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伴马向东两年成反腐作家 称腐败迫不得已

伴巨贪两年 市长秘书炼成反腐作家

■盯着马向东临刑照开写《市长秘书》
■秘书腐败有时纯属“逼良为娼”
■要写中国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难道不跟着腐败还有罪吗？”2月24日，面对“巨贪马向东的秘书居然成为反腐作家”的质疑，反腐作家王晓方忍不住反唇相讥。
王晓方，2007年，接连推出三部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驻京办主任二》、《市长秘书》，以强劲的势头一跃成为官场文学的代表之一。
但不少人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个被誉为反腐作家的文坛新星竟是沈阳“慕马大案”中巨贪马向东的秘书！他是怎么 “华丽”转身为反腐作家？他写的官场是不是更真实可信？
盯着马向东临刑照开写《市长秘书》
■案发前就决定不当秘书
青年周末:如果马向东没有落马，你会选择从官场抽身出来吗？
王晓方:“慕马大案”后，对我有两种议论:一是能在河边走而能不湿鞋，是个好干部；二是常在河边走竟能不湿鞋，未免太诡道了。我觉得这里有个是非判断问题。难道不跟着腐败还有罪吗？
假如不发生“慕马大案”，我当然不会辞职，但我也不会再当秘书。因为“慕马大案”发生前，我已经决定辞掉秘书了。
青年周末:为什么？
王晓方:因为当时处境非常难，不跟着腐败会失去信任，而跟着腐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做人是有底线的，我进政府工作是有理想的，我的理想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济世安邦，但直接做斗争又担心影响苦苦奋斗的政治前程，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了。
■大案后其实仍可在市府工作
青年周末:在中国，能从政尤其是成为权力部门的人，若非不得已，通常人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王晓方:我觉得这是个“官本位”味道很强的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对一个人成功的评价标准仍然停留在升官、发财两个标准上。当官仍然被大部分人视为成功的标志。可是，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里，成功不应该只有一两个评判标准，条条道路通罗马才是最好的社会状态。“慕马大案”后，虽然自己经受住了大风大浪的考验，仍然可以在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但是心灵却经受了炼狱般的折磨。
青年周末:什么磨难？
王晓方:就像我写的《驻京办主任》的丁能通，《市长秘书》中的雷默等人，都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两面性，一方面有爱国意识，有理想，有知识，想做一番事业，想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另一方面又有患得患失，爱面子，自尊心强，名利思想重，妄自尊大等特点。正因为如此，他们为了往上爬不敢直面腐败，不敢得罪上司，更不敢与上司的腐败行为做面对面的斗争，但又不愿意和他们同流合污，千方百计明哲保身，不愿意自毁前程。
《麦田里的守望者》里一句话，年轻时为了事业可以牺牲生命，成年后为了事业而卑微地活着。这说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遥远的。我欣赏傅雷在《约翰?克里斯多夫》译者献辞中的一句话: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在对人生的目标、事业与职业的关系进行了认真思考之后，我毅然决然地辞了职，彻底从政坛抽身。现在，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曾经有政治抱负的人，我的政治抱负在我的小说里实现了。
■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写作
青年周末:你是怎么走到写作这条路上来的？
王晓方:辞职后，我选择了下海，但是由于仓促上阵，生意做得不理想，精神陷入极度苦闷之中。我的精神一度陷入痛苦之中。
当我服务多年的马向东因腐败而被判死刑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当他伏法的第二天，网上有一张他被执行死刑前的照片，坐在一把椅子上，目光绝望且迷离，手里有半截香烟，这大概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是在傍晚时分看到这张照片的，当夕阳透过玻璃窗射到我的脸上时，我的内心世界极其悲凉，同时有一种将内心的自然秘密变成精神秘密的冲动，我将照片打印出来，放在桌子上，盯着照片，一口气写了一万多字，这就是《市长秘书》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
苦难总是让人思考更多的东西，而与心灵对话的最好方式就是写作，可以说，我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拿起笔来写作的。
没想到我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致命旋涡》被作家出版社选中，很快就出版了，那是2003年9月，满大街都是我的盗版书。就这样我走上了创作之路，又写了《市长秘书》，并参加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获得优秀长篇小说奖，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秘书腐败有时纯属“逼良为娼”
■当秘书每年写上百万字材料
青年周末:担任马向东的秘书这些年，当秘书，真像你在小说《市长秘书》中借雷默之口所说的，就是“听领导念自己写的材料，还得扮认真状做笔记的小人物，无聊透顶”吗？
