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西藏骚乱中的输家？（zt）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

2008年3月31日 星期一

前两天，我与一位在英国生活了多年的华裔朋友聊天，谈及西藏骚乱时，我问他：“在你看来，谁是西藏事件中的输家？”

这位朋友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说：“第一是中国政府，第二是西方媒体。”

大概察觉到我眼中的不解，他接着解释说：“西藏骚乱使中国政府措手不及，左右为难，北京奥运也因此面临西方抵制的威胁，所以中国政府是第一输家；西方媒体先入为主，偏听偏信，在海外华人和中国民众中威信扫地，甚至引起众怒，可谓第二输家。当然，受到连带损害的，还包括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进程。”

输家？

3·14拉萨暴乱以来，中国网民针对西方媒体的浪潮般的批评，似乎证实了他的说法。

中国网络上过去曾经流行过一句话：“做人不能太CCTV”，但自从拉萨骚乱以来，这句话却变成了“做人不能太CNN”。

原因是，许多中国网民认为，CNN对这次西藏事件的报道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尤其让他们不能原谅的是，CNN还有意剪辑新闻图片，把不符合其先入为主的价值取向的画面剪裁掉。

在具有“中国第一网络人文社区”美誉的“天涯社区”，一位署名“坏囡”的中国网民这样写道：“在报道的片面性方面，CNN啊什么的，完全不逊色于CCTV，说穿了，一丘之貉，一个铜板的两面。唯一的不同是，CCTV把‘片面报道'四个字刻在额头上，别人一眼就能看到，而CNN什么的，则把‘片面报道'四个字贴在屁股上，没剥开它的内裤之前你是看不到它的。”

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名声扫地”的西方媒体远远不止CNN一家。遭到中国民众电话抗议、网络谴责的西方媒体，还有美国的FOX、英国的BBC、德国的N-TV等；FT英文报纸和FT中文网也收到了许多中国读者的来信，对本报的西藏报道提出了批评。

在许多网民看来，一些西方媒体对西藏骚乱的报道不仅根据记者本人的价值判断随意取舍和剪裁事实，而且充满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或隐或显的双重标准。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愤怒声讨西方媒体的中国民众中，不仅有怀着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所谓“愤青”，也有信奉自由主义的所谓“小资”，甚至包括许多从年轻时代就一直“收听敌台”的西化知识分子。

网民“cyg20042001”的一幅短短的帖子，在西藏骚乱后的中国网民中，特别具有代表性。帖子这样写道：“西方的媒体，终于走下了神坛！”

还有的读者进而怀疑整个西方世界的新闻自由。一位中国网民在FT中文网的BBS上发帖说：“自从本次骚乱事件爆发之后，西方所谓的媒体自由让我觉得非常愤怒。”而来自中国山东的“马先生”更进一步认为，这次西方媒体的西藏报道甚至拖累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他在BBC中文网上发帖说：“西方今次的表现，是中国民主进程的绊脚石。”

赢家？

不过，我的看法却与我的那位英国华裔朋友略有不同。

我承认，中国政府和西方媒体是这次西藏骚乱的输家。但中国的新闻自由和民主进程却不一定会因此受损，甚至可能成为这次西藏事件中的赢家。

先看事实。

西藏暴乱发生之初，中国当局曾经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西藏，许多外国媒体的中英文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屏蔽，而没有被屏蔽的西方网站，其涉及西藏的网页也无法顺利打开。但随着西方媒体有关西藏的报道和评论在海外华人和通过代理器阅读过西方报道的中国人中引起强烈的反弹，被批评为不公正、不客观，中国当局便开始改变策略，一方面组织境外媒体的记者去西藏采访，另一方面不再屏蔽西方媒体的中英文网站，甚至有选择性地开放一些过去一直封杀的西方网站，例如，一直被中国视为“敌台”的英国BBC的英文网站一度在中国大陆被解封。

也许有人会说，这种有选择的新闻开放所造成的结果是：仇外的大汉族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新闻自由原则则与西方媒体一起遭到中国民众唾弃，这恰恰不利于中国的开明和进步。

我承认，仇外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并不利于中国的进步，但西方媒体“走下神坛”却不一定就是坏事。

其实，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同时也是一个世俗化、去神化的过程。过去，中国没有选择，只有一种声音，即所谓的一言堂。一言堂会造成走极端的两部分人：一部分人会神化这唯一的声音，不加怀疑地认为它就是真理，另外一部分人则会产生逆反心理，神化被封杀的声音，不加怀疑地认为被封杀的声音就是真理。

一旦各种声音被放开之后，民众有了对比，就会明白：没有什么永远正确或天生公正的声音，只要发出声音的来源是人，就会有缺陷，就会有偏见，就会有立场，就会有模糊理性判断的感情……而且，这还是假设此人没有不良动机。更糟的是，只要是人，就会有利益，此人也许会因为利益而发出貌似公正实属偏袒的声音。

就像被长期关在暗室中的人猛一接触光明会有短暂的失明症状一样，封闭社会中那些神化异端声音的人，一旦发现异端声音对于上述人性弱点也不一定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就会跌入所谓的幻想破灭期。幻想破灭后，这些人特别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不相信所有的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声音。

