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遇难学生数量难于搞地震旅游？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汶川大地震死难学生数字时，四川省政府负责人给出的答复是，迄今仍不能确定。不能确定的原因，则是难度太大，“涉及很复杂的工作和过程”。

巨灾之后，宣布一个人的死亡或失踪，的确涉及较为复杂的程序。但，是不是难到了如此地步，竟至三百多个日日夜夜过去，竟至祭日将临，仍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却是大可玩味。

艺术家、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的设计顾问艾未未（诗人艾青之子）就不畏“复杂”。他通过网络线索，对地震重灾区域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在自己的博客上。到2009年3月28日下午6时，他查证并公布的死难学生名单，已多达3309人，名单中，学生姓名、所属学校班级、家长姓名、家庭联系电话，所有关键信息一应俱全。

艾未未能做到的事情，堂堂地方政府做起来能有多难？毋庸置疑，地方政府的绝大部分精力要用到灾后重建、安抚生者等工作上。但最近几则报道，却看得人心里五味俱全。新华社3月27日发自成都的消息说：“备受各界关注的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整体设计方案已经出炉，（地震遗址博物馆）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工建设。”

稍早，《天府早报》3月23日有关该方案的报道说，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控制面积为27平方公里，整个项目投资估算约为23.45亿元。无疑，这是一个气势恢弘的工程：“4年后，一个由北川中学遗址、北川县城遗址、唐家山堰塞湖等知名地震节点组成的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将与世人见面，届时，坐空中索道，就可直上唐家山堰塞湖……”

而去年6月6日，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宣布地震遗址博物馆已两度论证的消息时，特别强调：地震遗址博物馆不是旅游场所，它是保持历史记录的文物，也是供人们凭吊、寄托哀思的一处纪念地。但现在的整个方案设计，基本上就是以旅游为主题的创意。

上述方案理直气壮地指出：地震遗址博物馆景观是由点、线、面组成的山、水城景观系统，具体可分为周边山体景观面、县城遗址景观带、龙尾山景观带、堰塞湖景观带等。

方案宣布：“考虑遗址博物馆对地区发展带动作用，建议拓展遗址博物馆的直接影响区。”为此，方案专门设计了东南西北四个入口、东西两条“蝴蝶状”的环线，以融入四川旅游网络。所谓“2小时游线，4小时游线，6小时游线”的宏图，亦联翩展开。

如此，则博物馆落成之日，很可能就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清明灾区图揭彩之日，应不难想象。

遗址博物馆某种程度的异化，已是显而易见。600万犹太人死于奥斯维辛，这样的人道灾难，难道不比汶川大地震更震撼？但世上何来奥斯维辛景观带？无论以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为主体的殉难者纪念馆，还是耶路撒冷的哭墙，都那么简朴，那么内敛，然而丝毫无损庄严和神圣，足以寄托后人哀思。

就算没有跑冒滴漏，23亿元都严格用在遗址博物馆上，其铺张，其浮华，其轻佻，也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把苦难商品化、娱乐化，遗址博物馆的这种异化趋势，本质上是对生命尊严的轻忽。

从这种对生命的轻忽，就不难理解，公众何以到现在还不清楚统计死难学生数量的工作进度如何。为此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已经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近期中期还打算做哪些工作？到底哪天给公众一个郑重的交代？这方面有没有规划？公众都不知道。

更何况，学生都是成建制的，各级学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有完整的学生花名册。以现代信息传输和甄别手段，从头查起，原本不是难事，何至于始终只能含糊其辞？在过去，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系国家机密，但国家保密局、民政部早在2005年就决定，自当年8月起，对全国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在强调政府信息公开之当下，如果是故意掩饰有关信息，实在说不过去。

如果连起码的程序都付诸阙如，只抽象地强调一个“难”字，而利用地震灾难开发观光旅游却搞得轰轰烈烈，如此行事，于大地震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如何告慰包括遇难学生在内的数万罹难同胞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