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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癌色不变
患癌色不变
陈祖甲
一
有句成语叫“谈虎色变”，意思是遇到某些可怕的事情便情绪紧张。在上世
纪七十后期到八十年代初，这句成语演变成“谈癌色变”。确实，那时我国的医
疗条件还不够先进，连周总理患癌都治不了，何况一般老百姓呢。所以，那时的
媒体上常称各类癌症为“不治之症”。
哪知道，我也摊上了癌症。其实，在1988年我已经发现右侧颚下颈部有一个
鸡蛋那么大的肿块。当时去单位医院就诊、体格检查都说是炎症。协和医院外科
大夫检查得格外仔细，在肿块上作记号，量尺寸，但也说是炎症。注射了一个星
期的青霉素，肿块没有消除。外单位的朋友见了还以为我胖了，我自己认为是缺
碘的大脖子病，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既不疼，也没有流血，加之工作繁忙，也
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1989年6月2日，我还准备去兰州参加星火计划会议。因政治风波，会议停止。
我这个从事科技新闻报道的人员变得“失业”了。趁此机会，我抓紧时间治病。
这一回我不找外科大夫，考虑到脖子上的肿块通淋巴有关系，所以找了专治淋巴
的大夫诊断。他用手摸了一下，当机立断，要“强制执行”做活体检查。可是，
他属于内科大夫，做活检是外科的活。转到外科，大夫说，肿块太大，没法做。
怎么办？当时有朋友跟我建议，去口腔科看看，那里有颚面外科也许能治你的病。
现代的医学分科越来越细，不是朋友提醒，我还以为口腔科只治牙病的呢。
来到口腔科，科主任赖欽声大夫说：“我这里现在有病床空着，你住下，我
为您做手术，切出来看是什么东西。”好吧，反正没有多少工作可做，治病为先。
住进医院，先化验血，发现血沉稍稍偏高。难道是淋巴结核？大夫没有马上
下结论。他们让我去耳鼻喉科会诊。张华大夫说，鼻咽腔里有蚕豆大的肿块。他
立马拿起一把头尖上是勺型的剪子，“咔嚓、咔嚓”，夹出三小块肉做活检。我
这时已经明白自己得什么病了。所以，当教科文部的罗、蒋两位主任来探望时，
我告诉他们自己得了癌症。罗似乎想宽慰我，说：“得了吧，开什么玩笑。你会
得癌症？”他们不知道，我在淋巴大夫提出要求“强制执行”时，已经有了预感。
活检结果同我预料的一点不差。为了更加可靠，确定肿瘤的部位和大小，医院又
让我去肿瘤医院做核磁共振检查，结果确诊无疑。这使我感觉到，医院的大夫确
实相当认真、细致、负责。后来，肿瘤医院头颈科主任屠规益大夫看了片子同我
说：“你患的是鼻咽癌第三期。”他把我的病情写进论文，作例证，与台湾同行
交流。大病临头，我毫无“谈癌色变”之意。因为记得周总理曾经说过：“世界
上没有‘不治之症’，癌症是可以治好的。”周总理的宽大胸怀激励着我。
这里说一段小插曲：我们单位曾经为一些同事做过耳血的测试，看看里面有
没有EB病毒。如果有，则可能犯鼻咽癌。测试的结果有九位同事的耳血中发现这
种病毒。于是，得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支持，他们每人都喝预防药。而我的
耳血中没有发现这种病毒，当然也不吃有关的预防药。谁知道我却首先发现鼻咽
癌。这使那几位同事很紧张。不过预防药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这几位同事中除
一人之外，以后都没有患鼻咽癌。其实，医务界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细胞，
在某种条件下才会衍变成癌瘤。至于这种条件是什么，因人因时因境而异。所以，
医学界至今没有明确癌症形成的机理。那样就只能是谁摊上谁倒霉了。
二
病情确诊了，下一步是放射治疗。本来，协和医院的放疗都是门诊做的。好
在我已经住院，不用天天从家里来回往返。放射科大夫先为我拍X光片，确定肿
瘤的位置，然后在我脸上划线。我的脸上像交通图似的划了几条红线，到室外行
走时，人们见了以为我在唱净、丑角，总用惊奇的眼光看我。
