响之下做出的。总之，就像他之
于中国航天事业一样，钱学森在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特异功能”热、“神
功”热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角色。

11. “人体科学”为什么荒谬？
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确凿的事实表明“特异功能”存在，这是主流生物学界
公认的意见。所谓“特异功能”，绝大多数都不过是魔术。不仅任何高超的魔术
师（如詹姆斯·兰迪）都可以表演这些魔术，一般人在懂得了其诀窍之后，也都
可以表演（如司马南就是一位著名的“自学成才”的魔术师）。“神童”和“大
师”们一到魔术师和严肃的科学家面前就失去了“神功”，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
了。顺便说一句：1995年，在国会的压力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发表
了一个《评估报告》，结论是实验研究未能确证特异功能的存在。

12. 这样说的话，政府当年的中立态度才应该为“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的
泛滥负主要责任，钱作为个人不能负主要责任！
答：这种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政府、个人没有责任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由此类推
的话，如果一个人杀了人，是不是也要归罪于社会？（实际上，还真有这样的观
点，比如杨佳杀人之后，一些“流氓自由主义”者就是这么替他辩护的。）只要
具备起码的法学常识，都能看出这种罪责判定法的可笑之处。而且，如果说钱学
森在“大跃进”中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话，在“人体科学”事件中，他已经官居
高位，又被尊为科学方面的绝对权威，几乎没有任何身不由己的可能。他不负主
要责任，谁负主要责任？

13. “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给中国造成了什么害处？
答：我认为害处有二：
　　第一，上文已述，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空前绝后地出现了一个全民热
爱科学的高潮。这个高潮的出现是和当时全民尚有比较一致的共产主义信仰分不
开的。中国政府既然未能通过这次万载难逢的机会实现国民科学素质的提高，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一系件事件之后，共产主义信仰
又在中国全面退潮，以后以至可预计的将来，中国再也不可能出现全民自发热爱
科学的高潮了。2003年的一次调查显示，中国人中具有科学素质的比例只有
1.98%。在可预计的将来，这个比例绝难能有什么显著提高了。
　　第二，肆虐中国大陆20年之久的“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影响了整整一
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分不断提
升的过程中，用形形色色的伪科学来包装自己的商品的无耻的商家和无良的媒体、
无知的民众形成了一荣俱荣的恶性循环，这三者所共同笃信的亚文化成为严重阻
挠全民科学素质提高的沉重包袱。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要恢复上世纪那么大的
政府权力可以说十分困难，因此在可预计的将来，这个文化包袱将始终是中国社
会的沉重负担。

14. 就算钱学森要为“特异功能”热和“神功”热负主要责任，那也比不上他对
中国航天事业的贡献啊！
答：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国的航天事业以及“两弹一星”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
在于使中国不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要实现大国复兴的梦想。根据学者王
小东的看法，中国恢复成为大国不是中国人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历史的必然、
现实的强迫。我赞成他的观点。
　　中国要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发展成为世界上的大国，在不同的阶段，战略
重点是不同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重点是要在国际上恢复应有
的地位，并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根据西方的主流国际政治观点，均势是实现国
际和平的必要条件。在二战以后，一个国家要想免于被拥有核弹等先端武器的国
家侵略，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也拥有同样的先端武器，对于中国这样的潜在大国
来说，这更是唯一的办法。显然，“两弹一星”的成就，保证了中国和西方大国
实现军备上的均势，从而保证了中国在国际上应有地位的恢复。同时，“两弹一
星”所应用的种种技术，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建立。作为“中
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在这30年中的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在1979年以后的30年中，中国要想继续成为大国，重点已经转移到了提
高民生方面，也就是要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发展，并使政治制度为之做相应的
改革。只有超前的军事实力、没有与之相应的经济文化构建的大国，是注定要迅
速崩溃的，苏联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所以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这30年间，
大国实力之间的比拼也不再仅仅是军事实力的比拼，更重要的是国民素质——特
别是国民科学素质的比拼。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个战略重点的转移，那么钱学森在
后30年中的祸害也显而易见。这就是我认为钱学森的功过相抵、因而在我心目中
算不上“伟人”的原因。
　　明白了这个道理，极右和极左（此处采用中国的习惯性称呼）的局限之处也
就昭然若揭了：极右千方百计要贬低前30年的成就，而极左却千方百计要贬低后
30年的成就。两方都对中国的道路没有动态、全面的认识，也就都不可能做到对
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客观评价，也就都不可能对钱学森做出公允的评价。
　　我还想强调一点：“两弹一星”是实实在在的成就，如骤雨落鱼，所以容易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社会文化改造成就却不那么容易感知，如细雨润物，不易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对社会文化改造的重要性和成果没有足够的感知能力，自
然也容易使人产生“前30年的战略重点比后30年的战略重点更重要”这种片面的
认知。

