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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818 我们曾经的中学课本
看到这篇报道,心里感触良多,那些被删改的,也是青春校园的一部分话题.转发在欧拓,为了不曾忘却的纪念吧.80后同勉.
不能说的秘密
——扒一扒我们曾经的中学语文课本
本报记者 潘晓凌
本报特约撰稿 薛 田
实习生 陈 晨 发自北京、广州
如果不是偶然翻阅《古本小说集成》，如果不是生于1980年代，那过亿青少年集体使用同一套中学语文课本的年代，如果没有时代的变迁，如果没有网络……网友“洞庭湖边的野<-*和谐*->”（下文简称“洞庭”）、1245名跟帖者以及近36万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就不会共同挖掘出这一雷人“秘密”。
“818（网络用语，扒一扒的意思）我们以前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吧！”——这篇由“洞庭”发起的帖子，迅猛成为5月份天涯社区灌水量最多的热帖。“洞庭”发现，当年初一语文课本的文言文《口技》删除了“少儿不宜”的片段。
原来，在“妇人惊觉欠身”之后，“既而儿醒，大啼”之前，小两口其实还“嘿咻”了一番——“（妇人）摇其夫语猥亵事”“初不甚应，妇摇之不止，则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众网友旋即人肉搜索出更多被屏蔽的“限制级镜头”，初三课本节选自《红楼梦》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与薛蟠抢女人不成，反赔了性命的冯渊竟然是同性恋。被删除的片段说，“（冯渊）酷爱男风，不喜女色。这也是前生冤孽。”
高一课本里，朱自清写《荷塘月色》时，曾将点缀于荷叶之间的白花喻为“刚出浴的美人”，采莲少女荡舟出湖，原来不是“载歌载舞”，而是唱着艳歌去的，歌中唱道：妖童媛女，荡舟心许……——这些轻度“涉黄”的细节也一度被剪除。
被删的并非全都“很黄很暴力”。初二课本中，闻一多做《最后的演讲》时，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可惜时代不允许帝国主义的代表享有如此正面的评价，只能是“别了，司徒雷登……”
这些被隐藏的秘密，来源于1992年通过审查的九年义务教育新教材，1993~2003年间它在全国中学统一使用，伴随并影响了80年代接受教育的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与思想。
现在，时隔十年后，当年的学生们才恍然大悟，“这才是真正的第一代‘绿坝-花季护航’啊！”
第一部分
与意识形态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这些文章早在50年代就已经删改好，一直沿用到90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文简称“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前主任庄文中告诉本报记者，“课文删改工作在叶老一手主持下完成。”
叶老即叶圣陶，初中课文《苏州园林》的作者，当年考试时，大家只要写出他是“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就算答对。但他的体制内身份其实更为耀眼，1949年解放后，叶圣陶被毛泽东钦定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兼人教社社长，主持新中国教材编写大局。
左翼文人出身的叶圣陶直接操办了新中国第一代中学语文课文的编选，并定下规矩，“入选文章要加工，思想内容要加工，语言文字也要加工，”庄文中说，“思想内容是排在第一位的，文章要符合时代标准。当时的标准是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
按这个标准，《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的美人”显然是不符合的，“那个年代，女同志别说出浴了，就是露出肚脐都要受批判。”庄文中解释，叶老不是过于保守，而是“原则问题”，至于《口技》中的夫妻房事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的同性恋，别说小孩子，“成年人都不能看的。”
当时入选课本的外国作品多选自苏联与欧美，与原文亦有很大出入。庄文中回忆，叶圣陶的严谨是出了名的，每改一篇外国作品，都会请一名翻译家，一名语言学家到人教社开小会，桌上摆着原文、译文，念一句，改一句。与意识形态相左的，改；语言不符合普通话语法的，改；篇幅过长的，还要改。