我每天去放射科做放疗。治疗用一台电子加速器，我曾经做过这方面的报道，
明白这类仪器比用放射性元素作治疗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平躺到床上，脸部正对
着一块有机玻璃，上面放几块铅块，防止射线扩大照射，伤害别处的肌体，再上
面是放出射线的探头。都准备完毕后，医生退出治疗室，只看见探头上有光亮点，
耳朵听得 “嗞、嗞”的声音。一分钟左右，光灭了，大夫走进来，挪开设备，
一次放疗完成。看来很简单，但大夫嘱咐，需要经常验血，如果白血球下降，就
喝一些加冰糖的银耳汤；如果红血球下降则喝花生米皮煮的汤；如果发现呕吐等
不适，请提出，采取别的措施。也许我的体质允许，只是喝了几次银耳汤，白血
球没有降到4000 以下，其他的不良反应也少见。放疗几天，感觉病灶明显缩小。
现状给我一种一切顺利、前途光明的感觉。可谁知，病灶看来似乎很顽固，像茅
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放疗到一定的剂量，病灶依然故我，还在那里摆架子，没
有彻底消除。怎么办？放射科大夫在肿瘤医院大夫商议后，决定加大剂量。这是
无可奈何的举动。一天，妻子来问，你剃头啦？怎么衣服上有头发渣？我说，没
有啊，说着顺手摸了右后脑勺。哇！一撮头发在我手上。再摸掉头发处，只有皮
肤，没有头发了。
当即我把这个情况向大夫反映，大夫说这是放疗的带来的副作用，因为肿块
的部位在右侧，那样放射性便穿过的地方都可能受影响。没有关系，不用担心。
确实，过了几个月这一块头发长出来了。不过放疗的其他副作用，也给我添了不
少麻烦。比如，放射线的焦点对着鼻咽腔，以后这里红彤彤的，血管膨胀。一次
不知受到什么刺激，打起喷嚏。“啊嚏”一声，糟了，鲜血从鼻孔不断流出。好
在有护士在，护士长当机立断，说：“不用抬头。”她马上拿来麻黄素，涂在鼻
咽腔的创口上，血马上制住了。
这还是小事嘞。以后副作用还慢慢地显示出来，首先是我的味觉变异，喝盐
水感觉是甜的；喝银耳汤、西瓜汁觉得酸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味觉恢复
正常。其次是唾液腺被破坏，至今我还离不开经常喝水或含某些润喉糖，以刺激
唾液的分泌。还有眼底出血血管瘤，影响视觉，当然吃了“明目地黄丸”等药，
时间长些也会消失。最主要还是进食困难，总是卡在喉咙口嚥不下去。从此我只
能吃带汤水的主食，吞咽下去。
最让我感到烦恼的是，牙冠开始酥松。开始也是没有感觉，不知怎么的吃饭
时一颗牙掉了，过不多天，接着又是一颗，直到第二次手术时，成了真正的“无
齿之徒”。这些后话，下面再表。我在病房里好像无事一样，照常看报、读书、
继续爬格子，锻炼身体，有时还同护士聊天。当时有几位护校的学生在病房里实
习，她们待我都不错。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有一位在实习结束之后，还带着男朋
友特意到病房来探望我。人到，心到，真情到。这给我治病增加不少亲情和信心。
当然负担最重的是父母和妻子。父母都已是古稀高龄了。但他们爱子心切，不顾
劳累，时常由母亲把青菜或肉剁细做菜，有时还做银耳汤或西瓜汁，由父亲送到
医院。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不仅是我的亲生父母，还是我的再生父母。
在他们故去之后，我都写了纪念文章。
回过头来再说我的治疗。经历近一个月，放射剂量达到了顶点，可“敌人”
还是没有被“彻底消灭”。协和医院的大夫出于无奈，要求我转到肿瘤医院，它
们都从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何况，我在做放疗时也有肿瘤医院的大夫作指点。
到了肿瘤医院，头颈科的主任屠规益大夫决定做手术。由他亲自操刀，从口腔里
打洞进入鼻咽腔，切除病灶。这与一般的鼻咽癌手术不一样，不用翻开鼻子，弄
得破相。当然，难度更大。可是，技术创新哪有难度不大的。
1989年7月的一天早上，我按照大夫的嘱咐，把腹腔内的垃圾排空，光着身
子在病床上等待。八点过后，我被护士“请”到车上，乘电梯到医院的九楼。然
