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拉祖里
07-01-17, 22:57
萨达姆之死，罪有应得；伊拉克司法的判决是“以直报怨”，但儒者对此应“哀矜而勿喜”。
这是三层意思，不可断章取义。
关于萨达姆的罪行，世人皆知，无须多论。
萨达姆已矣，但文明不应效法萨达姆执政时期的报复。就像恐怖分子使用人体炸弹残害平民，一个伤子的以色利老人说的那样：让我们永远不要堕落到他们的水平。不要像萨达姆那样，包括不要像萨达姆那样报复杜贾尔村村民那样暴戾；不要像萨达姆那样经由省略司法程序的“审判”。儒学对“德怨”的“回报”，最有力的言说就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而不是“以怨报怨”。《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大意：有人问：“用恩德来报答仇怨，怎么样？”孔子说：“这样还怎么报答恩德呢？应该以公正报答仇怨，以恩德报答恩德。”所谓“以怨报怨”，具体到萨达姆案而言，就是：萨达姆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也该怎样对待萨达姆。这样，就可能不要司法审判，直接砍头或枪杀，并且株连亲人和乡邻。这就堕落到萨达姆的水平。儒学反对这种做法，因此提出“以直报怨”的中道。
伊拉克绞死了萨达姆，但此前有过漫长的司法审判，可以看作就是行使公正，因此应该看作属于“以直报怨”。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施政演说，也表示了这个意见，他表示联合国坚决反对赦免萨达姆，但并不同意将其处以极刑，哪怕是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理由；不过，他又同时认为：伊拉克人有决定是否处决萨达姆的权力。潘基文的意见，也体现了儒学的中道思想。他所主张的就可以看作是“以直报怨”。
萨达姆之死，是文明世界“以直报怨”的逻辑结果。儒学可以如此理性分析本案。这是一个方面。
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它直接作用于人心，因此更为重要。但儒学对此也给出了答案，不过这个答案更接近于感觉经验，而不是理性分析。
《论语·子张》：“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大意：孟氏让曾子的弟子阳肤当法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执政者放弃先王之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了解了案情的真相，就要怜悯他们，而不要因判案有功而自喜。”阳肤是曾子的学生，鲁国三桓之一的孟氏邀请他来主持司法。阳肤行前来问道于曾子。曾子所论，是宅心仁厚的长者之言，又是深得儒学三昧的大贤所言。
由此可以看到儒学的“公道-仁德”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作用于人心的。执法判案，有时会因为案情的复杂难于结案，经过艰苦侦缉后破案，往往就有“庆功”心理。儒学对此说“不”。这就将社会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表示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好比现代人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忏悔”。社会出现犯罪，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共同体间的精英如果首先有这个思想认知，就可以影响到“天下”。如此，社会的和气方才有望生成，戾气方才有望下沉。儒学没有仇恨，且化解仇恨。这是所有的激进思想所以反对儒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激进思想的实践目标有许多是要靠仇恨去推动的。儒学反对这个东西。儒学要求养成一种儒雅人格，君子人格，士大夫人格，而不是粗野人格，小人人格。
萨达姆之死，其实质，是一个人之死。是“我们”的同类之死。当此之际，“哀矜而勿喜”乃是儒学最得天道的姿态。
培根曾有论说：“为法官者应当注意，毋使本意在乎警戒的法律变为虐民之具。……在有关人命的大案中，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底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译者引罗莱《培根传》云：“当培根任皇家检察官时，有时因职责所在，不得不检举某种犯罪之人，此种人或系平常犯人或系大逆不道，然培根对之，皆甚为温和有礼，从无盛气相向之事。盖其态度对事则严，对人则恕也。”见《培根论说文集》194页）
