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与“内卷化”：欧美学界对前近代中国评价的分歧

对前近代时期（指18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的研究是近年西方汉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各种观点纷呈，无论是在理论与方法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对比较沉寂的国内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冲击。近期欧美学者关于前近代时期中国的分歧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派以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Philip Huang）先生为代表，他提出了著名的“内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自1990代以来他的观点对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影响甚巨；一派以阵容比较强大的“加州学派”为代表，他们采用各种新的理论方法，提出要重新评价18－19世纪的中国，他们认为此前欧美学界对中国的评价和研究是在“欧洲中心论”影响下进行的，对中国存有偏见，并严重低估了中国的发展水平。以美国学者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代表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两派的争论日趋白热化。

《大分流》一书2000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便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轰动，次年获美国历史学会的费正清奖和世界历史学会年度奖。更有意味的是，由于这是一部主要研究中国的专著，因此尽管它的中文版尚未出版，国内的相关评论就已有很多，并为此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这种情况在中国学术界是很少见的。
彭慕兰的核心观点是：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基本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和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此后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即西方走向了近代化而中国却没有）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参见史建云撰写的书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
“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一词最直观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核心观点。与黄宗智提出的内卷化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相类似，近年历史学界对“大分流”一词几乎无人不知。
《大分流》一书中采用的比较方法令人称道。传统的比较研究大多比较笼统，尤其在涉及东西方比较的时候更是如此，学者多采用“中国与西方”、“亚洲与欧洲”、“中国与英国”等表达方式，仔细推敲，这样的比较都是很成问题的。本书扬弃了传统的比较单位，而根据各方面客观条件（人口、土地面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大致相当的区域作为进行比较的单位。据此，作者选取了英格兰与中国江南作为具体比较的单位，而与英格兰／江南的比较相伴的是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单位的比较——欧洲与中国，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完全可以与作为整体的欧洲相抗衡。两种比较方式并行采用，是本书的一大特色。尽管英格兰与中国江南的比较是本书的重点，但作者强调并不能因此而忽视欧洲与中国的比较，因为英格兰与中国江南这两个区域的命运之所以大异其趣，是由于各自与它们息息相关的大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江南为什么没有成为英格兰”？这是最经常不过的发问了，其含义是：曾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中国江南地区为什么没有像英格兰那样实现工业化、为什么没有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中西对比，尤其在研究中国在18世纪后为什么落后这个问题时，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这个发问。其实，这个命题暗含着“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即以英国道路为模式，认为英国的近代化道路是常态，而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偏离或陷入了停滞状态。多年来，我国学者实际上是接受了这样的一种观念，而且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进行中国的近代化研究的。“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中国为什么停滞不前”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争论，实际都是在“西方中心论”前提下展开的讨论。
鉴于此，彭慕兰提出了相反的发问“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江南？”这一问非同小可，因为这样发问的立场发生了改变。正如作者所说，这样的反问并不只是为了与更为常见的问题“江南能否成为英格兰”对称，而是由于有很多理由使它具有经验意义，比如18世纪的英格兰无论在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生态压力、能源供应等方面，可能面临比中国更大的压力，也可以说是“瓶颈”。前一个发问，我们在主观上已经把英格兰作为“标准答案”，因而自然而然地促使我们从自身内部寻找为什么中国不能实现近代化的原因，也就是说英格兰是常态，中国是变态；后一个发问则不同，这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主观上把中国的发展作为常态，而把英格兰的工业化作为变态。从这个思路来论证对彭慕兰来说相当重要，他在《大分流》一书中力图证明，在近代早期的中国和欧洲都能看到动力和危机共存，因此需要避免片面的在欧洲只看到动力、在中国只看到内卷及发展中的危机；要看到中国和欧洲原始工业化中的共同因素，不能在世界的这一个部分只看到进步，而在另一部分只看到停滞。
除了反对“西方中心论”外，《大分流》反对的另一观点就是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彭慕兰认为，“内卷化”理论不适合解释中国的历史实际，它不仅夸大了明清中国江南地区劳动密集化、人口压力及劳动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而且这一观念的定义也不恰当，因为黄把东西方社会共有的经济现象当作了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对此，黄宗智当然不甘寂寞。在对《大分流》的一片赞扬声中，黄宗智率先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彭慕兰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慕兰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双方就此点相互指责），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当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英格兰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尽量贬低英格兰的发展，而尽量提高江南的发展。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黄宗智依然坚信前近代化时期的中国江南走的是“内卷化”的道路，而英国在1800年时已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具备现代农业和工业发展的条件，他认为彭慕兰把英国工业化的发生归结为偶然性的观点是片面的。针对黄宗智的批评，彭慕兰最近又进行了针对性的反批评（黄、彭二人论战的文章分见《历史研究》2002第4期和2003年第4期）。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汉学研究正在进入国际学术的主流之中，值得我们关注。尽管域外学者在中国历史材料的掌握和运用方面有欠缺，结论也可能令人质疑（如彭慕兰关于英国实现工业化是一种偶然性、比中国幸运的观点），但他们在研究方法、理论阐释及视野等方面的开拓创新，给我们极大启示。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已有部分学者站在了国际学术最前沿，并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看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即使在最传统的历史学研究领域，也不可能在闭门造车了。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国际学术大循环之中。
背景：“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是美国中国学界近年来新崛起的一个学派，因这个学派的核心人物都在加州大学而得名，有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杰克·戈德斯通、安德烈·G·弗兰克等人，他们尽管对很多问题有争议，但都同意18世纪的中国比老一辈学者认为的更繁荣。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