我认为，首先，这并非是坏事：幻想破灭是去神化的必经之路。让所有的人、所有的媒体、所有的声音走下神坛是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前提。

其次，这也有可能演变成坏事：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都因幻想破灭而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这个社会也不会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

西藏骚乱所引发的风波，更加说明了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更加说明了多元化、多种观点并存的必要，更加说明了民众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必要。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缺陷、有偏见、有立场、有感情、有利益的人，所以，只有一种声音或者只有你死我活的两极声音，都不利于我们做出健全、理智、准确的判断，我们需要至少两极以上的多元化声音。

西藏骚乱的迷雾中所闪现的一线理性曙光，恰恰就在于：在中国官方的声音和西方媒体的声音这两极之间，还有着互联网这个第三极平台上纷繁噪杂的草根声音。

互联网时代的伟大意义就在于：网络给了每个人发表言论、评估信息的平台，官方无法垄断，传统的媒体人也无法垄断，大家都是人，大家都不是神，大家在分析、判断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方面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中国官员、还是西方记者，你对事实的说法、你对信息的筛选、你背后的价值判断，我都不会全盘接受，我都要先用怀疑的态度分析一番，然后再作出我自己的判断。

还是那个署名“坏囡”的中国网民在另外一幅网帖中分析说：“网络的兴起，使得中国人获得了一个了解世界和自由表达的有效方式，上亿的中国大陆网民不再是噤而不言的被动观众。俗话说得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上亿网民的眼睛面前，一切对信息的封锁、扭曲、打压，无论是来自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媒体，都变得苍白徒劳。在强大的‘人肉搜索引擎'面前，任何虚假轻率的言论，想要经过上亿人的眼睛而不泄底，已经变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当然，西方媒体也不是铁板一块。在西藏问题上，某些西方传媒的确存在着一面倒、先入为主、偏听偏信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许多西方媒体在中国民众中的公信力，但不容否认的是，也有一些具有独立精神、不肯先入为主、愿意下功夫探究西藏问题复杂性的西方记者或西方媒体，试图发掘西藏骚乱的真相。例如，3·14骚乱期间唯一在拉萨现场目睹了骚乱过程的西方记者、英国《经济学人》记者詹姆斯·麦杰思，就用他的报道，驳斥了那些声称3月14日所发生的事情也是“和平抗议”的其它西方媒体；又例如，奥地利最有权威的大报《新闻报》（Die Presse）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靠愤怒不能解决西藏危机”的文章，对西方媒体的西藏报道进行了理性反思：“许多西方媒体乐意引用流亡西藏人的话，而这些消息的真实性跟中国宣传的陈述同样是应该进行审核的。由此产生了一个不利于中国人的严重倾斜：于是他们更大声地抗议西方无耻地制造新闻，对他们作不公正的待遇。”

双赢？

其实，如果中国政府认真总结这次西藏骚乱的经验教训，并采取补救性和前瞻性并存的措施，那么，它完全可以从最初的输家变为最终的赢家。

细细观察3·14拉萨骚乱以来中国政府对待境外媒体态度的演变，你就能发现，中国政府最初禁止外国记者进入西藏，不让中国民众接触西方媒体的报道，后来却主动组织境外记者去西藏采访，有选择性在中国大陆放开西方媒体的中英文网站。中国政府可能认识到，至少在西藏问题上，让中国民众接触西方媒体的报道，与此同时开放中国民众的言路，天不会塌下来，甚至相反，此举不仅会使西方媒体“走下神坛”，而且还会凝聚大多数中国人的民心，使更多的中国百姓站在政府一边。

但我希望，中国当局不要仅仅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而要把它当作一项长期的国策，长久地坚持下去。因为即使完全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考虑，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对中共治藏利大于弊。

首先，从策略角度来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对中国当局有利。让中国百姓接触西方媒体的报道，只会凝聚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汉人对政府的向心力，强化他们对那些进行不公正、不客观报道的西方媒体的怀疑和反感。

其次，从战略角度来看，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也对中国当局有利。舆论的监督，包括境内舆论和境外舆论的监督，会使抗议的藏人和维持秩序的当局都更加克制，有助于遏制双方的暴力，有助于弱化因暴力而激发的民族仇恨，有助于中国当局在西藏实施更为怀柔、更为人道、更为文明的治理。

最后，从长治久安的角度，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更对中国当局有利。只有给予包括汉人和藏人在内的中国所有民族、所有个体以自由，在自由的基础上实施治理，才是让被治者心服口服的治理。

当然，仅仅靠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不足以全面化解西藏的民族矛盾，中国政府还要配以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开明措施，多管齐下，方能改善对西藏的治理。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盘点一下良性处理西藏问题后可能出现的赢家了：如果中国民众能够抛弃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情绪，通过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与官方、藏民和境外媒体良性互动，就有可能成为这次事件中的最大赢家；如果藏民能够通过和平、合法的渠道反映自己的诉求，也有可能成为赢家；如果中国政府能够认识到开放言路的短期、长期、策略、战略益处，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当作基本国策，更谨慎、更开明地处理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那么，中国就会出现治者与被治者双赢的良性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