15. 钱学森是工程专家，只有工程界的人士才能对他做出公允评价！
答：恰恰相反，工程界的人士必然要偏袒他，所以他们的评价其实很不公允。我
认为，要公允地评价一个人，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钱学森既然不光在工程界
做事，还要对生物学界指手划脚，那么要公允地评价他，就不能不听取生物学界
的意见。说得不客气一点，不懂生物学的人是不可能公允地评价钱学森的。
　　实际上，我上面对他的评价严格来说也还没有做到公允，因为钱学森在晚年
还到教育学界轧了一脚，发表了很多自以为是的教育学观点。不过因为我不懂教
育学，所以对他这方面的评价，只好遗憾地缺如了。

16. 郭沫若也是功过参半的人，为什么你要捧高郭沫若，却贬低钱学森？
答：首先，我没有捧高郭沫若，也没有贬低钱学森，只不过是希望恢复对他们的
公允评价。只不过，在最近30年来郭沫若惨遭各界人士批判，不管是文科生还是
理科生都敢于出来显摆自己比郭沫若更有良心更有道德，所以恢复对郭沫若的公
允评价，看上去像是在捧高他。而在最近30年来除了少数人外，钱学森基本上是
人们赞美甚至神化的对象，所以恢复对他的公允评价，看上去像是在贬低他。

17. 如果钱学森在生前道了歉，你是不是就不攻击他了？
答：这是自然。宽恕承认错误的人，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条优良道德。但是，我
认为道不道歉是个人的自由，只要法律没有规定，舆论可以有要求某人道歉的权
利，个人也有拒不道歉的权利。钱学森在生前选择绝不道歉，那么他就应该承担
相应的责任，这对他、对民众都是公正的。

18. 钱老刚死你就攻击他，太不厚道！
答：实际上，我在他没死的时候就“攻击”过他，这和他死不死、什么时候死没
有太大关系。而且，认为一个人刚死就不能马上攻击，这也是中国传统伦理观中
有争议的一面（虽然不能说是糟粕）。我认为，至少对于钱学森这种争议型的公
众人物，这条伦理观并不怎么适用。

19. 中国本来就没有几个大科学家，你还要这样苛责，岂不是吹毛求疵？
答：中国没有几个大科学家、已有的几个也都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这是事实。
事实就是事实，要尊重，而不要掩饰。掩饰事实并不能让中国过去的大科学家多
起来，更不能让中国以后的大科学家多起来。

