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自我形象和国家角色—一个在近代史上饱受西方列强屈辱的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外交政策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然而，今天中国经济的飞速和持续发展正在改变中国的世界形象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一些西方学者注意到，当中国在国际上越来越被看作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时，中国的自我形象也在悄然改变，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西方列强及它们操纵之下的国际制度的受害者，变为把自己看作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国家”。
他们为此特别注意到，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1年9月11日以来，在中国国内讨论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文章中，开始反映出中国人对国际制度和中国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看法的变化，一些作者要求抛弃中国长期持有的“受害者心态”，而改变为“大国心态”。
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郑必坚2005年在美国颇具影响的《外交》杂志9/10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在大国地位上和平崛起》，引起了国际关系领域里的广泛关注，它既论证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表达了对中国向国际上强国地位改变的预期。
一个国家的自我形象对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有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早已被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论证过。这种形象被这些理论家看作是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对象、事件、人、国家和政策的有条理的象征。这些相互独立形象构成一个或多或少一致的、统一的整体，从而成为一种信仰体系或“世界观”，它包括信仰、解释、假设、感情、倾向和态度。形象就如同一副眼镜，人们通过它来观察所自己处的环境，建立对行为的指导，设定目标和偏好。
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杰维斯强调，历史对于一个国家的自我形象有重要的影响。一位美国学者迈克尔·布雷彻在分析以色列的外交政策时发现，以色列人的“大屠杀综合征”——把犹太人看作是受害者，导致他们在与阿拉伯世界发生冲突时过度担忧以色列的生存，担心这是对以色列“最后解决”的另一次尝试。卡内基基金会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斯温则认为，中国传统的自我形象和国家角色——一个在近代史上饱受西方列强屈辱的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甚至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外交政策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当形象和知觉通过历史教训而被制度化在政府官僚中，即在政府官僚中形成对历史教训的看法时，这些历史教训可能形成设计未来计划的基础，造成看待事件的首选框架。
在这方面，对于美国来说，最严重的历史教训是20世纪30年代英法姑息希特勒扩张行为的绥靖政策，它最终不仅未能阻止反而助长了德国的扩张野心，这一历史教训成为美国决策者处理几乎所有重大危机时的借鉴，包括冷战中的20世纪50年代初的朝鲜危机和60年代的越南危机(那时美国决策者最担心的就是对共产党国家在局部地区的胜利的容忍会因“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共产主义的全面胜利)、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危机以及9·11之后的恐怖主义危机。
而斯温则把中国的历史教训总结为，“内乱外患”——中国的内部混乱会招致外来的入侵和干涉，这种担忧解释了为什么近代史上中国的决策者总是把内部的政治稳定当作政策选择的优先考虑。
然而，中国经济的飞速和持续发展正在改变中国的世界形象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著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波士顿大学教授罗伯特·罗斯指出，中国现在更多地参与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加入了各种贸易和安全条约，并积极帮助处理全球安全问题。中国在1997～1998年中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成为中国国际形象和自我形象的转折点。美国《华盛顿邮报》2003年11月的一篇题为《中国改善形象，在亚洲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文章甚至质疑美国的亚太地区政策，认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乐善好施、顾全大局的形象与美国只图自身利益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外国观察家同时还注意到，1997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经常强调大国在促进21世纪稳定的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自1998年夏季开始强调“经济全球化”是正在到来的21世纪的最重要的和持久的特征。实际上，正是从此时起，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呈现出一个大国对全球、尤其是对亚太地区和平和安全的责任感。
总而言之，受中国历史教训深刻影响的中国的自我形象正在发生变化，这必然带来中国外交政策特征的变化。(作者为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