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政治这出"戏"

入秋以来，亚洲的政局大戏连连：

泰国，在颂提将军的坦克威力下，看守内阁总理他信流亡海外，内阁重组；

台湾地区，“红衫军”有组织有计划的“倒扁”运动如火如荼，“百万围攻”声势惊人，但陈水扁始终相信“民意如流水”，岿然不动；

日本新首相安倍晋三甫上任，东亚各国冀望在其任期内，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态度能有所改变，东亚各国与日本的关系比小泉时期能有所改善；

朝鲜矢志不渝地进行了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谴责决议，中国也坚定地要求其回到六方会谈的桌上，但朝鲜称只有美国改变对朝政策才会重回谈判。六方会谈的前提又颠倒过来；…… 政治是让男人兴奋的东西，这么多生猛的政治事件，在男人圈子里自然少不了评论。夸夸其谈时，我尝试在言谈者中做一个游戏：假如你是陈水扁，你会如何选择前途？

假如你是颂提，你会否有政变之外的其他选择？游戏环节还包括：当参与者选择一种方案后，要接受听众的评价。
游戏中我发现，一些人失去旁观的优势，面对政治难题时，不知所措；一些人则说着狠话，表现出不顾其他、只为斗赢的态度，但当“狠”人面对接踵而至的道德质疑时，又辩解苍白。
这时，我才明白，政治(不是政治学)原来真的是有门槛的。
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受到两重干扰：一重是“以官为师”的传统，让我们总是幻想“政统”与“道统”的统一，总是以普世价值来评判政治行为；另一重是将一些中低层的公务(事务官)形象与政治家混在一起，看不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的处事才华。
政治的门槛，第一重是价值标准。
为什么带着普世价值、怀着理想主义走入政治领域者，皆不得善终，而另一些以普世价值评价会被归入“恶”的人却成就了政治事业？无论是对以国家利益为根本标准的国际政治领域，还是在以“民生”为终极评价的国内政治领域，政治伦理似乎都是一个让人挠头的事情。换句浅白的话说，面对政治，对错、美丑、善恶的标准是否不确定？旁观者谈论的是热闹，但身处政治圈中的人如何自处呢？他们如何平衡心中的道德律与现实？到底是不是像世人想象的那样，政治家天生就只有利益没有道德原则呢？
当然，这是一个老问题，八十多年前，马克思·韦伯创造了两个词“信念伦理”、“责任伦理”用以解答这个问题。“信念伦理”是指注重过程、手段的正义，有着“善”的目的，但不主动控制结果；“责任伦理”以结果为目的，而不顾及过程、手段的“恶”或产生“恶”的副产品。
作为一个对东西方宗教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大学者，韦伯现实地指出了世间没有一种伦理能被用来调节“性爱关系、商业关系、家庭关系和政治关系”，而“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暴力”，因而政治家只对结果负责，他们信奉的是“责任伦理”。韦伯因此尖刻地说：“为自己和他人追求灵魂得救的人，不应在政治这条道上求之，因为政治有着完全不同的任务，只能靠暴力来完成。”
后来，不少政治学者质疑韦伯的观点，认为，他的观点只会为政治之恶找借口，他关于权威的论述，也只从现实存在着手，不考虑对人类的终极效果，客观上会被用来为独裁辩护。
我倒是很理解韦伯，因为，创造这些概念本不是用来分析事实应该如何评价，政治在某个阶段的趋势是什么，他只是告诉那些想从政的人，应该看清政治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普通环境的领域，不要用普世的价值标准去规范政治行为，否则不免败亡。
只有认清了政治领域的价值标准的特殊性，才不至于只会肤浅地用“政治最脏”之类话语作无益的评价。
政治的第二重门槛，是对从政者个人素质的要求。
还是来看看韦伯的评价吧，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发表他最后也是最著名的演说— 《以政治为业》 。在演讲的末尾，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政治家的敬意，他说：“所有历史经验都在证明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
“尽管他面临的世界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仍能说‘等着瞧’，这时，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在本期开篇写这些，是因为，我想，有了对政治的认识，有了对政治家的认识，才能真正读懂我们本期奉上的“20世纪政变史记”这个封面专题，才不会仅仅从中收获一场热闹。
——mangazine.名牌11月号编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