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 中国大陆信贷热背后的政治角力

　 Victor C. Shih


全
球其他地方可能正在经历信贷危机，但中国却没有，宽松的信贷环境推动房价和股市实现了可观的上涨。虽然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对银行今年发放贷款作出限制，政治局也在去年11月召开会议，高度关注通胀风险，但上个月银行贷款仍增长了人民币8,000多亿元（合1,12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共政府中的技术官僚给国有银行下达的2008年贷款配额的22%。
这一信贷增长速度与去年第二季度相似，当时中国经济较上年同期增长了近12%。而此次增长正值中国共产党力图抑制通胀之际，1月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比上年同期上涨了7.1%。

技术面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货币基础在1月实现了如此狂热的增长。中国的春节长假今年来得比平时早，推动了对资金的需求。不过，为过春节而花的钱通常从积蓄中提取，而不是向银行借贷。严重的雪灾迫使中央政府紧急拨款数百亿元用于救援。但这个数字对中国财政来说也只是微不足道，中国一个季度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人民币上万亿元。

更有说服力的原因是，主要借货者都在向银行施压，以求尽可能多地贷款。公司希望利用较低的实际利率，为今年剩下的时间囤积成本低廉的资金。虽然国有企业等有影响力的大公司确实在向银行施压，但国务院的贷款限制显然是希望让所有银行步调一致地减少贷款，从而将公司施压的影响减到最小。然而，银行业人士却认定高层不过在虚张声势，因而继续热情高涨地发放贷款。其结果是，银行是在逼迫中央进一步加强贷款限制，从而使今年下半年面临大范围缺乏流动资金的风险。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老鹰抓小鸡”的游戏。中国的主要银行全都是由政府控股，并由共产党指定的管理者经营，却对最高行政机关发布的政令不屑一顾。在由政府主导的银行系统中，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情况，就好像中层管理人员公然违反首席执行长和董事会的意愿。形式上，那些技术官僚得到了执政共产党的充分支持，可以随时将任何银行家解职。但是，国有银行高层人士的却没有表现出将去职威胁放在眼里的意思。反正他们以前也压倒过这样的威胁──在中国，高层的政治纷争常常让银行不得不违抗正式的政令。

政治因素可能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首先，中国的橡皮图章式的立法机关、话语权越来越大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3月初召开新一次会议。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内的许多顶级技术官僚都将接受新的任命。其他人则会再度担任现有职务。这样一来，技术官僚可能不愿实施贷款限制，因为他们不想激怒全国人大中希望获得贷款的地方和行业代表。不过，虽然全国人大在形式上要投票任命部委官员，但实际上，这些人的任命都是由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的，而后者正是在11月投票决定支持紧缩政策的机构。这样一来，技术官僚就不会觉得全国人大对他们构成威胁，虽然全国人大可能不愿实施信贷紧缩政策。

这类为政治因素驱动的贷款增长已有不少先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互相争斗的政治派别鼓动他们在各省的支持者从银行大量借贷。银行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高层领导人支持放宽贷款，因而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大开贷款之门。同样，由于技术官僚知道银行是在高层的政治压力下发放贷款，他们也很难处罚银行。技术官僚和银行的服务对象都一样──共产党的高层领导。这通常导致严重的通胀问题，直到在经济危机中损失最大的一派决定支持高级技术官僚，收紧贷款，从而结束宽松的贷款政策，抑制通胀。

现在也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面对去年年底日渐严重的通胀，国家主席胡锦涛决定支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紧缩政策。但也有迹象表明，并非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支持紧缩政策。举例来说，就在11月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前几天，温家宝出访新加坡时宣布，降低房价是政府工作的重点。然而，政治局会议并没有认可这一政策目标，强有力地表明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些成员反对该目标。

最有可能反对严厉货币政策的是有势力的“太子党”，即共产党元老的子女，这些人与中国沿海城市的经济势力有着密切联系。包括制造厂商和房地产开发商在内的这类经济势力中，已经有一些因紧缩的货币政策而蒙受了损失。银行家们查觉到高层在紧缩政策上存在纷争，由此更为大胆地枉顾中央政令，认定支持他们的高层领导会保护他们不受技术官僚的处罚。

中共政府需要通过提高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继续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此外，胡锦涛和温家宝也需要克服内部的反对意见，让银行家明白，轻视中央政令会产生严重后果，甚至可能被解职。否则的话，就有任通胀螺旋形上升至危险水平的风险。在雾里看花的中国政治体系中，除了政令和法规之外，强有力的信号也依然是切实可行的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出版有“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 Elite Conflict and Infl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