20. 你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就，有什么资格评价钱学森？
答：这种问题通常是恼羞成怒者最后的杀手锏。我想，最好的结束本文的方式就
是蔑视这个问题。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若干可商榷之处
　　·方舟子·
　　手头有一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杰出交大人丛书”《人民科学家钱学森》（2002年12月版），作者为“跟随钱老工作、生活了20年”的涂元季。据作者在前言中介绍，该传记初稿的写作得到了钱学森的同意，并要求作者写作时“要实事求是”，作者也称：“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奉献给一个广大读者一个客观的、真实的和比较全面深刻的‘钱学森’。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我诚恳地希望读过这本小册子而又熟悉情况的读者，能对此书提出补充、修改，甚至批评、指正意见。”我就根据其希望，提几条意见。
　　一、
　　“与此同时（指1944年），加州理工学院提升钱学森为讲师。”(p.18)
　　根据加州理工学院的资料，此时（1943－1946）钱学森的职称应为航空学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of Aeronautics）。1946年钱到麻省理工学院当副教授、正教授，1949年回加州理工学院任Robert H. Goddard正教授和Guggenheim喷气推进实验室主任，直到1955年离开美国。
　　二、
　　该书提及钱在1945年是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团员(p.18)，却未提及钱当时被临时授予上校军衔。
　　三、
　　该书声称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开始准备归国，1949年钱加紧了回归祖国的准备，以便实现他多年的夙愿（pp.20-21）。却未提恰恰是在1949年，钱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我们很难理解，一个已在美国生活了14年的人，却在中国大陆江山易主、准备回中国时突然要求成为美国公民。在钱提交美国入籍申请后，1950年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钱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取消了他参与机密研究的资格。此前钱的研究工作几乎都属于军事机密，取消其参与机 密研究的资格相当于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他的研究工作，因此钱向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宣布，由于他已成为“不受欢迎的客人”，他准备回中国。在加州理工学院校方的要求下，钱申诉要求恢复他参与机密研究的资格。此后美国移民局启动将钱驱逐出境的法律程序，钱也为了能还其清白留在美国而抗争。
　　四、
　　“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指出钱学森30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几位朋友都是共产党员，而威因鲍姆家的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在1938年小组的一份成员名单里，有一个叫约翰·德克尔（John Decker）的名字。由于查不到此人的下落，于是，他们指控钱学森化名约翰·德克尔，是共产党员，属非法入境。他们还要求钱学森提供证据，指证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p.21)
　　根据《中国云》（The China cloud: America's tragic blunder and China's rise to nuclear power, by William L. Ryan, Published in 1968, Little, Brown (Boston)）一书的介绍，情况是这样的：钱在1938年曾多次参加美国共产党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领导人威因鲍姆（Sidney Weinbaum）组织的聚会，这些聚会表面上是音乐会和读书会，但是是美国共产党拉拢同情者和发展党员的渠道。钱的几名同事也是美国共产党员。当时加州警方在美国共产党的线人抄录了党员登记卡，其中有一登记卡用的化名John M. Decker，真名则是H. S. Tsien。加州共产党也用党员登记卡来代替入党申请表。据此警方认为钱曾经化名John M. Decker申请加入美国共产党。（当时美国共产党员可以给自己取一个 化名或“党名”掩盖身份）
　　五、
　　“钱学森当机立断，决定马上以探亲为名回国，……海关扣压了钱学森的所有行李，污蔑他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准离境’。尽管钱学森生命，所有带机密性质的东西都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钥匙已交给克拉克·米里肯（Clark Millikan）。他带走的都是个人物品，他的笔记本、讲义手稿、公开资料等。所谓机密性质的蓝图和密码本，只不过是他手稿中的草图和对数表。但也无济于事，司法部还是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p.22)
　　钱在告诉加州理工学院要回中国后，以探亲的名义订了8月份回上海的机票。但是他又在8月份去华盛顿找他的朋友、海军部副部长金波尔（Dan Kimball，该书误为金贝尔Kimbeel），告诉他由于被指控是共产党员，准备回国。金波尔告诉钱不相信他是共产党员，但是也不允许他回中国，同时答应帮他恢复机密研究资格。在钱离开后，金波尔立即通知国务院，不能让钱离开美国。钱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时，移民局就向他出示了禁止离境的命令。钱取消了回国机票，但是他的行李已经装箱运到港口。法官下令没收、检查这8箱行李。发现里面有的文件还盖着“机密”、“保密”的章（钱的说法是这些文件其实已过了保密期），并一度把对数表误当成“密码本”。不过，移民局从行李中找到了他们能指控钱的证据：一张钱化名约翰·德克尔的美国共产党党员登记卡，和警方线人抄录的一致。9月6日，移民局逮捕钱，罪名是钱是加入“建议、鼓吹或教导用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的组织的外国人，应该被驱逐出境（美国移民法禁止这样的外国人入境。钱在1947年回国探亲、结婚回美，在檀香山入关填表时，对是否是这种组织的成员，写了“No”）。钱在被囚禁2周之后，交保出狱候审。
