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子女

达尔文的子女

·方舟子·

1839年1月，30岁的达尔文与大他一岁的表姐爱玛结婚。达尔文此
前曾对是否要结婚犹豫不决，在笔记本中写下结婚的好处与坏处加以
比较。排在结婚好处第一条的是“孩子”。结婚当年年底，达尔文夫
妇有了第一个儿子。此后一直到爱玛48岁，他们共生下了10个子女。
其中有3个夭折：二女儿玛丽仅活了3星期，小儿子查尔斯在2岁时死于
猩红热，大女儿安妮在10岁时死于肺结核。

后来有人把达尔文子女的夭折归咎于近亲结婚。这是没有道
理的。在达尔文的时代，儿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英
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1岁。即使是10～15岁的儿童，死
亡率也高达千分之五，是现在的25倍。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
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达尔文的朋友、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
的托马斯·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三岁时死于猩红热。至于肺结核，在
当时更是医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近亲结婚既没有给达尔文的子女带来更高的夭折率，也没有影响
到他们的身心健康。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67～
93岁）。大儿子是银行家，二儿子是数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三儿子
是植物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四儿子是工程师、皇家地理学会会长，
五儿子是科学仪器设计者、剑桥市长和皇家学会会员，可谓个个有成。
只有2岁夭折的小儿子根据达尔文的观察记录以及从照片判断，当是当
时还不知道的一种遗传病——唐氏综合征（先天愚）患者，但这显然
是由于爱玛是个超高龄的孕妇导致的：45岁以上的孕妇生下唐氏综合
征婴儿的概率高达30分之1。

达尔文把他的子女当成了科学观察的对象，一出生就开始详
细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中收集证据用来证明人类的情感
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必定是经过进化而来，而不是上帝创造的。在
他看来，孩子的夭折也是一个自然事件，并非上帝的安排。医学也许
有一天会发现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疗方法，但是宗教对此毫无用处。

爱玛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孩子的死亡，特别是她和达尔文
最宠爱的大女儿安妮死亡，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从宗教信仰中寻找
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后与她在天堂上再见。但她也不
能明白上帝把安妮从她身边夺走的目的何在。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遗
物，放在一个书箱中。它们至今还在达尔文后人的手中。

达尔文此前已向爱玛明确表示过，虽然他曾经是剑桥神学院的学
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仔细推敲过基督教的教义，发现没有证
据和理由能够让他接受基督教。但是他还和爱玛、子女们一起上教堂
参加礼拜仪式。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彻底地告别了基督教，不再参加
礼拜仪式，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安慰他
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写下了一篇安
妮回忆录。

安妮究竟得了什么病，当时并无明确的记载，其死因也只简单地
写着“发烧”。但是从其发病过程和症状看，现在一般认为安妮得的
是肺结核。在当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真正治疗肺结核。实际上，当时
对绝大部分疾病都没有真正有效的药物，流行的药物大多含汞、砷等
重金属，或者是鸦片之类的毒品，不仅不能治病，反而能对身体造成
进一步的伤害。

在安妮患病后，达尔文根据一位名医的建议，每天对安妮进行
“水疗”，例如用湿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5分钟。在家中治疗
无效后，达尔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医的疗养院，在其指导下进行水
疗。一个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几天，达尔文日
夜陪伴在她身边，每天写信向因怀孕留在家中的爱玛汇报情况，留下
了详细的记录，读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于1851年。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的病因一无所知，有的认
为它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认为它是一种遗传病——这让经常患病
的达尔文更感到内疚。事实上当时对传染病的病因都一无所知。26年
后，德国医生科赫发现炭疽杆菌，首次证明传染病是病菌引起的。
在读了科赫的论文后，达尔文评论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二、三十
年前我对自己说，如果能够证明传染病的起源，那将会是科学的最大
胜利；而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了这一胜利。”5年后，科赫发现了结核
杆菌。1921年据此出现了能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卡介苗）。但是一直
到1944年链霉素的出现，才有了真正能够治愈结核病的药物。

孩子是父母能够得到的最好礼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给父母带来了
最大的痛苦。我们应该庆幸现代医学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出现这种痛苦
的可能性，这是达尔文时代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它确实算得上是科
学最大的胜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