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题目和内容
首先，我要在这里阐述一段历史，一段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历史。准确的说是这段历史没有一个确定的起点和终点，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很难能够以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界线，因而也就很难明确一个时代的分界线。也许，本就不存在这样一条界线，历史看上去确实是一张无接缝的网。
其次，为了准确的描述这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时间跨度，我借用了美国史学家K. Pomeranz的一个概念——分流。Pomeranz在其一系列的论文和最终的著作《The Great Divergence》中向世人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中国在人口、农业、手工业、收入及消费等方面与欧洲并无明显的差异。就是说，直至18世纪，中国并不落后。彭慕兰选择的例证是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前者是欧洲最发达的部分，后者是中国最先进的地区。这两个地方之所以到19世纪出现所谓的“大分流”显然另有原因。18世纪欧洲和中国都遭遇了生态危机，为了减轻中心的生态压力，中心开始向边缘发展。但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上，中国与欧洲面临着很不相同的形势：中国由于边缘地区的发展，使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种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英国则不然，除了煤矿的地理位置距工业区比较近、煤层埋藏比较浅易于开发以外，殖民地提供很多条件为英国本土节省了大量的土地，像棉花、木材、糖的供应等，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心的生态压力，使英国不至于发生生态恐慌，最终使西欧摆脱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制约，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因此，Pomeran断言：“英国及欧洲的工业化，几乎完全是一种‘历史的偶然’。18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与西欧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是煤的广泛使用和西欧与新大陆的关系（被称为经济发展区与边陲地区的关系）这两项‘根本性突破’，才使西欧胜出。他说，这个历史突破需要技术的创新以及地理条件的配合。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面的煤层，市区内对煤的需求量极大，并有一批从事马达，蒸汽机等机器改良的工匠，对发展煤业极其有助益。反观中国，煤藏量最丰富的地区是陕西，距离长江三角洲超过一千里，就像如果欧洲的没产大部分都在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下。技术的挑战也不相同。英国的矿藏需要不断把水抽出去，而燃煤蒸汽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后来机器的运输问题也解决了。…… 相形之下，中国最大的煤藏在矿井深处，通风是一大问题。如果不是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我们难以想象英国早起如何突破传统经济的限制；很可能看到西欧就像长江下游一样，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压力下最后将吞噬一切成就。另一项‘突破’是指新大陆等殖民地的开发和利用。新大陆不断增加的出口商品如矿物燃料，糖，棉花，谷物，牛肉，木材等，缓解了西欧土地资源的紧张程度，例如，如果1801年英国所消费的加勒比海地区的糖完全要在当地生产的话，英国需要用85万英亩至120万英亩的小麦良田来种植甘蔗，在那样的情况下英国也会像东亚一样走上劳动密集的道路，结果可能会使某些突破（如工业革命）不可能发生。”①
正因为拥有殖民地和煤矿这两大支柱，英国才逐步发展起来，使西欧和东亚走上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
Pomeran的观点与以往的认识迥然有别，他对以欧洲为中心来看待历史的西方流行思路很不以为然，在他的书中以大量的史实批驳了琼斯所谓的欧洲在政治制度、生产力、生态等方面全面优于亚洲的看法，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去中心化”的倾向。他认为，我们不仅要质疑为什么中国没能像欧洲那样发展这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也要追问为什么欧洲没有循随中国那样的密集化－内卷的趋向。彭所提出的问题和对比所采用的方法都很新颖，值得探讨，但是，其核心理论却不足以服众。
这部著作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也引起了一些中国学家的强烈质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Philip Huang教授并在02年5月出版的《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上发表了题为《发展还是内卷？——18世纪英国与中国》的长篇书评，对《大分流》一书提出了措辞尖锐的批评。在《发展还是内卷？》的长篇书评中，黄宗智对彭慕兰著作中的“核心经验论证”，即它涉及英国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论证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经验性错误。彭书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成发展型（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在黄宗智看来，英国工业革命起源于上述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