王晓方:这只是主人公雷默的工作状态，并不是我当年的工作状态。
我当过秘书，也和很多秘书共同工作过，熟悉他们。为了写作《市长秘书》，我花了很长时间在琢磨这类人的特点，琢磨透了才能写出像雷默这样的典型形象。雷默这个形象被认为真实可信，因为这种真实，是从典型意义的现实材料中进行了提炼加工创造，经过提炼加工创造的真实，含有本质的东西，含有共性的东西，这样的真实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震撼力。但这是艺术的真实，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的真实。
现实中，秘书也分政治秘书和生活秘书两种，前者大多是高学历人才，有政治敏感性，文笔好，有思想，选这样的人做秘书的领导大多是有政治抱负的领导；后者靠关系上来的较多，他们可能在机关出身于办事员、打字员、司机，但是与领导之间的关系密切，这部分人进机关原本就是为了当秘书，将来好混个一官半职的。
作为政治秘书，在政府工作，服务的领导主管什么，我就得研究什么。十几年的从政生涯，我参与主笔过城市建设、商业管理、财政金融、招商引资、工业农业等方方面面的重大决策，参加过第一线的抗洪抢险，参加过棚户区的拆迁改造，参加过许多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参加过许多重大接待工作，参加过政府的综合、调研、督办、查办、接待上访等方方面面的工作。我每年都要写上百万字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纳入政府决策的，多么急难险重的材料我都写过。这是一种非常艰辛的创造。
■德才都超所服务领导，为什么仍是秘书？
青年周末:政治秘书其实并不像《市长秘书》中所写，秘书雷默甚至被迫为市长张国昌安排女人？
王晓方:当然不是说政治秘书就不管领导生活，生活秘书也不参与领导工作。事实上，领导与秘书之间有多少是工作关系，有多少是感情关系，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很多情况下，秘书如果只知道埋头工作，不懂得照顾领导的“生活”，即使工作干得再出色也不会得到领导的赏识，与领导的感情也不可能深，秘书腐败有时候纯属于“逼良为娼”。
其实中国秘书群体中不乏优秀人才，比如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只是由于选人机制、体制等原因不能脱颖而出。无奈才依附于人，以为找到了终南捷径，使秘书很难摆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窘境。
我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实也不尽然，现实中腐败掉的秘书远没有腐败领导多。以《市长秘书》里的人物为例，市长秘书雷默就坚守了自己。当然这种坚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论德才，张国昌远不及雷默，那么为什么张国昌成了领导，雷默委屈成了秘书？我认为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深层次问题。
人生词典无“顺畅”一词
■人到中年却要从头开始
青年周末:有人说，你在从政的时候，在官场游走，享受着这个群体特殊的待遇，现在你离开了官场，又将自己的官场生涯换成文字，名利双收，“转身”顺畅得让人惊奇？
王晓方: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心灵的苦难，顺利是表面的，其实我经历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过程。
我的经历比较传奇，在同龄人中算是个经过风雨的人。在大学读书时为救同学曾经与强奸犯进行过殊死搏斗；在政府工作时去新疆开会，会议组织游览天山天池，有一位杭州的小女孩不幸落水，我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天池，救了那位小女孩，上岸后当地人说天池是个盆，深达150米。
但我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是我亲身经历了轰动全国的“慕马大案”。曾经的理想破灭了，新的理想是什么？这种精神上的痛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过“慕马大案”炼狱般的考验后，我选择了辞职。
人到中年正是事业开始收获的季节，而我却要在迷茫中从零开始。在诸多失败的选择背后，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灵苦难，“顺畅”在我的人生词典里几乎不存在。
■“慕马大案”带来的磨难是人生财富
青年周末:有激情也不足以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吧？你的特殊身份难道没起什么作用？
王晓方:我原本酷爱文学，读高中时曾经获沈阳市高中生作文竞赛优秀奖，并在高中、大学阶段发表过诗作；在政府工作期间，我也没有忘记文学，一直关注文学前沿动态，业余时间读过很多文学书籍。
我还是一个极有毅力的人，只要我认为方向是对的，会孤注一掷不遗余力地往前走，从我开始写《致命旋涡》开始，每天坚持写3000字，从未间断过。
如果这个身份对我有帮助，那就是在政府工作十几年的人生经历，让我更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更了解民生民情，深知官员的七情六欲决定着老百姓的生活；我也目睹了身边领导干部贪污腐败及被党纪国法严惩的惊心动魄的过程，特别是“慕马大案”，这场惊心动魄的腐败大案在我心灵深处造成的磨难也许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这些都成了我写作的财富。命运让我的心灵经历了涅槃重生的过程，生活的历练为我一生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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