　　六、
　　“期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审讯。”(p.24)
　　美国官方举行听证会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钱学森应该被驱逐出境，为此要查清钱是否共产党员。虽然美国官方从钱的行李中查到了做为入党申请表使用的党员登记卡，但是他们并不能证明钱提交了这份申请表，表上也无钱的签名。
　　“检察官是一个极端刁钻的家伙，他在一连串例行提问以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p.24)
　　然后该书用了近一页的篇幅栩栩如生地叙述钱学森与检察官的唇枪舌战，钱是如何义正词严地驳斥检察官，检察官又是如何地狼狈不堪。“第二天洛杉矶报纸上的大字标题是：‘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pp.24-25)
　　对钱的听证是在一间十几平方的密闭小房间进行的，钱由其律师陪同，很可能没有记者在场，所以我怀疑当时的报纸是否报道了听证会上的问答。该书对听证问答的描述，要么出自钱本人后来的回忆，要么是作者自己的想像，与事实出 入很大。根据听证记录，我把实际的问答翻译如下：
　　问：你效忠共产中国吗？
　　答：不。
　　问：你效忠谁？
　　答：我效忠中国人民。
　　问：在本国和红色中国发生冲突时，你是否会为了美国而与红色中国作战吗？
　　答：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问：你现在不能回答还是不愿回答这个问题？
　　答：我现在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如下：我已说过我必然效忠中国人民，而如果在美国和共产中国之间的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那么我将站在美国这边作战。对此是毫无疑问的。
　　问：但是你将先做决定？你将决定它是否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答：是的，我将做这样的决定。
　　问：你不会允许美国政府为你做决定？
　　答：不，绝不会。
　　1951年4月26日，听证官宣布其决定：钱是一名外国人，由于发现他在入境前（指1947年重新入境）已是美国共产党的成员，因此应该被驱逐出境。
　　但是由于钱知道太多的军事机密，美国司法部却不许钱立即离境。钱继续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但是不能擅自离开洛杉矶，必须每月向移民局报告，当然也不能参与机密研究了。又过了4年，1955年8月中美为朝鲜战争的战俘问题在日内瓦举行谈判，允许钱离境被做为中方的条件之一提出来（该书的说法是钱在1955 年6月写信请求中国政府营救他回国），绝不允许钱离境的金波儿已下台，美国司法部显然认为时隔5年已足以让钱掌握的军事机密过时，在1955年9月17日将钱驱逐出境。传说中方用了11名被俘美军飞行员做为交换，美国政府则否认这种说法。
　　七、
　　钱回国后，除了领导导弹和火箭项目，很著名的一件事是在大跃进期间创建 “农业力学”，在1958～1959年间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知识就是力量》发表三篇文章，为粮食亩产万斤提供“科学”证明。该书对这一震惊世界的著名事件提都不提，也无如何解释。
　　八、
　　对钱学森在文革中的表现，该书提到一件事：1970年7月钱调到国防科委担任副主任，林彪办公室要他们编一本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小册子。编好后林办很满意，送给钱一筐芒果致谢。钱以领导的心意领了，自己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为 由，把芒果退了回去。“敢于谢绝‘林副统帅’的‘好意’，那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这，就是钱学森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智慧！”(pp.76-77)
　　不过该书却没有提及更能显示钱在当时的“政治品质和政治智慧”的另一件更重大的事件。据1970年8月24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笫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为了反击这种反革命阴谋活动，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 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这份简报后来被毛泽东认定为是“反革命简报”，第二天下午就被毛泽东下令收回，全会也因此立即休会。此事成为毛泽东与林彪摊牌的导火线。
　　九、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是“钱学森晚年倾注大量心血的一个领域”（司马南语），但该书仅以不到一页的篇幅概述钱学森对“中国人体科学”的一些比较低调的看法(pp.133-134)，对钱学森在这场“中国人体科学”运动中发挥的领导和指导作用，为“人体科学”唱的种种高调，都忽略不提，未免太对不起钱学森倾注的大量心血。
　　十、
　　“在他1955年回国前夕，他的老师、世界著名力学大师冯·卡门对他的评价是：‘你现在学术上已超过我了’。为此，他激动得彻夜难眠。”(p.146)
　　冯·卡门对钱学森无疑是非常欣赏的，钱当时被认为是其学术继承人。但是这个评价不见于冯·卡门的回忆录或文字材料，从上下文看大概是钱本人转述的。对这种空口无凭的私下交谈，当事人激动可以，别人最好还是不要太当回事，毕竟，在国际上，没有人会认为钱的学术成就超过了冯·卡门。如果钱学森像国内某位化学院士评价的那样是全世界每十年才出一个的科学家，那么冯·卡门这样的科学家岂不是百年才出一个？其他领域像冯·卡门这种级别的科学家还有的是，这一百年来恐怕就出了上百个百年一遇，上千个十年一遇的科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