在中国，史学家侯建新也在新著《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一书中向Pomeran发问：“Pomeran从能源的角度探讨英国工业革命，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检验欧洲，是颇有新意的。Pomeran把煤矿尤其是浅层煤矿认作英国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问题是中国并非不存在这些条件：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煤炭的最早记载，宋元时期已较为普遍使用。河南鹤壁市宋代煤矿遗址规模颇大，可同时容纳数百名矿工同时工作，布局井然，技术可观。宋人沈括预言，作为能源，煤炭比林木更有前途，‘此物后必大行于世’。鹤壁矿是地下矿，而且不是中国人开采的第一个地下矿，按顾炎武考证，两汉时期即已开采地下煤矿了。其实人们使用和开采煤炭，总是从使用‘露头煤’开始，从地表到地下是一个飞跃，也是长期实践的结果。显然，在开采地下煤矿以前中国就开采浅层煤矿了，而且势必存在着浅层煤矿。事实上也是这样。中国不仅有Pomeran所言及的位于陕西等地的深层煤矿，也不乏他十分感兴趣的浅层煤矿，例如，长江三角洲不远的山东枣庄煤矿就是著名的‘露头矿’。从枣庄出土的1801年的碑文记载可以了解到，自16世纪中后期，枣庄浅层煤矿就有开采记录。此时早在英国工业革命2，3百年前。
笔者向Pomeran要提的问题并不复杂：中国不缺煤矿，而且有长期采矿的历史，为什么这些煤矿没有使中国发生工业革命，或者说没有使中国免于走上劳动密集型的道路？另一个就英国工业革命而言更直接的问题是，‘伦敦附近有大片露出地表的煤层’，这些‘地球物理的偶然条件’为什么在18世纪中页以前未被发现利用？‘发现’也是一种偶然吗？当然，彭还提到相关技术条件，可技术问题不是彭学说的核心，而且技术也有一个为什么在18世纪发明和使用的问题。
笔者认为，煤的利用和某项技术的发明一样，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他与社会结构，社会分工和整个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联系，否则即使发现了某项矿物燃料或某项技术，也不会被社会广泛承认和运用，此类实例不胜枚举。工业革命前800年，苏轼在徐州西南山发现了煤炭，并用以冶铁作兵器。用煤冶铁，火力强，改进了铁的冶炼技术，提高了金属质量，苏轼赋诗咏之，称赞其冶兵器‘犀利胜常’，但他不知道‘工业化’为何物。Pomeran将一种能源的重要性提高到如此决定地位的观点难以让人信服，…… ”②
第三，关于Pomeran所提出的‘大分流’的本质原因以及‘大分流’最终出现的时间本人同样抱有谨慎的怀疑。在本文中，所借用的仅仅是‘大分流’的概念，因为不论Pomeran的理论如何不能服众，人们所怀疑的也仅仅是Pomeran关于分流原因和时间的论断，而分流本身是客观存在的。
那么，分流到底从何时开始？笔者以为，如果说在分流实现以前整个亚欧大陆所走的是同一条路——传统农业社会的道路，那么这个分流就应该是从大陆的一端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开始的。因而，这个分流期（转型期）大陆两端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将会是本文考察的重点。
最后，本文是但又不仅仅是一篇经济史研究论文。也就是说，首先，本文绝对不是一篇断代史文章，不可能涵盖研究时期内的全部历史。其次，本文虽然以经济史研究为重心的研究，但为了能更全面的认识和研究，决不可仅仅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多种特性，而认识每一个特性都需要特定的视角。但是不论从哪一个视角出发，所看到的都只不过是该事物所具有的特征之一。
一块金刚石，从物理学的视角看，看到的是其中两体及硬度等物理特征；从化学视角出发，看到的却是其成分，结构等化学特征。同样的，从美学角度看，看到的是其光泽，线条和形状所体现的美感；从经济学角度看，看到的是有稀缺性导致的高价；从社会学视角着眼，看到了其拥有者的社会地位；从宗教文化学角度审视，看到的是其所包含的某种神秘心理力量......所有这些特征都属于这颗金刚石，但是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代表金刚石的完整特性。只有认识了所有特征，才能真正的认识这块金刚石；而由只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才能看到各个不同特征。因此，即便是要认识哪怕一个像金刚石这样简单的事物，都需要从多视角出发进行观察与研究。③ 那么如果要更全面的认识这段分流历史，也必须要从更多的视角来研究，负责一些错误和纰漏就难以避免了。
E. L. Jones 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就曾犯下脱离人类社会本身来追寻中西社会发展何不发展原因的错误。该书中，Jones特别强调了地理环境因素，他认为欧洲农牧结合的乡村产业结构、较早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君弱民强的社会国家组织形式等都离不开自然的地理环境因素。西欧河湖交错，雨量充沛，潮湿温和十分适合牧草生长，而且山地，平原和沼泽应有尽有，地理与气候条件使欧洲的畜牧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是中世纪形成农牧混合型经济的基础。欧洲地形复杂，多以肥沃的平原为中心的国家，所以都是一些小国，国小君权就小，而且很难完全自给自足，再加上地形，风情产物各异，势必促进国家和地区间频繁的交易和商业往来。各个小国的君主都注重从商业中获利，保护和促进贸易的发展，即使出现损害商业的政策和行为，由于没有东方大国的强权，商人易于起而反抗，保证自己的利益，因而西欧从中世纪一来就逐渐形成市场经济，反之，东方大国依靠强权限制商业，长期推行抑商的政策。此外，人口也比亚洲少，所以土地，牲畜，木材等人均资源占有也优于亚洲，易于以后的资本积累。后来的海外殖民，继续扩大了这样的优势。④ Jones的观点带有浓厚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欧洲中心论气息。他从地理环境出发推导出的一些欧洲的优越性颇为牵强；即便他所推导出的结论都是事实，但是推导的过程和逻辑给人一种在已知结果的情况下生搬硬套的感觉。笔者以为，琼斯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正是：完全排除社会，排除社会上人类对历史的影响因素，而只是紧盯地理环境因素。