后，出了电梯左转右转，我晕头转向地进入手术室。过后，一位护士把一根管子
插进我的气管，为了手术时帮助呼吸。之后，又给我带了面罩，这一下我什么也
不知道了。直到下午2点左右，我缓慢地醒来。只决定脚是和鼻子里插着管子，
蒋副主任和我妻子站在边上。蒋副主任安慰我几句，看没有什么大问题，便离开
了。这时，我只觉得下腹胀，无法排尿。只得求助妻子，请她按摩我的肚子，费
了大劲才把积攒的尿液排干净，这下舒服了。
当时，我不能进食，只得靠输液保持营养。到第二天，我咳嗽，把鼻咽腔里
的积血都吐出来。好兆来了，经过几天的休息，输液解除、创口拆线，算是解脱
了。经过屠大夫的检查，顺利地出院了。
三
回家之后，麻烦事可多了。特别是鼻子刚做手术，里面时常有分泌物，也就
是日常称的鼻涕，怎么让它出来？擤是不行的。因为鼻咽腔还红肿着，如果硬擤
很可能像在住院时出血。不擤，等干了再扣？以往我是有扣鼻屎的陋习。现在不
行，同样可能引来鼻咽腔出血。那样只能按照医生的嘱咐，用稀盐水冲洗。每天
自己烧一锅盐水，等凉了，灌进瓶中。然后，联上带木制葫芦头的胶皮管，倒着
吊起来。把葫芦头塞进鼻孔，张开嘴，盐水带着鼻涕和鼻屎一起从嘴里流出来。
开初还有点恶心，后来习惯了，倒觉得很痛快。就这样，自己给自己护理，差不
多有两三年。当然，进食问题都有家人、主要是母亲帮助照顾。每天煮面或熬粥，
加上菜末或肉末。这样一天生活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可是好景不长。到1991年一次看电视，漫不经心地把手在脖子上摸了一下，
又发现脖颈上有肿块。同以往一样，既不疼，也不流血。是什么？警惕性叫我赶
紧去医院检查。屠大夫先用自己发明的鼻咽镜观看，鼻咽腔壁比较光滑，没有发
现鼻咽腔里有复发现象。用手摸脖子，认为是复发，关照我住院。我自然听大夫
的。经过研究，大夫们决定做颈部淋巴大清扫。
一切都按过去做手术时的程序进行着。屠大夫进入手术室，在我的脖子上画
个小圈，表示进刀的范围。那知道险情在此时发生了。同以往一样，大夫需要给
我插气管。管子从口腔插进去。我的咽喉细小，难以插入，大夫稍使劲，疼得我
哇哇叫。我躺在手术台上，像当年革命者受刑似的，全身被捆绑着，挣扎也不行。
我稍摇摇头，糟了！最后一颗门牙被碰下来并掉进气管，卡住了。顿时，我的呼
吸局促，脸色可能也有变化。大夫赶紧拿来一把锃亮的长钳子，屏住气，小心翼
翼地把掉下的牙冠从咽喉里夹了出来。“啊哟，妈呀！”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是啊，弄不好是可能出人命的。屠大夫在一边当机立断：“切开气管！”于是，
我被蒙上一块纱布，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自然躺在病床上，打点滴输液。可是，已经不能说话了。因为气
管切开，插进的是一根不锈钢制作的喉管，通过它进行呼吸。它在声带的下部，
所以不能发音。如果想说话，必须用手指按住其出口。这倒没有什么。大麻烦在
于气管里时常有些分泌物，即我们常说的痰液。这些废弃物可不能够像正常人那
样从嘴里吐出，只得用呼吸器吸。可恶的是自己不能动手。尤其是在夜里，咳嗽
得胸部疼痛，没有别人帮助是办不到的。那时不像现在，可以请护工，即便有也
请不起。那就只得由家人帮助。可是，唯一可选的是我的兄弟和侄子。我的孩子
刚上初中，不能影响他的学习。这时，单位的同事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几位同事
轮流为我值夜班。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可能受到肺部感染，引发别的病症。
手术的结果出来了。大夫说，为我切除了九个淋巴结，有三个发现有癌细胞。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条命又一次被保住了。但带来的后果是头颈不能向后转，
从此我不能骑自行车，连向后看也不方便。经过多日的挣扎，我终于可以下床了。
我与往常一样看书、写日记、爬格子。过了几天，大夫把不锈钢气管也拔掉了。