培根这个姿态与曾子所论极为接近。西贤东贤，仁恕之心一致。
法律与人情，是历史性难题，譬如，小说《九三年》透露出的情感与法理的矛盾张力就非常有意味。其实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解决，就像小说《罪与罚》的作者也并没有解决罪与罚的矛盾一样——表面上看是解决了，其实没有；因为这个问题直接诉诸于人的良心和弱点，以及，人类自我经营的内在悲剧。
儒学在考量法律事实的同时，也考量客观事实，并对客观事实的发生有道义性思考。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突出特点。而这个特点，主要是从儒家，而不是从法家那里生成。
朱熹《论语集注》引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所论精彩。郑汝谐《论语意原》卷四对此议论道：“古之刑民，罪在民也；后之刑民，罪不在民矣。”此说有深意。民者，人也；萨达姆，当其在文明背景下走向法庭之际，也不过一“民”而已。
假如伊拉克司法不是判处萨达姆绞刑，而是判处其（譬如）终身监禁，可能更符合文明要义。要回答这个艰难的问题，理由只有一个，萨达姆已经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
也可以从儒学思想中找到决狱的答案。
孔子刑法思想在《论语》中不多见，但在其他文献中多有记录。这些记录可能真伪参半，但是考察下来，基本符合儒学思想。譬如，《尚书大传》就托名孔子对刑法问题有若干论述，表述了精彩的儒学刑法思想：“子曰：‘古之听民者，察贫穷，哀孤独，矜寡，宥老幼，不肖无告，有过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过不受罚。故老而受刑谓之悖，弱而受刑谓之溇，不赦有过谓之贼，逆率过以小谓之枳。故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与其增以有罪，宁失过以有赦。’”
“老弱不受刑，有过不受罚”，这样的儒学精神与现代英美法系精神是有价值关联的。
当然，《尚书大传》也托名孔子表示必须刑杀的意见：“子曰：‘今之听民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杀，君与臣会焉。’”
所谓“君与臣会”，是说国家最高执政要和臣下认真商议。就这个意义上说：萨达姆之死，也是公正的，因为，过程经过了伊拉克的“君与臣会”——伊拉克当局已经慎重而又公正地对待了这个案件。
儒学对此的感觉，又回到了本文提到的第一个意见：萨达姆的确罪有应得。
得出如此结论，并不是问题的终结。
真正的问题是儒学的警戒：“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个话头，现代的所有大小萨达姆们应该听一听——但我知道，他们不会听的。
这是三层意思，不可断章取义。
关于萨达姆的罪行，世人皆知，无须多论。
萨达姆已矣，但文明不应效法萨达姆执政时期的报复。就像恐怖分子使用人体炸弹残害平民，一个伤子的以色利老人说的那样：让我们永远不要堕落到他们的水平。不要像萨达姆那样，包括不要像萨达姆那样报复杜贾尔村村民那样暴戾；不要像萨达姆那样经由省略司法程序的“审判”。儒学对“德怨”的“回报”，最有力的言说就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而不是“以怨报怨”。《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大意：有人问：“用恩德来报答仇怨，怎么样？”孔子说：“这样还怎么报答恩德呢？应该以公正报答仇怨，以恩德报答恩德。”所谓“以怨报怨”，具体到萨达姆案而言，就是：萨达姆怎样对待“我们”，“我们”也该怎样对待萨达姆。这样，就可能不要司法审判，直接砍头或枪杀，并且株连亲人和乡邻。这就堕落到萨达姆的水平。儒学反对这种做法，因此提出“以直报怨”的中道。
伊拉克绞死了萨达姆，但此前有过漫长的司法审判，可以看作就是行使公正，因此应该看作属于“以直报怨”。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施政演说，也表示了这个意见，他表示联合国坚决反对赦免萨达姆，但并不同意将其处以极刑，哪怕是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理由；不过，他又同时认为：伊拉克人有决定是否处决萨达姆的权力。潘基文的意见，也体现了儒学的中道思想。他所主张的就可以看作是“以直报怨”。
萨达姆之死，是文明世界“以直报怨”的逻辑结果。儒学可以如此理性分析本案。这是一个方面。
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它直接作用于人心，因此更为重要。但儒学对此也给出了答案，不过这个答案更接近于感觉经验，而不是理性分析。