因而，笔者强调这虽然是一篇以经济史为核心的研究，但是为了更全面的考察和还原历史，笔者将不局限于经济史范畴，而且会考察从人类社会内部的更多方面因素。
关于结构和方法
比较史观对于中国史研究至为重要。它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因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只有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史，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又，研究一个具体对象，总要以另外的对象作为参照物，才能更清楚地发现所研究对象的特点。由于学界对欧洲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所以以之作为中国研究的参照物，无疑也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然而，在以往的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中，确实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其中最严重者，是欧洲中论的盛行。不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把欧洲的经验视为普遍模式，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看中国。所以尽管双方学者政治观点常常有所不同，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却往往得出相似的结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这种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中国史研究提出了质疑。Paul A. Cohen在其１９８４年出版的《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⑤ 一书中，对此作了一个阶段性总结。比较激进的学者，甚至号召在中国研究中抛弃西方学术规范，以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学。但是，许多学者虽然努力试图摆脱过去偏见的束缚，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所以当他们提出新见解时，往往在许多方面仍然未能如其主观希望那样彻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而导致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不仅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缺失，而且也在
于中国史研究和欧洲史研究两大领域之间的隔膜。一方面，大多数研究欧洲史的学者，对中国史的了解十分有限，所以他们在进行比较时，其对中国历史认识常常还是五六十年代的研究结论（例如“宋代革命论”、“明清停滞论”等）。另一方面，许多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对于西欧历史的认识也往往还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上。他们不仅对西欧历史了解过于狭窄（如人口、家庭、区域经济、农村工业等重要主题都未被重视），而且对许多重大历史变化的理论认识也十分局限（如工业革命以前和以后的经济成长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罕有学者加以注意）。在此意义上而言，以往中西比较研究中所使用的“欧洲模式”，是建立在一种对西欧历史的不充分或者甚至是错误的了解
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笔者很赞同美国史学家R. Bin Wong在其著作《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中所提出的观点：要进行正确的中西历史比较，必须有两个前提：（一）必须破除欧洲中心论；（二）对西欧与中国双方历史变化的认识必须正确。进行中西比较，自然要确定中国与欧洲的差异，但仅只是差异，并不能创立可比性。只有相似与差异都得到承认，才可能为比较确立标准。⑥
具体而言，本文仍将由对西欧模式的分析入手，“这样做是因为：尽管学者们在关于非西方地区的研究中，大多力求摆脱欧洲，但是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不应因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就断言以欧洲为标准来进行比较不对；相反，应当扩大这种比较。这种做法使我们可以在必要时修改旧有见解而后用之，而不是将这些见解视为弊履而抛弃之。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固然失之偏颇，但从其它的中心论（包括‘中国中心论’）出发来进行比较，情况亦然。只有在普通问题的研究上培养起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的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其次，以往的中西比较研究（以及中国史研究）中，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迷信，许多学者所研究的，实际上并非‘过去真正发生过’的现象，而是‘过去应该发生（而未发生）’的现象。不论我们主观愿望
如何，历史只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因此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过去确实发生过的现象，而不能是按照某种逻辑或理念‘应当’发生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虽穷无数史家毕生精力，但结果却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弄清。而在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关键概念还没有弄清的时候，坚信“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只是研究者的一种愿望，或一种情结。从这种预定的结果出发去研究历史，我们所研究的就不是过去真正发生过的现象，而是按照“普遍的规律”应当发生的现象了。见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刊于《读书》（北京），１９９６年第６期。)。”⑦