真奇怪，喉头只贴一块纱布，慢慢地自己愈合长好了。从此我可以恢复与人的语
言交流了。在头颈部拆线之后几天，我又回家了。
从此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不过，没有牙冠是麻烦事。进食只能用舌头舔，不
方便是小事，不能装假牙是大事。难道就这样当“无齿之徒”吗？我同协和医院
口腔科的杨晓大夫商量。原本按程序，需要等两年才能拔牙，然后安装假牙。杨
大夫说，破个例吧，先拔几个观察一下，有没有危害。按照杨大夫的大胆设想，
我也不顾一切，同意上马。差不多一两个星期要去一趟医院。杨大夫虽是个女流
之辈，可手劲力足。因为牙冠都掉光了，所以每次拔牙主要清除牙根。这是一个
大难题。有时比较顺利，切开牙肉，用钳子使劲夹住，摇晃几下，往上一提，牙
根出来了。可常常是切开牙肉，不能摇动牙根。大夫不得不使用不锈钢凿子，外
加锤子，像艺术家似的细心雕凿，拔出牙根再精心缝上。这样，我几乎拔了一年
牙根，如同又经历一次大手术。不过，比预料的要好得多，很快我按上假牙，与
正常人基本一样了。我稳妥地度过五年，达到国际医学公认的五年存活率标准，
“不治之症”治愈了！之后，我没有做化疗、也没有吃治癌的药，至今还正常地
活着，已经十八年啦！
四
经历叫人清醒，我以为同患其他病一样，遇到癌症必须考虑三个方面：
治病首先是依靠正规的医生。现代医学分科日见细致，作为病人需要了解，
切忌病笃乱投医。有针对性地找医生，治愈病情便快一些。我的病不是找对医生
才确诊，并得到较好的治疗的吗？当然，这里还有医患配合的问题，多学些医学
知识可以配合医生的治疗。常言道，久病能成医，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其次是营养问题。有病人除了吃药之外，需要补充一定的营养，以增强体力，
提高对疾病的抗衡能力。这时不一定靠什么营养品，仅每天有足够的有针对性的
饮食也就满足了。我的家人对我负责，精心照料，提供我需要并且能够吃的食物，
花费许多心血。我的父母都已七十岁了，他们还经常跑医院，或者上菜场为我采
购食物。我的亲朋、同事也只是送一些食品，送营养品往往会被我谢绝的。
最关键的是精神上的放松和自我锻炼。得癌症，我并不怕，有周总理关于癌
症的名言支撑着我；曾经接触过的医学家的教诲也是精神上的支持。亲朋、同事
的探望同样给我更大的支持。我曾经采访过的单位，许多得到信息之后，便派代
表来探望。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同志让秘书常平与科委政策司司长张登义、
国防科工委的宣传部长等都来医院探望，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鼓励。人活在世上，
得病时难免的，就怕不能放松，老是顾虑重重，精神萎靡不振，不仅无力抗病，
而且不能长寿。
为了抗病，还需要锻炼。这主要的是坚持不懈，常练不怠。因为活动可以增
强身体的抗病能力。我在住医院时，向同病房的一位老裁缝学习了打太极拳。回
家后还坚持了大约有十来年。以后，我针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编制多种活动，作
为每天的锻炼项目。比如，唾液腺被破坏，缺少口水，难以吞咽。我每天早晚揉
自己的腮膀子，使其复原。现在，只要含一点润喉糖就够了。再如，进入老年血
压升高，但睡觉时会降低，早上醒来觉得浑身乏力。于是，我的晨练在床上做。
先是伸臂膀，接着做20下仰卧起坐，再是坐在床上前后左右转脖子各100次，最
后两手挠头皮100下。这样下床很舒服，眼睛睁开了，走步有劲了。到晚上上床
前，还有另一种活动方式，比如，甩甩膀子、打太极拳云手等，有利于安稳地睡
觉。有时，还可以随机应变。这是自我保健的主要方式。
十八年了，一个人有几个十八年啊。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2007.12.3.定稿
附记：此文发表于2007年12月24日《健康时报》，也许是版面关系，删节较
多，这里献上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