难怪这让半世纪后的网友们考据《我的叔叔于勒》和《项链》时无比迷茫，尤其是前者，连叙述形式都由原来的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了。
因为标准的严苛，当时大动干戈的删改非常普遍，被改文章的作者还都是当年中国文艺界的大腕——更确切的说——基本都是左翼文化圈内的大腕。改完后，叶圣陶逐一寄给作者，茅盾、巴金、丁玲等作者迅即一一回复，对修改表达感谢和敬意，“要知道，多少腕儿的处女作都是经叶老之手发表的。”庄文中说。
大改动，零稿费，零纠纷，这一如今出版业想都不敢想的罕见景观真切地在那一心奉献，不图回报的年代里发生着，“作家们更多地将入选教材视为至高荣耀。”庄文中说。
也有一丝毫毛都不能动的文章，譬如国家领导人和鲁迅的文章就不能改。朱德的《母亲的回忆》入选初中课文时曾引起过争议，编辑们认为标题有歧义，到底是谁的回忆？叶圣陶无权拍板，最后在请示中央有关部门后，获准改为《回忆我的母亲》。
并不是每次请示都能通过。编辑部曾删节过胡耀邦一篇关于思想解放的文章，因为原文实在太长。上交审查时，有关部门不同意，最终没有进入课本。
鲁迅的文章最让编辑们头疼，这位被供上神坛的大师写文章时其实没那么神，老写异体字，还总爱用方言，“他的作品要能改的话，一篇文章要改上百处，这不就改坏了吗？所以，一字不改，就在文章下面做注释。”庄文中说，比如《记念刘和珍君》的“记”虽然用错了，也没改成“纪”。
这一度让现在的80后们很困惑，1986年出生的刘倩记得，当年老师勾出鲁迅文章中N个“通假字”让同学辨别，其中就包括“记”字。内容难懂，连字也难懂，鲁迅在80后心中高山仰止的大师形象多少和这有关。
尽管慎之又慎，人教社还是犯过觉悟错误。50年代初入选的朱自清另一作品《背影》，文中父子间的眷恋与愁绪遭到知识界批判，认为是“渲染小资产阶级颓废情调”，遂被拿下，直到60年代初才恢复。
无论是大刀阔斧，还是寸发不动，总之，80后们使用的中学语文课本就像一位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妇女，爱党爱国、坚贞不移、人品高贵、思想主流，就是缺了点人的趣味与女性的审美愉悦感。
长大后“觉醒”了的80后对当年语文课本缺的这点东西开始耿耿于怀，他们发觉当年作文的品质与思想升华的方向竟然如此雷人。在开心网、校内网等80后大本营中，数万同龄人参与了当年作文模板的投票，高居票房榜首的习惯用语充满了当年语文课本的影子——
“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他们比起来，我的心里惭愧极了……”
“每当遇到困难想退缩时，脑海中忽然闪过张海迪大姐姐的身影,比起她我的这点困难算什么？”
“今天是教师节，老师们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他们不知道的是，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前辈们，面对的又是怎样的语文课本——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至1965年文革前夕，坐落于沙滩地区，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人教社紧随中央精神，将中学语文课本全盘政治化，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与教育部副部长还坐镇人教社躬身指导工作。尽管叶圣陶主持修订的经典文学作品还在，但当年的中学生们的语文课基本没文学和审美什么事了。
高中三年制教材中光毛泽东文章就20多篇，和毛泽东文选差不多，此外还有《人民日报》社论、某省省委书记谈话，如《天不下雨不靠天，有水丰收万万年》《伟大的理想实现了》《大搞群众运动才能多快好省》……
第二部分
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有时，课本的滞后效应赶不及政治的风云变幻，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
这些写满政治和大字报般铿锵言论的课文在文革结束后就看不到了。1978年，邓小平主持教科工作，当时，人教社已经空了十年，中学课本也停了十年，只得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入240名教育部及直属单位下放的“臭老九”。
人教社前编审张厚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校门后的人生轨迹和当时的中学语文课本一样，被迫随时代起起伏伏，先是分配进教育部，而后下调广西教育厅，再又返京，不但不再是“臭老九”，还可拖家带口，解决北京户口。
1978年重新组建的人教社，头一年被统一拉到香山饭店闭关编写教材。对知识已然生疏了的编选者面对的是精神家园同样荒废十年，年龄大小不等的中学生们。张厚感对当年邓小平焕然一新的指示印象尤深，“合格的学生，合格的老师，中等偏上水平，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