《论语·子张》：“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大意：孟氏让曾子的弟子阳肤当法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说：“执政者放弃先王之道，民心离散，已经很久了。如果了解了案情的真相，就要怜悯他们，而不要因判案有功而自喜。”阳肤是曾子的学生，鲁国三桓之一的孟氏邀请他来主持司法。阳肤行前来问道于曾子。曾子所论，是宅心仁厚的长者之言，又是深得儒学三昧的大贤所言。
由此可以看到儒学的“公道-仁德”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作用于人心的。执法判案，有时会因为案情的复杂难于结案，经过艰苦侦缉后破案，往往就有“庆功”心理。儒学对此说“不”。这就将社会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表示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担当。好比现代人说：“每一个人都应该忏悔”。社会出现犯罪，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共同体间的精英如果首先有这个思想认知，就可以影响到“天下”。如此，社会的和气方才有望生成，戾气方才有望下沉。儒学没有仇恨，且化解仇恨。这是所有的激进思想所以反对儒学的重要原因之一。激进思想的实践目标有许多是要靠仇恨去推动的。儒学反对这个东西。儒学要求养成一种儒雅人格，君子人格，士大夫人格，而不是粗野人格，小人人格。
萨达姆之死，其实质，是一个人之死。是“我们”的同类之死。当此之际，“哀矜而勿喜”乃是儒学最得天道的姿态。
培根曾有论说：“为法官者应当注意，毋使本意在乎警戒的法律变为虐民之具。……在有关人命的大案中，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底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译者引罗莱《培根传》云：“当培根任皇家检察官时，有时因职责所在，不得不检举某种犯罪之人，此种人或系平常犯人或系大逆不道，然培根对之，皆甚为温和有礼，从无盛气相向之事。盖其态度对事则严，对人则恕也。”见《培根论说文集》194页）
培根这个姿态与曾子所论极为接近。西贤东贤，仁恕之心一致。
法律与人情，是历史性难题，譬如，小说《九三年》透露出的情感与法理的矛盾张力就非常有意味。其实这个问题作者并没有解决，就像小说《罪与罚》的作者也并没有解决罪与罚的矛盾一样——表面上看是解决了，其实没有；因为这个问题直接诉诸于人的良心和弱点，以及，人类自我经营的内在悲剧。
儒学在考量法律事实的同时，也考量客观事实，并对客观事实的发生有道义性思考。这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突出特点。而这个特点，主要是从儒家，而不是从法家那里生成。
朱熹《论语集注》引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所论精彩。郑汝谐《论语意原》卷四对此议论道：“古之刑民，罪在民也；后之刑民，罪不在民矣。”此说有深意。民者，人也；萨达姆，当其在文明背景下走向法庭之际，也不过一“民”而已。
假如伊拉克司法不是判处萨达姆绞刑，而是判处其（譬如）终身监禁，可能更符合文明要义。要回答这个艰难的问题，理由只有一个，萨达姆已经是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
也可以从儒学思想中找到决狱的答案。
孔子刑法思想在《论语》中不多见，但在其他文献中多有记录。这些记录可能真伪参半，但是考察下来，基本符合儒学思想。譬如，《尚书大传》就托名孔子对刑法问题有若干论述，表述了精彩的儒学刑法思想：“子曰：‘古之听民者，察贫穷，哀孤独，矜寡，宥老幼，不肖无告，有过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过不受罚。故老而受刑谓之悖，弱而受刑谓之溇，不赦有过谓之贼，逆率过以小谓之枳。故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与其增以有罪，宁失过以有赦。’”
“老弱不受刑，有过不受罚”，这样的儒学精神与现代英美法系精神是有价值关联的。
当然，《尚书大传》也托名孔子表示必须刑杀的意见：“子曰：‘今之听民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之道，乃刑杀，君与臣会焉。’”
所谓“君与臣会”，是说国家最高执政要和臣下认真商议。就这个意义上说：萨达姆之死，也是公正的，因为，过程经过了伊拉克的“君与臣会”——伊拉克当局已经慎重而又公正地对待了这个案件。
儒学对此的感觉，又回到了本文提到的第一个意见：萨达姆的确罪有应得。
得出如此结论，并不是问题的终结。
真正的问题是儒学的警戒：“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个话头，现代的所有大小萨达姆们应该听一听——但我知道，他们不会听的。