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

周其仁 著名经济学家

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

当前，各方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与全球经济景气的变动直接有关。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是高度外向的，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因此，全球景气的变化，会很灵敏地反映到中国经济的表现上来。如果说，中国在过去抓住了全球化推进的战略机遇，充分利用了全球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的需求发展了自己，那么，当全球经济景气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中国经济必然要面对调整和转折带来的挑战。

全球经济景气变化，首先看美国。作为一个服务业为主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房地产、金融业出了大问题，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危机。不少人的看法，这次美国经济危机，尚没有“见底”。美国经济缓转过来可能还要几年时间。当然，美国经济调整的余地很大，比如美元疲软，它的出口就开始上升，今年二季度美国的GDP还有1.5%的增长，就是靠出口。把出口的贡献拿掉，美国经济的增长为负。欧洲、日本的国内消费下去了，出口没上来多少，所以，经济增长开始出现负数。这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当然不小，对中国这样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影响就更大。

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欧美日本的经济才能缓转回来?我认为，没有谁可以完全知道。日本经济的停滞低迷已经多少年了，还不是仍然不行吗?我们当然希望美国、欧洲不至于重蹈日本经济的轨迹，能够比较快地走出目前的阴影。但是，大有大的难处，发达也有发达的难处。“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可能转回来就没有那么快。

从更长期的历史看，上世纪60年代美国打“越战”，巨额赤字加美元泛滥，终结了美元法定兑换黄金的地位，随后就是70年代的高通胀、低增长，CPI有过13%-14%高位的记录。为了抑止通胀，他们出了一位英雄般的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大手紧缩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使联邦基准利率升到19.5%，商业银行的优惠利率达到过21%，失业率直追30年代大危机!那个大弯子，一拐就是十几年，到了里根时代以后，才有根本改观。本世纪以来的美国不可一世。可是，2002年以后陷入伊拉克战争，同样又是财赤上升、美元疲软;加上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为应付衰退，美联储又连连降息。所谓全球高通胀时代来临，讲到底，首先就是美元太多太滥的必然结果。问题是：美国经济的走势，会不会像“越战”以后一样，一个大弯子又拐上十几年?

这个问题，别人可以视而不见，但中国不可以。因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很高。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对中国经济多年来的高速增长贡献很大。问题是全球经济大势有变化，高度外向的中国，遇到全球市场首先是欧美日本经济下行风险的上升，首当其冲要受影响。这是在未来还将持续的一个挑战。

因此，中国要有两手准备，既希望美国经济和美元走强、欧洲日本市场扩大、全球经济景气持续，也要准备应对美元就是不走强、欧美日本甚至全球经济景气收缩。全球化是以全球市场为基础的，而只要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就不可能只有直线增长，总会有上下的波动。对全球景气下行的风险认识不够、准备不足，可能陷于全局被动。

为此，要明确问一个问题：在欧美日本经济景气的下行时期，中国经济还能不能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这个问题无可回避。因为有一种观点，似乎说通货膨胀也好、景气收缩也好，都是“输入的”，所以，中国自己就没有什么办法，只能水涨船高，随波逐流。我个人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货膨胀和景气收缩固然受全球趋势的影响，但并不意味每个国家只能被动跟随、无所作为。以通胀为例，全球通胀抬头是事实，国际高油价高粮价的冲击也是事实，但在同样的全球环境里，各国通胀率从津巴布韦的百分之几百万到日本的百分之二，天上地下大有差别，这说明，各个国家还是可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在全球趋势的影响下有所作为、趋利避害。

中国有条件争取独善其身。我们无须重复令全世界都羡慕的老生常谈——中国拥有巨大的内需潜力。大算盘不难打：只要国内需求有较大的扩展，这些年来为外需服务的庞大制造业能力，只要有一部分转向对内，中国经济就不但可能持续高速增长，而且也许对全球经济“过冬”也不无小补。真正困难的问题只有一个：究竟怎样才能把中国的内需潜力释放出来?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听本栏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