文革前的最后一套教材被直接淘汰，叶圣陶当年主持编改的经典文章恢复了三分之二，新鲜的文章占三分之一。张厚感回忆，这三分之一基本全是时事文章，“那时，上哪去找新鲜的文学作品？”
时文必选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文章，这也算是当时编写中学语文课本的“潜规则”。谁当主席，谁就会在语文课本上露面，当然，课本的滞后效应和政治的风云莫测有时也会相撞，最短暂的一篇时文作者是华国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课本再版，文章已然下架，在语文课本上露面的时间不过三年。
此时，经典文章也并非原封不动地直接请回课本，一些当年被删的句子被悄然恢复了。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入选60年代语文课本时也被拿下了一句话——“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当年又是吃苹果又是和爱人散步的，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不够革命，叶老也赞同拿下，”张厚感说，“等到我们编课文时，吃苹果和散步已经不敏感了。”
此时的新编辑们对大家作品已经秉持能不动就不动的原则了，“一是谁都没有当年叶老的威望和地位，二是时代在慢慢宽松了，起码中宣部和教育部已经不再直接干预课文选编了。”张厚感回忆，当时有位同事改冰心的《小橘灯》，改得太多，违反了“可改可不改，不改”原则。主任很不满意，接连说，“需要改那么多吗？需要改那么多吗？”他一一把原文恢复了。
但一些必要的删节仍不可避免，“思想内容好”仍然是教材编写的首要标准。即便叶圣陶的权威已然不可复制，入选作品的作者甚至表达不满。张厚感在编辑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时，把“抽红锡包烟漂白了屋子”和“三个月不下楼不梳头”给删了，因为“这和1981年开始提倡的五讲四美太不搭调了”。
改稿送上门，臧老不太高兴，张厚感呵呵赔笑，赶紧指着文中一词“众物腾跃”说，“这个形容很漂亮，虽然讲的是桌子东西太乱了，但我坚持保留。”臧老笑了，“哟，你看出味道了。”遂达成妥协。
八十年后中后期开始，随着中国文学界逐步恢复生机，中学语文课本备选新文章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1987年，编辑们为了配合鲁迅《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教学，入选了王蒙的《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文章强调新时代下倡导公平竞争的必要性。其时，鲁迅依然是神，但已不再是不可质疑的年代了。
“我们一直在考虑增加课本的时代感，时代毕竟变化太大了。”但令时任编辑们没想到的是，时代可以前进，也可以兜兜转转，1991年语文课本修订，王蒙这篇提倡资本主义公平、自由竞争的文章被拿下，“费厄泼赖”在中学生们的心中，旋又和“司徒雷登”一样，打上了标签式的权威结论。
这是现在的80后们上中学前的最后一次语文课本修订。1993年，多样化的九义教材在全国使用，直到2004年高中教材试用，这套教材终于没再出现大变化，它最终成就了80后整整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与N年后才被共同发现的“秘密”。
第三部分
“五六十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大改动，零纠纷的罕见景观，还在延续着，一直到90年代一位叫张之路的作者出现。
“818我们以前语文课本上被删改的文章吧！”跟帖中，终于有网友搜刮出迄今唯一一篇公开的课文作者与人教社的“笔墨官司”。
张之路，作品《羚羊木雕》入选九义初中教材第一册。1984年在《东方少年》上发表这篇原名为《反悔》的短篇小说时，张之路39岁，在儿童文学界只是名崭露头角的新人。五六年后，张突然接到一个当初中老师的朋友电话，“你的文章上语文课本了。”
张之路半信半疑地骑上单车，到人教社“要本书，做纪念”，对方说没有多余的，他又骑着单车，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压根就没想到版权和稿费问题，当时就心里有点堵，（人教社）怎么这样对待课本作者？”张回忆。
回家一看，张之路才发现，文章标题改了，几大段删了，结尾加了几句话，“妈妈”和“奶奶”的口气也变了；接受羚羊木雕礼物的“万方”也改成了“万芳”，大概是为了强调这是两个女生之间的纯洁友谊……