如上文所述，除了对中国与西欧经济社会变革异同的横向比较以外，更要将中国以及西欧纳入全球的体系中来分析。事实上早在欧洲的全球性扩张以前，大约是在13世纪，一个世界性的系统就已经存在。 13世纪中叶以来就存在3个庞大的经济圈，而三者间的联系又缔造了最
早的全球体系：“Westeuropäische Handelskreis, der die Atlantikküste und große Teile des Mittelmeerraums unter Kontrolle hatte. Der zweite lag im Nahen und Mittleren Osten
und beherrschte sowohl die Landbrücke entlang der zentralasiatischen Steppen als auch die Meeresbrücke, zwischen dem östlichen Mittelmeer und dem Indischen Ozean. Der dritte Handelskreis schließlich ,der fernöstliche,verband den indischen Subkontinent mit Südostasien,China und den darüber hinaus gelegenen Gebieten.”⑧
Andre Gunder Frank 更是在《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一书中主张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研究中国与西方经济关系，这是个很好的观点。 此前，已有两部用世界观点研究经济的三卷本巨著，即1981年F．Braudel 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⑨，和 1889年Immanuel Wallerstein 的《The Modern World-System》⑩，都很值得一读，虽然 Braudel 对中国的论述不免误解。Braudel 是讲资本主义世界，其中心由意大利城邦国家转移到荷兰共和国，又由荷兰转移到英国，再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这当然正确。Wallerstein 是拉美学派，用中心 - 半边缘 - 边缘的理论说明欧洲与拉美等落后国家的不等价交换，也是有道理的。Frank 原属拉美学派，曾盛赞 Wallerstein 著作，但在1998年的《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中他改变了主意，批判 Wallerstein，认为16-18世纪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⑾
虽然诸多学者对于世界体系的中心所在尚有不少争议，但是，一个世界的经济贸易系统却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个原本平衡的世界体系又是如何，以何种方式被打破？亚欧大陆的两端，在这样一个全球体系中又各自扮演何种角色？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中西彼此的历史发展轨迹。
文献
⑴ K. Pomeranz ：《工业化前夕的政治经济与生态： 欧洲，中国及全球性关系》 ，该文为2001年5月20-22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行为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
⑵ 侯建新,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济南出版社，济南， 2001
⑶ 李伯重, 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三联书店，
北京，2003.5
⑷ E. L. Jones, The Miracle of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⑸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1984
⑹ R. Bin Wong，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Comell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⑺ 李伯重， “相看两不厌”——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n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评介,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3-29
⑻ Janet Lippmann Abu-Lughod, Das Weltsystem im Dreizehnten
Jahrhundert: Sackgasse oder Wegweiser? in Peter Feldbauer/
Gottfried Liedl/ John Morrissey(Hg.), Vom Mittelmeer zum
Atlantik: Die Mittelalterlichen Anfänge der Europäischen
Expansion, p. 11-37, Verlag für Geschichte und Politik
Wien, 2001
⑼ Fernand Braudel，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
义，三联书店，1996
⑽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Modern World-System，高等教育出
版社，1998
⑾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