“如果真像张先生说的那样，我表示歉意，”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现任主任王本华无意间看到张之路2007年发表于《语文学习》讲述这段经历的文章，“当时张之路还没写《霹雳贝贝》，还不算个腕儿，编辑可能就比较放手去改，但按照常规我们不会这样接待作者的……”
其时，人教社已从中南海对门搬到了中关村，周围高校林立，虽然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是编辑课本的核心标准，但编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课本内容的文质兼美，更新与删减内容的逐步恢复。
王本华和他手下的编辑们大面积撒网，报纸、杂志、年度获奖作品选集……发现好文章复印出来传阅；此外，人教社还会邀请高校学者和中学老师推荐备选作品，“学者的视角比我们更丰富，有一线教学经验的老师会更多了解是否适合教学。”
半个多世纪前叶圣陶主导的一半以上的经典文章仍然保留，只是继续悄然恢复一些“敏感细节”。《荷塘月色》中的“出浴美人”几经坎坷，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又如刚出浴的美人”。
现在已经在北京某家新闻杂志工作的刘倩回忆，当年同学们朗诵抿嘴偷笑时，还专门对这句话做过“深入剖析”，她的想法很得人心，“白花哪会有裸体美女的线条呢？还不如比喻成玛丽莲·梦露那张经典照。”
“时代在变，越来越多当年的禁忌已经成为常识，有些内容可以恢复了，”王本华告诉记者，恢复《荷塘月色》是个典型，其他的删节还要做调查，才决定要不要恢复，“比如《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里的暴力场面，如‘七窍迸出血来，……头割下来，把尖刀插了，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暂时还不考虑恢复，因为现在还有很多老师来信，嫌三拳揍死人的场面都太血腥了。”
一些片段的恢复还需要讨论、权衡。如《口技》中的房事，还要调查一下中学生的生理卫生课的情况；《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被删的“酷爱男风，不好女色”，虽然同性恋已经一步步突破了法律惩罚、社会偏见和立法阻碍，但中国大部分中学生是在农村地区……
更多的屏蔽话题正在以课本新秀的身份登场，比较一下80后和90后的语文课本，已然大不相同。90后们不再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和不食人间烟火的先进典型的裹挟陪伴下成长，他们依然繁重的读书时光毕竟能看到了金庸的《雪山飞狐》（2007年北京版教材推荐阅读作品），知道普利策获奖作品《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还了解到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2004年人教版高一课本）……
他们的课本里依旧有删改，但基本已集中于语法上的精加工。王本华告诉记者，1991年《著作权法》出台后，人教社不但开始给课文作者付稿酬，还要慎重考虑修改的法律底线，“5、60年代叶老的改法不会再有了，80年代末对张之路文章的改法也不会再出现了。”
N年后，90后如果再发起一场类似的“揭秘”运动，他们的成就感肯定不如现在那么强烈，他们的难度会进一步加大。1993年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以后，人教版的教材不再一统天下，各地陆续开始编撰更符合当地教学水平和特色的教材，目前已在使用的有苏教版、粤教版等。这也意味着，对于多元化成长的90后而言，“集体记忆”已是一个过气的名词了。
而即将奔三的80后们也逐步从各自的人生阅历与生活感悟中一点一点解开藏在语文课本背后的禁忌。今年，新闻杂志编辑刘倩连续编了两篇关于司徒雷登的文章，这个夹在毛泽东与杜鲁门的排斥中凄凉辞世的时代老人的真实一面，剧烈颠覆了她始于少年时代的价值观。
这是80后一代人成长的缩影，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代人就像《天堂电影院》的“我”，在老放映师敌不过自然规律辞世时，总算有机会目睹那一长串被时代屏蔽掉的片段——
“酷爱男风，不喜女色”
“刚出浴的美人”“荡着小船，唱着艳歌”
“摇其夫语猥亵事，……二人语渐间杂，床又从中戛戛”
“世上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的，……她们的美，她们的丰韵和她们的诱惑力就是供她们做出身和家世用的”（莫泊桑 《项链》）
“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当你向孩子嘴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